在此次案件的诉讼中有一名律师为父亲辩护，但父亲还是成了阶下囚。事实证明，如果父亲选择私下和解，把他拥有的一切都赔偿给乔治·梅茨格，他还能好过一点，至少他不用在庭上听别人证明他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从未认真工作过、只是假装自己是个画家、高中之后就没再接受过教育、年轻时在别的地方被捕过几次、经常侮辱有正经工作的亲戚等。
讽刺的事情实在太多，足以击沉一艘战船了。代表乔治·梅茨格出庭的年轻律师刚开始其实是为父亲辩护的。他叫伯纳德·凯彻姆。验尸官审讯的时候，马力提莫兄弟把他带到父亲面前，非让父亲当场雇他做辩护律师并开始工作。凯彻姆没去当兵是因为他有一只眼是瞎的，是小时候被他的玩伴用气枪打瞎的。
凯彻姆在做梅茨格的代理律师时对父亲非常冷酷。不过，如果父亲雇他做辩护律师的话，他也会对梅茨格不留情面的。他在审讯时一直在提醒陪审团，梅茨格夫人当时正在孕中，并把腹中胚胎的孕育形容成市里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鉴于孕检结果显示胎儿是个女性，他一直用“她”来指代那个胚胎；凯彻姆没有见过“她”，但他对那个胎儿的描述详细得像是亲眼见过一般，连手指和脚趾都没有略过。
也因此在几年之后，我和费力克斯决定雇凯彻姆做我们的代理律师，对美国核管理委员会、马力提莫兄弟建筑公司以及俄亥俄河谷装饰混凝土公司就使用放射性石砖制造壁炉致使我母亲死亡一事提起诉讼。
我和费力克斯买下这间旅馆的钱就是从那场官司中赢来的，老凯彻姆还成了我们的合伙人。
在那场官司中，我对凯彻姆说：“不要忘了告诉评审团，是母亲给了我们完美的手指和脚趾，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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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败诉之后，我们没有钱给用人付工资，因此不得不遣散他们，玛丽·胡布勒和其他用人含泪离去。他们走的时候父亲还在监狱里，因此至少他不用经历这些揪心的离别。用人走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和母亲在各自的房间里醒来，不约而同地走到阳台上俯瞰一楼大厅，侧耳细听、用力吸气。
没有人在做饭。
没人在楼下做清洁，整理床铺。
监狱里的父亲所幸也不用经历这么可怕的早晨了。
一切重新开始。
那天早上自然是我做的早饭。对我来说这很简单平常。从那时起，我成了母亲的家仆，后来成了父母二人的家仆。他们在世时，从来没做过饭、洗过碗、整理床铺、洗衣服、扫灰、吸尘、扫地，甚至是购置食物等家务，都是我做的，这么忙我还能在学校里保持平均成绩在B的水平上。
这男孩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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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的男孩鲁迪·沃茨的法式焗蛋是这么做的：
将两杯量的菠菜汆熟、沥干水分并切碎，加入两汤匙黄油、一茶匙盐和少许肉豆蔻，搅拌均匀后分别放入三个耐热的碗或杯中。
每个碗里放三个水煮蛋，撒点芝士碎，放到一百九十摄氏度的烤箱里烤五分钟。
这就能够熊爸爸、熊妈妈和做饭的熊宝宝三个人吃的，熊宝宝在吃完后还得洗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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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结束后，乔治·梅茨格便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佛罗里达。据我所知，他们再也没回过米德兰市。其实他们在这里只住了很短的时间，还没来得及在这里落地生根，甚至没结识到可以在日后写信联系的朋友，梅茨格夫人就莫名其妙地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枚子弹射中了眉心。
梅茨格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尤金，一个叫简。在学校里，他们其实跟我一样被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反过来，那些父亲或哥哥战死沙场的孩子在交朋友方面也并没比我们好到哪儿去。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是被嫌恶的人，因为我们都和死亡握过手。
欧洲中世纪时期，麻风病病人身上需要戴个铃铛提醒别人离自己远一些。我们就好像麻风病病人一样，不论去哪儿，别人都离我们远远的。
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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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才发现，尤金是以印第安纳州泰瑞豪特的劳动英雄尤金·德布斯[1]命名的；简则是以伊利诺伊州塞达维尔的社会改革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简·亚当斯[2]命名的。这两个孩子比我小很多，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学校上学。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学校里像我一样受人排挤。
梅茨格一家的消息自然是从他们的律师，现在是我们的律师——伯纳德·凯彻姆那里得来的。
现在我五十岁了。三十八年前，我用一颗子弹毁了梅茨格夫人的人生、我的人生以及我父母的人生。三十八年后我才敢打听梅茨格一家的境况。凌晨两点，旅馆里为数不多的客人都睡了，我们就在泳池旁边，包括费力克斯和他的第五任新太太，凯彻姆和他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太太，和我。我的太太呢？谁知道呢！我可能是个同性恋，但我也不敢打包票。我还从来没和别人做过爱。
那天晚上他们都在喝香槟，我没喝。我滴酒不沾，除非是加在菜里的。自从十二岁误杀事件发生之后，我再没喝过咖啡或茶，也没吃过药，任何类型的阿司匹林、泻药、抗酸药或抗生素我都没吃过。这对于一个注册药剂师兼市里唯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里的常年夜班员工来说，简直称得上是奇闻逸事了。
爱咋地咋地吧。
那天晚上我为我们这群人准备了巧克力泡沫底蛋糕作为惊喜消夜。蛋糕是我前一天做的，还剩一人份的。
那晚我们自然是思绪良多，很多事不论是否私密，都有所袒露，毕竟家乡刚被一枚中子弹屠了城。如果我们没搬到海地接手这家旅馆，我们的“小孔”恐怕也就跟着一起闭合了。
其实在我们听到家乡发生致命爆炸时，我引用了一句来自富于同情心的英语老师威廉姆·考珀的诗（小时候他一直阻止我自杀）：
天行有密道，
常人不可知；
足迹植于海，
车驾凌于风。
吃完巧克力甜点，我对凯彻姆说：“说说梅茨格一家的情况吧。”
听到这话，费力克斯放下了勺子。梅茨格一家在我家里一直是禁忌话题，这很大程度上自然是出于心理上的自我保护。而今我就像拿来一盘甜品一般随意地打破了这禁忌。
老凯彻姆也被吓了一跳，他惊讶地摇了摇头，说：“我从未想过沃茨家的人会问我关于梅茨格家族的近况。”
“战后我回到家里问过一次，”费力克斯说，“只那一次我就不想再问了。战争年代我拥有过辉煌人生，积累了很多战后能用得上的人脉，那时我确信战争结束后，我就能赚很多钱，很快就能成为大人物。”
他确实是个大人物。后来他成为NBC的总裁，拥有楼顶房和豪华汽车等一切。
但就像他们说的，他的风光“结束得也很快”。十二年前，也就是他四十四岁的时候，他被NBC解雇，从此再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对费力克斯来说，这家旅馆就是天赐之幸。
“因此我回家的时候可谓是世界公民，”费力克斯接着说，“任何国家任何城市，包括我的家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可能定居也可能不定居的地方。谁他妈在乎住哪儿啊？家里只要有个话筒就行了。所以在我眼里，父母和弟弟与那些曾路过的、饱受战争蹂躏的穷苦城镇里的当地居民别无二致。他们跟我诉过苦，但在我眼里他们就像普通市民一样向我诉说烦恼，然后我向他们表达我心不在焉的同情。但这件事我真的有关心过的，我确实很关心的。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试图看到这件事好的一面，我还推测说曾一文不名的梅茨格一家在拿到百万美元的赔偿金之后过上了好生活之类的。
“我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没个性的女性之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她的脑子里长了几个肿瘤，性格才有所变化。”费力克斯继续讲道，“我在说完这些之后，她打了我一巴掌，那时候我是个播音员，身上还穿着制服。我倒没有被伤着或者怎样。
“然后父亲就冲我大吼：‘梅茨格一家用他们的钱做了什么事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他们的事！听见我说的了吗？我永远都不想再听见这个名字！我们是穷人！我们为什么要想象百万富翁的生活来扰乱我们的心智、伤害我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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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彻姆告诉我们，乔治·梅茨格举家搬到佛罗里达了。选择搬到那里是因为锡达礁市有一家周刊社对外出售，气候温暖宜人，而且离米德兰市很远。他以合适的价格买下了那家报社，然后他用剩下的钱投资了靠近奥兰多的一片空地，面积多达两千英亩。
“财富永远跟着傻瓜走，”凯彻姆在评价1945年梅茨格那项投资时如是说，“朋友们，乔治把那片不起眼的大草原登记在他两个孩子名下，如今那里建起了迪士尼乐园，那可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家庭娱乐综合设施！现在它还为那两个孩子所有呢！”
我们虽然远离海洋，但潺潺的流水声一直是我们对话的背景音乐——泳池旁的海豚雕像一直向池子里吐温水。这只海豚自酒店建成以来就孜孜不倦地工作，我们并不知道它接连何处，就像酒店服务生领班希波吕忒·保罗·德·米勒一样。我们不知道他属于哪里，只知道他是巫毒教信徒。
他说只要自己愿意，他就能让死了很久的丧尸站起来并到处走。
我对此深表怀疑。
“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他用克里奥尔语对我说，“以后找个机会让你见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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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彻姆还说，乔治·梅茨格还活着，中等收入水平，经营着锡达礁那家周刊报社。他给自己留了足够的钱生活，因此他并不在意别人是否喜欢他的报纸。其实在很早以前，他的广告商和订阅者就移情别恋，关注另外一份周刊了。那家报纸在战争、武器、男人的手足情谊等方面的观点并不像梅茨格的报纸那样另类。
所以他们家只有他的孩子是富人。
“有人读他的报纸吗？”费力克斯问道。
“并没有。”凯彻姆答。
“他再婚了吗？”我问道。
“也没有。”凯彻姆说。
费力克斯的第五任妻子芭芭拉表示，老乔治·梅茨格独居在锡达礁让人无法接受。芭芭拉在我眼里是第一位对费力克斯忠诚的伴侣，她跟我们一样，是米德兰市本地人，从小就在米德兰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她原来是X光技师，曾经给费力克斯的肩膀拍过片，他们因此相识，那年芭芭拉才二十三岁。现在她怀了费力克斯的孩子，并对这个孩子即将到来欣喜无比。她坚信孩子能够让人生更完整。
芭芭拉怀的是费力克斯第一个婚生孩子。他曾有一个私生子，战争中被他带到巴黎抚养，但现在这孩子已经不知去向。而他其他的老婆对避孕这事儿很在行，并没为他生过孩子。
接着，可爱的芭芭拉对老乔治·梅茨格的话题发表了她的观点：“但是他有孩子呀，他们敬爱他，了解到他是多么伟大的英雄。”
“他们已经好几年不理他了。”凯彻姆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满意之色。他只是喜欢看到生活变得糟糕，这是他的一个怪毛病。
芭芭拉悲痛不已地问：“为什么？”
凯彻姆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因为他这个怪毛病不再理他，并逃一般地离开了米德兰市——也因此幸运地躲过了中子弹爆炸。他们都是男性，一个在越战时期逃到了瑞典，在那里和酒鬼打交道；另外一个则没能从他父亲的母校哈佛法学院毕业，去了阿拉斯加做焊接工。
凯彻姆一脸愉悦，他的霉运和其他人的霉运一样让他舒心：“你的宝宝很快就能问你这个好问题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尤金·德布斯·梅茨格后来定居希腊雅典，弄到了几艘飘着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船，从事油气运输行业。
至于他的姐姐简·亚当斯·梅茨格，凯彻姆说她和一名原为剧作家的捷克难民住在夏威夷群岛中的莫洛凯岛[3]，现在在岛上自家牧场里饲养家马。
“她寄给我一部由她爱人写的戏剧，”凯彻姆说，“她觉得说不定我能为这部戏找到制作人，毕竟原来在米德兰市的时候，我一转身就会撞倒一位制作人。”
听到这儿，费力克斯引用了“百老汇的每盏灯下都有一颗破碎的心”这句歌词，并拙劣地对它稍加改动，替换成了米德兰市的主要干道——“哈里森大道的每盏灯下都有一颗破碎的心。”说罢，他起身去为自己添了些香槟。
前往酒店区域的台阶被一名海地画家堵住了，他在等一个去镇上寻欢作乐的旅客回来，结果等睡着了。他画过关于亚当、夏娃和蛇的画作，色彩鲜艳夺目。他也画过海地的乡村生活，不过因为他绘画的功力还不到家，因此画中人的手都揣在兜里。他的这两幅画和其他画作一起挂在楼梯一侧的墙壁上。
费力克斯没有叫醒他，而是恭敬地从他身上跨过去。但凡费力克斯看起来有一点踢他的意图，他都会惹上大麻烦。这里可不再是普通的殖民地了。在人类历史上，海地是唯一一个因奴隶起义成功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奴隶击败了奴隶主，开始自主内政与外交。这么想想你就明白了——若有外国人要让他们回归奴隶生活，他们必会予以反击。
因此在我们买下这家酒店时就被警告说，如果有白人或黄种人以一种“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方式攻击甚至恐吓海地人，他一定会进监狱。
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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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克斯去添酒的时候，我问凯彻姆那位捷克难民写的剧本怎么样。他说他没有资格评论，简·梅茨格也没这个资格，因为剧本是用捷克语写就的。“是她告诉我那是个戏剧，”凯彻姆说，“说是非常搞笑。”
“肯定比我的剧本搞笑。”我说。有件事挺恐怖的：二十三年前，也就是1959年，我参加了一个由考德威尔基金会赞助的戏剧写作大赛，我赢得了最终胜利，奖品就是我的戏剧会由专业导演执导并在格林尼治村的里斯剧场上演。那部戏的名字叫作《加德满都》，主人公就是和父亲化友为敌的奶场场主约翰·福均，最后的结局是他被葬在加德满都。
那时候我和哥哥与他第三任妻子吉纳维芙一起住在格林尼治村，我睡沙发。那年费力克斯只有三十四岁，但他已经是WOR广播电台[4]的总经理，穿从伦敦定制的西装，并即将成为天联广告公司[5]电视部部长。
《加德满都》只演了一场。对我来说那真是弥足珍贵的一晚，我得以远离米德兰市，远离一切纷扰。那种欢乐直到现在我搬到了一个我不再是“神枪手迪克”的地方后才重新拥有。
注释：
[1]尤金·德布斯（Eugene V.Debs，1855—1926）：美国劳工领袖，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创始人之一。
[2]简·亚当斯（Jane Adams，1860—1935）：被誉为“社会工作”之母，也是妇女参政运动的领袖之一，社会活动家，改革家，美国第一位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3]莫洛凯岛（Molokai）：在1859年夏威夷政府把那些麻风病患者流放到了这个孤立的岛上，用近五百五十米高的悬崖把其和岛屿的其他部分隔开。
[4]WOR广播电视台（Radio Station WOR）：位于纽约的广播电视台，创建于1922年，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属于美国四大电台之一。内容以新闻和脱口秀为主。
[5]天联广告公司（Batten，Barton，Durstine & Osborn）：位于纽约市的著名广告公司，百事可乐、百事食品、联邦快递、VISA、梅赛德斯——奔驰、箭牌等知名公司都是其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