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那辆旧巴士又喘又咳地驶过黑夜，爬行过大量路段在施工的叙利亚一号公路，中间只有跟乘客商量过停了一次，是为了晨祷。
最后到达边界时，移民局和海关人员检查了撒拉森的文件，上下打量他，一知道他是医生，就对他颇为尊敬。但就算他们费事搜索他，也绝对不会发现那四个小玻璃瓶——瓶内的物质已经藏在一个找不到的地方，就是撒拉森的血管里。
撒拉森离开大马士革的那个小浴室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从医药包里拿出一根特殊的双叉针，沾了那些小瓶里的溶液，在上臂又刺又刮，直到自己流血为止。他知道那个剂量是平常的四倍，但他打算要尽可能让自己有最安全的余裕。他把手臂包扎好，穿上衬衫，空玻璃瓶则压碎到难以辨识的程度。他在搭巴士前跟着餐点垃圾一起丢掉的，就是这些玻璃碎片。
在边境通关时，一如之前的预料，他已经开始发烧、流汗，而且头痛欲裂。他只希望在严重恶化之前，能够抵达贝鲁特的一家便宜旅馆。他所感觉到的症状，就跟两百年前一个英格兰小村里的小男孩一样，当时他是第一个接受当地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所想出治疗法的人。詹纳医生是疫苗接种的先驱。
而撒拉森所做的，就是接种疫苗——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闯入一个化学武器实验室，杀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只为了偷疫苗。而真正奇怪的是，在浴室里，他接种的疫苗所要防止的疾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因为三十年前，这种疾病就已经从地球上绝迹了。
然而，在绝迹之前，它是人类所知最灾难性的疾病，害死的人数超过战争及其他原因。直到1960年代，每年都有两百万人因而致死。这种疾病的拉丁文学名是Variolavera，一般俗称则是天花。
由于天花病毒完全绝种，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还有疫苗——除了研究机构和秘密武器实验室，现在已经不需要疫苗了。当然，除非你像撒拉森，正在计划要合成这种病毒，担心在这个几乎不可能的过程中，只要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被感染而死亡。因此，你必须找到一种最先进的疫苗，确定经过了周密的测试、可以证明是有效的。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尽量犯错没关系。
不是所有的疫苗都会生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撒拉森为了要弥补这点，而且如同前面所说的，要尽量保护自己，所以把剂量增到四倍。难怪他觉得想吐，但对撒拉森来说，发烧是个好消息，这表示他的身体已经受到挑战，他的免疫系统正在动员，要对抗入侵者。也就是说，疫苗已经发挥作用了。
一名移民局人员正等着面前的计算机检查撒拉森的护照时，附近有个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等到有人去接，然后转达关闭边境的命令时，那个官员已经挥手让撒拉森过关进入黎巴嫩了——这名男子使用假名和真护照，同时身上的免疫系统正壮大起来，要对抗世上最致命的病原体。
24
我无法否认，那个感觉在心中已经滋长好几天了。我并不完全相信命运或天注定这种事，但离开“战斗小子”没多久，我走在曼哈顿的黑暗街道要回家时，忽然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觉得某种自然的力量朝我袭来。
我回到自己那套长期带着孤寂气氛的公寓，开始翻找从巴黎带回来的那些行李。跟“战斗小子”告别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要处理掉几百件威胁我生命的政府公告，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班和玛西，要求他们把发现的东西交给我。坦白说，我不认为“战斗小子”或我自己会有时间或技巧去复制他们的工作。最后我找到了：认识他们夫妇那天我穿去雅典娜广场酒店的那件西装外套，口袋里装着玛西给我的名片，当时我还拿得很不情愿。
那天晚上太晚了，不宜打电话给他们。但次日傍晚，我就拨了电话过去，来接的是玛西。
“我是彼得·坎波，”我冷静地说，“我们在巴黎见过。”
“你没等很久嘛，”她说，惊喜极了，“真高兴你打来了。你现在人在哪里？”
“来纽约待一阵子，”我告诉她，还是很小心，“你和你先生跟我提过那些有关斯科特·莫道克的调查资料，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愿意交给我？”
“今天晚上不行——我正要出门跟他碰面，一起去看电影，明天晚上我们要跟朋友吃晚饭。星期五怎么样？7点左右？”
还要多拖两天，比我期望的久一点，但眼前我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我谢了她，记下地址后挂断。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熟稔谍报世界的各种技艺，而且之前说过了，我曾受训要在其他人可能死掉的状况下存活，因此我应该合理地假设，接下来可能会碰到突袭。但我没有——一个在皇后区长大的高中老师唬过了我，我甚至连怀疑都没有，直到我踏入了他们家。
里头灯光柔和，音响里播放着披头士的歌《嘿，裘得》（Hey Jude），室内充满了家常菜的香味，餐桌上已经摆好三个人的餐具：我是被邀请来吃晚餐的。我猜想他们整晚都会逼我改变心意，去主持布瑞德利的那个学术研讨会，但我逃不掉，因为有人花了好几个月整理出你一生的相关档案，而你想求他们把档案给你。
“你们不该费那么多事的。”我说，尽力挤出微笑。
“这是我们起码能做的，”玛西回答，“想想我们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布瑞德利出现了，跟我握手，问我想喝什么酒。但我正处于周期性的“停止并结束”阶段：我决定纽约是个新开始，是设法戒毒的绝佳机会，而且这回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我甚至拿到当地匿名戒毒协会的聚会时间表了。总之，我的个性容易成瘾，做任何事都无法适可而止，连喝酒都不行，所以我也发誓一并戒酒。这一夜将会很漫长了。
布瑞德利拿了瓶矿泉水给我。趁着玛西去厨房检查晚餐时，布瑞德利给自己倒了份烈酒，同时带着我走向宇宙尽头的那个白房间。只不过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土耳其基里姆织毯铺在地上，窗帘重新挂起来，房间里所发生过那场绝望戏剧的唯一痕迹，就是放在角落的物理治疗设备。
设备旁放了几十个档案箱。布瑞德利指着微笑。“这就是你的一生，莫道克先生。”
我弯腰浏览着，对他们研究的范围之广非常震惊：那些箱子里装满了计算机打印稿、储存数据的磁盘，还有各式各样的复印件，从考菲德学校的纪念册到联合国各局处的年度报告都有。我随手拿起一个档案夹，里头是他们的一份总清单，列出我曾经使用过的化名，那些名字忽然勾起我一波回忆。
布瑞德利看我翻着那些纸页。“玛西和我讨论过，”他说，“你介意我们喊你斯科特吗？”
“彼得·坎波有什么不好吗？”
“我只是觉得……至少我们私底下，喊你的本名比较好。我们一直用这个名字想你的。”
我看着他。“问题是，班，斯科特·莫道克也不是我的本名。”
布瑞德利瞪着眼睛，试图评估这个信息。我是在撒谎，想玩最后一次花样，害他们偏离原先勤勉遵循的那条轨道？或者这只是我耍幽默的烂招？
我指着那份化名清单。“那名字就像其他的。只是另一个假身份——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就用不同的名字。”我耸耸肩，“这就是我的人生。”
“可是……你在学校时就叫斯科特·莫道克……那是小时候……是你进入谍报世界的好多年前了。”他说，更困惑了。
“我知道。没有人会选择那样的人生——但反正结果就是这样。”
我看着布瑞德利迅速思考着——我儿童时代的名字根本不是本名，父母亲的两场葬礼我都没参加，而且我似乎没有继承到任何莫道克夫妇的财富。他看着我，明白了：我是领养的，我根本就不是比尔和格蕾丝的亲生儿子。
我对他微笑，但其中毫无喜悦的成分。“很高兴你们查到斯科特·莫道克为止，没再往前追。到格林威治镇之前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班——我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毫无疑问，他明白这是个警告。底特律八里路贫民区的那三个房间、在我记忆中逐年褪淡的那个女人的面容、她赐给我的本名——这些是我的核心，也是仅有的、无可置疑属于我的事物。
“谁在乎名字呢？”布瑞德利最后终于说，微笑着，“那我们叫你彼得就好了。”
玛西喊我们吃晚饭了，于是这个夜晚朝向我完全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首先，她很会做菜，如果绝妙美食不能让你有好心情的话，那你大概曾经是个超级大胖子，现在忌口得很严重。此外，他们绝口不提那个学术研讨会，我不得不承认，看起来他们根本也没打算再邀我参加了。我开始放松，然后忽然想到，他们对我的背景了解那么多，因而至少对他们来说，眼前就像是跟一个老友共进晚餐。
布瑞德利对于我写的那本书和里头写的案子有许多问题，玛西看着她聪明的丈夫拼命追问那些我被禁止提起的细节，显然看得很乐。有回布瑞德利追问得紧，她忍不住大笑起来，说她这辈子没看到他这么火大过。我看着他，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当有人逗你大笑，当他们邀你来家中尽力招待，当他们给你几十箱可能救你一命的数据，当他们帮忙把那些纸盒搬到楼下街边、且帮你放上一辆出租车，当你站在曼哈顿的一盏街灯下、唯一等着你的就是诺荷区一户冷清的公寓，当你迷失在自己的国家，整个世界的前景黯淡，当你无可避免地感觉到往后的未来可能不会太愉快，当他们微笑跟你握手、谢谢你的光临，还说他们不晓得你的联系方式，这时你真的很难做决定。
我暂停一下，过往所有的技艺和经验都告诉我要写下一个假的电话号码，带着他们的研究资料上车离去。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们了。但我想到他们款待我的温暖，想到布瑞德利开心沉醉在他为这一晚所挑选的音乐中，于是，很抱歉，我办不到。我拿出自己的手机，叫出号码显示在屏幕上，看着玛西记下。
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们会打电话给我，我们会去看电影，或是去夜店听布瑞德利喜爱的那些老乐师演奏蓝调音乐，打发掉一个夜晚——总是只有我们三个人。感谢老天，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帮我介绍个女伴，或是打破惯例去提布瑞德利的那个研讨会。
在那段时间里，布瑞德利历经了一连串身体和心理的测试，通过评估，终于得以放心重返工作岗位。他的脚还是有点跛，也因为如此，他的职责变得比较轻，但有时候（通常是深夜），他就会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过去一个犯罪现场，他觉得有某些元素我可能会感兴趣。在某个晚上，他留了话给我，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例行的戒酒十二步骤聚会。此时我已经改参加匿名戒酒聚会——就像托尔斯泰可能会说的，药物成瘾者都有同样的状况，但酒精成瘾者则有各自不同的疯狂。匿名戒酒者的聚会有趣得多，而我决定，既然要花时间去参加这类聚会，那还不如找点乐子。
那个聚会是在上西城一间破旧教堂的大厅举行的，结束后，我离开了其他在门厅间逗留的难友，独自往西走，享受着不合季节的温暖夜晚，直到我看到高耸的哥特式建筑达科塔大楼，才想到要看一下手机。我看到布瑞德利的手机号码，猜想他一定又是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案子了吧，于是当我按下播放键、听到他的留言时，觉得非常惊讶，因为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头一次跟我求助。
“我手上有个谋杀案非常奇怪。”他在留言里说，但是没有多作解释，只说遇害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然后他给了我一家肮脏旅馆的地址，要我去那边找他。
那家旅馆叫作东城旅店。
25
89号房那桩命案的女凶手利用我的知识、我的经验、我的头脑，谋杀了一个人，于是让我成为这桩命案的附件，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可不打算对这种事袖手不管，所以一等验尸处的助理把“埃莉诺”的尸体装进尸袋、拉上拉链，我就走出那个房间下楼去，发现自己好久以来没那么生气了。
在接待柜台附近的一个小凹室，我找到了通往经理办公室的门。阿佛瑞兹离开时锁上了，或是其他年轻警探锁的，于是我后退，一脚用力踹向门柄下方的木门。
木头碎裂的声音引来了一个警探。“我是跟布瑞德利一道的。”我说，口气里带着十足的权威。他耸耸肩，我踢开门，走进那个混球的巢穴，里头散发着体臭和烟味混合的臭气。
在那片污秽中，有个高高的金属档案柜被旋转歪放着，露出地板上的一个隐藏空间，里头是个沉重的保险箱。那个帮警探开锁的小偷是专家，一定很清楚该去哪里找，也已经破解了密码锁，打开了保险箱的门。
里头除了现金和文件之外，是一堆计算机打印的旅馆账目、两把廉价手枪，还有一大堆不同颜色的小袋。我抓起几袋拿到灯光下，绿色的装了可卡因；黑色的装了快克可卡因；冰毒则是装在冰蓝色袋子里，很合适。其他颜色表示其他产品——就像任何管理良好的仓库一样。那个混球真是埋没了他的天分——他该去当沃尔玛超市的经理才对。
看着那些藏匿的存货，要说不心动是撒谎，尤其是黄色小袋子中的强力止痛药羟考酮。我伸手想翻一下看有多少——你知道，只是出于好奇。但奇怪的是，我的手在碰触到它们之前停了下来，然后又缩回了手。谁说十二步骤的戒酒计划是浪费时间呢？
我从保险柜里拿起那沓计算机打印数据，放在房间里破旧的办公桌上。三十分钟后，布瑞德利找到我时，我还坐在那里翻看着。
“你在做什么？”他问，靠在门框上，那张脸累得像一张凌乱的床。
“帮忙啊。”
他惊讶得精神一振。“我还以为你退休了呢。”
“我是退休了没错，但就算我老派吧。有人利用我写的一本书，谋杀了一个年轻女人，这点激怒了我。”
他走进来，小心翼翼地坐在一张椅子上。他跟我说过，他猜想那条腿大概这辈子都会是他的困扰，现在累了更是如此。
“你应该回家休息一下，”我说，“你们的人结束工作了没？”
“半个小时前就结束了；现在正在收拾打包。找到什么了吗？”他问，指着散落在桌上的那些文件。
“是啊。”我把一沓纸推向他。“这是89号房的档案。你的警探们大略看过了，他们说得没有错——她是一年多前搬进来的，预付了房钱。但是细节一团混乱，根本没有任何特定日期。我猜想他们是故意乱记的……”
“以防万一有人来查税？”布瑞德利插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