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公里长的深谷快被暴雪填满了，火车头枉然地喷着蒸汽。
车厢起初还抖动几下，接下来便一动不动了，如一条冻住了的长蛇僵在雪窝子里。糟糕的是，这一会儿车厢里的暖气竟停止供应了。
这可受不了，不走运的旅客们不得不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全披戴身上，跺脚声响成一片……一直站在窗边的中年人，此刻正用胳膊肘儿使劲擦玻璃窗上的霜花，从表情上看，他的心情显然不像别的旅客那么糟糕。女乘务员过来了，要大家理解，暴风雪太大了。
中年人问她什么时候能通车？乘务员要他忍耐一下，估计很快。很快是多少时间？大约……对不起，还得几个小时吧。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吧。
那好，中年人指了窗外山坡黑影绰绰的的村庄说，我弟弟就在这个村子里支教，好几年没见面了，我身体好，保证来回二个小时足够了，见他一见，我保证不会出事儿。
请原谅，那是不可以的，谁都不能下车。
中年人想了一下，只好又给弟弟打电话了。弟弟说，我现在正准备过去看你。还核实了一遍车厢及座位号。
撂下电话一会儿，不料情况发生了变化：乘务员跑来告诉大家找地方烤火去，硬挺会冻出事来的，车长都联系好了。都下车，就到那个村子去。
这如何是好，中年人想让弟弟别过来了。电话里只听见弟弟说了个“好”字，电话就断了，再也接不通了。车里一个人不留，东西都放在原处。中年人坚持说，那我一个人在外边等弟弟好了，也不准。
他只好和大家互相搀扶着走。
村庄并不算远，不到半个小时就走到了，他们这一车人刚好是去学校。学校的孩子们刚放了假，教室里的火炉子是烧木材的，噼叭作响烧得很旺——旅客们围了上去。又送来了热水和一些吃的。
这时候中年人早找了一小圈了，没找到弟弟。只见他赶紧往收发室跑。一开门就问那里的老大爷，薛老师在哪了？老大爷很热情，健谈。
一边让他喝水一边说，你是记者吧？我们薛老师可是地道的大好人哪，事迹多了去了，你知道吗，我们村留守儿童那么多，天天围了他转，都把他当亲人了。薛老师好几个春节都没回家，就在这和孩子们一起过的。
大爷，我问他到哪去了？
这还用说，像薛老师这种人还不是哪困难哪危险就到哪去。去年暑期，他本来准备好了要回家看看老父母，可到底没回去，到哪了？到四川地震灾区当义工去了。
大爷，我问你老人家，薛老师现在到哪去了？
不是说了嘛，现在山下铁道上有险，没等村里号召，他先就领一帮人去抢救了。山谷里铁道线上的雪有四五米厚。都是气候异常引起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还没什么成果。噢，对了，老人家转身拿出一个文件袋来，说，我这有薛老师留下的东西，全是奖状什么的，还有信，说他哥哥一会可能来，交给他。
我就是呀，大爷。
哎呀，怪不得看着这么眼熟呢，瞧这眉眼儿跟薛老师一个样。
中年人接过弟弟的东西看上了。大爷伸手拍中年人的肩膀，说，贵人自有天助，贵人的贵人也是贵人哪。你弟弟可真是个好人，他们大学生支教快到期了，我们学校孩子们的父母大都是在外打工的，这些可怜的留守儿童都怕他走……大爷竟然抹起了眼睛。
中年人想劝还没劝呢，乘务员风风火火地找过来了，催促中年人快集合了。
中年人想给弟弟留下点东西，想了一会儿，掏出钢笔写了四个字“见字如面”，连同笔一起托大爷交给弟弟。
往回走，中年人心情挺复杂，但他还是和上来的时候一样搀扶着那位老太太别跌倒了。
老太太看出他的脸色来了，不知咋劝他，就说，你看，天终于出日头了。是的，出太阳了。
十二月的阳光穿透了灰暗的云层倾泻下来，几公里长的大山谷里一片繁忙。穿戴整齐的解放军、消防队不必说了，还有那么多的老百姓一起奋战呢。一上了车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通上暖气了。
中年人使劲往外瞅，盼望能看到弟弟一眼，哪怕一眼。可直到列车缓缓启动，他也没见到弟弟的影子。车厢内外都在招手，有的旅客还喊起了“解放军万岁”。阳光在雪原上闪烁。那么多人拄了铲雪工具，在铁道边的雪窝子里挥着手臂。
中年人凝神看着，觉得每个人都是那么亲切，都很像自己亲爱的弟弟……他忽然揉搓了一下眼睛，寻思自己是不是眼花了，他看见外边站住的人群中，有一个小伙子在随了车跑，还挥手……他问对座的的老太太，对座说，她也看见了，是有一个小伙子跟了车跑。
那是我弟弟。你弟弟？是的，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中年人眼睛有点湿润了。
他想起来弟弟留给自己的信了，掏出来，上边也是“见字如面”这么几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