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
恭敬地献给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硅谷设计界，他们给予我的远不止清晰的思路和直观的视野
在最近一次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活动中，我有机会听到了由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教授（Nicholas Negroponte）所讲的许多关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如何形成的故事——从他在游轮的晚宴上偶遇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到刚来美国时认识威廉·J·米切尔（William J.Mitchell）的经过，再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与其导师、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热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一起，开创了由他专职主导的这个媒体实验室。
但坦率地说，我很难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尼古拉斯所说的话上，因为他已经安排好要缩短他的演讲时间，以便我能与他一起站在讲台上，分享我在硅谷的经历。与导师们在一起时，我总是有点紧张——尤其是被邀请与他们一起演讲时。在尼古拉斯分享的一个故事中，提到了一个我那时刚刚熟悉的人名：鲍勃·诺伊斯（Bob Noyce）。
于是我开始全神贯注，因为这听起来与一个人的名字相似，这是一个在我努力理解加深硅谷历史了解的过程中最近遇到的名字：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基本上是通过麻省理工学院这个镜头来了解技术世界的。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是由其教育方案培养出来的“产品”。硅谷对我而言，很远，很远。我最早一次去硅谷是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我是第二个应聘去罗尔姆公司（Rolm）实习的人，它有个暑期带薪实习的职位（我还上谷歌搜了一下这个名字，因为我发现到后来我再也没听说过这家公司）。不过我去的是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此后每年夏天我都去达拉斯市（Dallas）实习。我人生中的下一站是离开美国前往日本学习设计，在那之后我又回到了麻省理工学院。
有时即便如此，我也得去硅谷，到那拜访媒体实验室的一些赞助商，只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活跃于欧洲、亚洲和纽约的设计界。现在我马上50岁了，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加州——在某种程度上，我通过将大部分的精力关注加州，试图以此尽可能地弥补这一遗憾。
我一直接受的教育是，如果你不懂，那就去学习。于是我浏览了无数的网页，观看了无数小时的纪录片，并认识了硅谷生态系统中无数的人。但现在我知道，如果我读了巴里·M.卡茨这本书的话，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去得到现在我所了解的：现在，设计不仅仅在硅谷壮大起来；它一直都很强大，但设计的地位从未得到过正视。
阅读巴里的这本书，刷新了我对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喜爱之情。当今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家个人电脑或打印机公司；过去，在我们这些麻省理工学院的书呆子的眼中，它是一家这样的公司：能制造出最好的示波器和计算器。在20世纪80年代，惠普公司的计算器绝对是备受推崇的——不仅仅是因为功能，更是因为其设计。那时，我并不知道设计这个词语。不过听到巴里所叙述的关于HP-35——世界上第一部手持的科学计算器的故事，想像一下人摆脱了随身携带的计算尺，肯定感到非常自由，这可能就是时下极客世界中的iPhone。
这是巴里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谈到的：每一间高科技公司中一个由设计驱动的小小革新，如何结合了硅谷中每一个新生的设计机构或设计顾问公司，如何结合了其附近某个学术机构的每一次转变，如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而不只是斯坦福大学，是怎样为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贡献出一或两个关键的毕业生的。随着每一位新遇到的人类学家、游戏设计师、金融家或大胆的英国年轻人比尔·莫格里奇（Bill Moggridge），他有机会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开办了一间事务所，只是因为一个模糊概念，即“电脑的事”可能会有大发展，这其中相关的和持久的是，在更壮阔的画面中每一个人在这几十年中坚持到底的重要性。
硅谷的设计生态系统是在一个真正的大熔炉所养育出来的，这里面有与惊人的技术专家同心协力的创意学科，它引发了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那些可能性，使他能够多次地给予我们“还有件事儿”——只是为了那些爱好电脑的科学家和教授们的欢呼喝彩，也是为了业余爱好极客的人，还有大学学生、平面设计师、建筑师，各式各样的商业，以及祖父母辈及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通过巴里第一手的直接经历来研究硅谷生态系统的演化，其多样性变得更加确凿。扫视一下巴里所采访过的所有人，虽然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用自己创造的这段历史充分说明了这本书的重要性。
转回到罗伯特·诺伊斯上，我是在研究凯鹏华盈风险基金（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这个风险投资企业的发源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名字，目前我是其合作伙伴之一。它座落在神秘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上，巴里在他书中的其中一个章节提到过，这是当年年轻的拉里（Larry）和谢尔盖（Sergey）为了创设他们的搜索引擎公司，即现在知名的谷歌公司（Google），从而转向一间风险投资公司求助。研究凯鹏华盈风险基金的历史中，我与“八叛传”当中的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一起来到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以及“八叛徒”（Traitorous Eight）创立的故事当中。通过钻研其历史，我了解到这群人的领导，是一个带有电影《十一罗汉》中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的风格、有魅力且有才华的技术专家——罗伯特·诺伊斯，他后来与他人共同创办了英特尔公司（Intel）。
尼古拉斯分享了他在媒体实验室的前身创建特殊图像技术的最早回忆，当时他们如何地总是缺乏内存条，因为很昂贵又难以获得。幸运的是，尼古拉斯在半导体行业中有个特殊的“天使”，这个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会不时地降临，“鲍勃·诺伊斯偶尔会经过麻省理工学院，并且会毫不客气地递给我一个皱巴巴的棕色午餐袋，里面装满了内存条，很像你的舅舅给你带来一袋糖果”。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某种“咝！”一样的电流，这是当多个世界碰撞和连接时内心的感受。我立即感觉到我的麻省理工学院世界和硅谷在核心处连接起来。我于尼古拉斯，尼古拉斯于罗伯特·诺伊斯，罗伯特·诺伊斯于尤金·克莱纳。而尤金·克莱纳，通过凯鹏华盈风险基金，在硅谷返回到我这里。
而就在这一声“咝！”的时刻，我终于明白了巴里在早几个月前的兴奋，当时是我第一次到硅谷居留。直到那一晚我才认识了巴里，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教师俱乐部为我们安排了晚餐，庆祝我加入凯鹏华盈风险基金成为“设计合伙人”——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分享我们共同的亲爱的朋友、已故的现代笔记本之父比尔·莫格里奇（Bill Moggridge，1945—2012）的故事，不过巴里会经常把话题转回现实中，认为我加入了硅谷中一家非常特殊的风险投资公司。当时我丝毫不知道他充满热情的原因，但现在看来他眨着大眼的兴奋感是有意义的。巴里预见了设计领导人将被邀请到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他知道风险投资空间是最后一块尚未被发现的领域，那天晚上他正感受着他自己的“咝！”
假如你在硅谷多次的全盛时期居留过这里，你会喜欢这本书中巴里告诉你的诸多故事，并会体会到更多的“咝！”。假如你像我这样，总与硅谷保持一个手臂长度的距离，当你看到世界连接内心时，以及直接连接你可能记得的人，或者你接触过的公司，甚至是你目前正在与之合作的公司，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咝！”时刻。
很明显，设计在今天的技术消费中发挥着一种作用，它一直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虽然并不明显。这本书有能力很好地扩大“创新生态系统”，跨越芒山景城廷维尤（Mountain View）、帕洛阿尔托（Palo Alto）、门罗帕克（Menlo Park）、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圣何塞（San Jose）和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边界。通过学习这本罕见的有关学识和友谊的书，我希望你和我一样能很幸运地感到愉悦。我真的很自豪能与这本非凡的书联系在一起。
约翰·梅达，设计合伙人
凯鹏华盈风险基金
加利福尼亚州门罗帕克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