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也没错。所以我去查了毒品保险箱的最底层。查到了真正账目的打印数据。记得很完美，每一分钱都很清楚。
“不清楚不行，因为这个账目是给旅馆老板看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要是那个混球经理想在中间做手脚，老板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我指着之前自己标示出来的其中一处。“你从这里看得出来：凶手是在9月11日搬进来的。”
他皱巴巴的脸上闪出惊奇，身体前倾，仔细看着那笔账。“你确定？”
“确定，有个时间戳印显示，她是在5点左右登记入住的。那就是世贸双塔倒下的大约六小时后。
“当时你还在动手术，班，但我猜想，就跟我一样，你后来阅读到各种关于那天的报道。整个区域成了一片战场，灰烬不断落下，人们拼命奔逃，每个人都觉得还会有更糟的事情要发生。
“在她登记入住前的那几个小时，空气中烟雾弥漫，感觉上就像夜里，汽车被弃置在路上，四下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只有警笛声。
“我还记得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一个神父走在街道上，呼吁大家做最后的告解。那一整个是末日的气氛，而且根据这些计算机打印数据，就连东城旅店的皮条客和妓女也感觉到了。前一夜，有九十个房间出租。但是11日晚上，只有六个房间。整个旅店，甚至整个这一带，人都跑光了。
“但是我们的凶手却来到这里。她一定是走路过来的，在那片毁坏中设法跋涉。想象一下，班，她被落尘搞得一身脏，大概根本认不出来，她的鞋子几乎被热烫的灰烬烧穿了，或许脸上还包了一条印花围巾，好挡住热辣的浓烟。
“终于，她走进前门，拿掉印花围巾，她要到次日早上才开始伪装，这表示那个经理是唯一知道她长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还记得的话。但我们现在也找不到他了。
“她跟他说，她要一个房间。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她不属于这里，但她已经知道自己会住下来了——那些打印数据显示，她预付了两个月的旅馆钱。”
我把那些账目细节资料推开。“为什么，班？”我问，“为什么她要做这些事？难道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全纽约只剩这家旅馆了？她几乎就是走过一大片热炭，只因为她太喜欢这里？”
布瑞德利从桌上留下的一包骆驼牌香烟里抽出一根。有时他就是喜欢手里拿着根香烟。我心里提醒自己，有机会要找他谈谈戒瘾十二步骤的好处。
“从一堆账目里头，你就推出了这一切？”他佩服地问。我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最后他终于说，“完全猜不到。”
“我也是，”我回答，“但那天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对她来说改变了一切。”
他耸耸肩。“当然了，对很多人来说，一切都改变了。”
“没错，但其他人没有住进东城旅店。她是决心隐藏身份，跟过往的一切完全切断。我想她是那天做出决定的——决定要谋杀某个人。住进东城旅店只是准备工作的开始。”
布瑞德利看着我，知道这是个坏的发展：一个人花了那么多时间筹备一桩罪案，就不太可能会犯什么错。他的双肩垮下来，想着往后漫长的调查，加上他那条腿的痛楚，就足以让他看起来像是要爬上床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看到有人经过门外。“彼得森！”我喊道，“外头有巡逻警车吗？”
“我可以弄一辆来。”他喊回来。
“把你的长官扛到肩膀上，”我说，“送他回家。”
布瑞德利抗议，但我打断他。“你自己也说他们已经在收拾打包了——这个案子反正今天晚上破不了。”
彼得森从没听过布瑞德利被人使唤，这会儿乐得无法隐藏他的开心。他弯腰像是要遵照我的命令，但布瑞德利把他推开，跟他说那辆脏兮兮的巡逻车上总是有空位的。
彼得森朝我微笑。“那你呢？需要搭便车吗？”
“不必费事了，我可以自己回家。”我说。不过这不是实话——我没要回家，我要去我认为凶手在9月11日那天开始她旅程的地方。我要去世贸中心原址。
26
我去过很多可怕的地方，但没有一个像十六英亩大的世贸中心原址这么奇怪。这里是个大工地。
从世贸双塔被攻击到“埃莉诺”被谋杀的这段时间，整个区域成了一个大坑，搬走了将近两百万吨的瓦砾，好为重建做准备。
最终，新的高耸建筑物将会在这个伤疤上重新站立起来，而这些建筑物上将会有纪念牌记载着死难者的姓名，直到一段时间后（而且比我们大部分人都以为的更快），人们就会匆忙经过，几乎忘了他们走过了这块神圣的土地。
但在这个安静的星期天，这片广阔的空地，却是我毕生所见最感动的景象之一：这个地方的孤寂与凄凉，无言诉说着以往所失去的，比任何雄伟的纪念碑都更清楚有力。从观景平台看着这块空地，我明白了那场攻击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头，因而这个建筑工地成了一块空白的画布，一面空荡的屏幕，让我们投射自己最糟糕的种种记忆。
我心碎地再度看到了”9·11”那天亮蓝的天空和焚烧的高楼，我看到人们在破碎的窗子里挥手呼求着永远不会来的帮助，我看到受伤的人奔跑在充满烟尘的街道上，我听到大楼垮下的轰然巨响，我看到救援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手臂上，以防万一他们从废墟里被拉出来时可以辨认身份。我闻到那天的气味，重新体验那天的状况，设法想跟那两千七百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的灵魂说些话。两千七百人——超过一千人的尸体至今没有被寻获。
任何能找到尸体的，都是奇迹。在八百二十摄氏度，人类的骨骸烧上三小时就会化为灰烬。世贸中心大楼的火灾温度高达一千一百摄氏度，而且持续了一百天才完全扑灭。
据《古兰经》里头说，取走任何一条性命，都会摧毁一个宇宙，而我眼前就是证据——两千七百个宇宙在短短几个小时间粉碎了。那是众多家人的、子女的、朋友的宇宙。
随着太阳出来，带来了光亮，却没有带来太多暖意，我离开观景平台，开始走路。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找什么，大概是灵感吧，但我毫不怀疑，那个凶手在东城旅店展开她的旅程时，路线跟我现在走的很接近。
要去那家旅馆没有其他办法——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双塔时，纽约港务局就封锁了所有进入曼哈顿的桥梁和隧道；曼哈顿的公交车、地铁和道路要不是停止行驶，就是大塞车；一百分钟后，市长下令疏散整个坚尼路以南的地区。那个凶手能抵达东城旅店，表示她当时一定就已经在这个区域里了。
我边走边试图想象，那个星期二早晨的9点左右，她为什么会在这一带——或许是来上班，或许是要去南塔顶楼观景台的观光客，或许是送货卡车的司机，或是一个罪犯约了要去双塔里面的某个律师事务所跟律师碰面？我不断问着各种可能性。如果我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知道我就成功一半了。
尽管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找什么，但我也绝对没想到自己会发现的。
我揣想着那个凶手当天的行动，想得出神了，因而花了一分钟，才注意到小径两旁的那些小祭坛。对于千万名无法领回挚爱死者遗体的亲友们，世贸中心原址似乎代替了墓地。在攻击发生以后的数个星期，他们天天来到这里，沉默站着思考、缅怀、试图理解。但过了几个月后，他们就只会在周年纪念日和生日、感恩节和其他节日来访，很自然地，他们会留下鲜花、卡片和小纪念物。这些祭坛现在就沿着围篱和小径两旁散布着。
几乎就在我旁边，有几个柔软的玩具，是三个年幼小孩留给他们亡父的。一张小孩的合照钉在围篱的铁丝网上，我停下来看——最年长的小孩想必是七岁左右。在照片中，他们放开了几颗气球，于是，根据他们手写的卡片上所说的，他们的父亲就可以在天国收到这些气球。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几个祭坛，是年老的双亲为亡故的子女设立的。我阅读着心碎男人们的诗句，看着怒不可遏的女人们所制作的照片拼贴。
但是很奇怪，身处于这么多忧伤中，我并不觉得沮丧。或许我错了，但我觉得在这片忧伤中，似乎还散发着人类精神的胜利。我看着四周这一切，都是破碎的家庭要坚持撑下去的承诺，我阅读着有些人冒着性命危险去救未知陌生人的事迹，我看到了好多殉职消防员的照片，多到我都数不清了。
在众多的自制纪念物间，我突然停住，低下头。我不是在祈祷——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是被这么多人的死亡弄得格外震惊。我去过奥斯威辛和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也去过凡尔登战役的藏骨所，大规模的死亡早就无法让我吃惊了。但这么多真诚的勇气令我感到谦卑——大概是因为我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还年幼的时候，就经历过疼痛和苦难——小时候，我妈在家中被杀害时，我就在屋里面。别误会，我并不特别害怕死亡，我只要求自己死的时候，能够迅速而利落。我一直很害怕会像我母亲那样被伤害，很害怕无法停止疼痛——那是人生尽头等着我的秘密恐惧。
我看着周围这些追念平凡人勇气的祭坛，再度想起自己并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于是我转身打算回家。此时我看到了——一块挂在铁丝网上的白色板子，半藏在小径的转弯处，很容易忽略掉，但碰巧东升的太阳照在上头发出闪光。那块板子底下摆的花束比一般的多，于是我被吸引过去。
板子上小心翼翼地写着八个人的名字，有男有女，同时还附上照片。上头的标题说，他们是从倒塌中的北楼里，被一名纽约警察救出来的。其中一名获救女人的十来岁的女儿建立了这个祭坛，向这位男子的勇气致意。那个少女列出了那个警察所救出的人，其中包括：一位穿着套装的女律师，一名家庭圆满、事业得意的债券交易员，一个坐轮椅的男子……
坐轮椅的男子？我喃喃自语。我的眼睛朝板子下方看，找到了那个救出他们所有人的警察的照片。我当然认得他——班·布瑞德利。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现这件事。
当初在巴黎认识布瑞德利时，他说自己曾被困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里，我于是以为他当时刚好有事在大楼里，但我弄错了。那位少女说出了真正的情况。她说9月11日那天，她在富尔顿街看到了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北楼有一大块冒出火焰，像个巨大的伤口。
随着瓦砾如下雨般降落，每个人都开始逃离那一带，布瑞德利却把警徽别在衬衫领子上，脱掉外套，冲向北楼。就像纽约市本身，那是布瑞德利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他最美好的时刻。
他进出北楼五次，每回都爬紧急逃生梯上楼，跟往下的人群逆向——设法想看自己能帮上什么忙，能救什么人。中间有一度，来到三十楼的电梯口——此时开始有人往下跳，当天总共有两百人跳楼身亡——布瑞德利不得不脱下衬衫掩住口鼻，才有办法呼吸。在这个过程中，他唯一能够用来表明身份的警徽掉了。
他预料到会有最坏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冲进一个空荡的办公室，找了一支马克笔，把自己的名字和玛西的电话号码写在手臂上。他望着窗外，无法置信——一百二十英尺外，南楼也开始崩塌了。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南楼也被另一架飞机撞上了。
他跑向A逃生楼梯，此时有人跟他说，有一名坐轮椅的男子在很多层楼上，等待救援。多亏那位少女的叙述，我才知道布瑞德利就是大喊着征求志愿者的中年男子，他带着其他三名男子上楼，找到了那位残障的轮椅男子，然后抬着他的疏散椅爬下六十七层楼。
那个少女写着，这五个人来到二楼，设法把疏散椅和那名残障男子搬到外头。他们担心大楼会倒塌，纷纷奔跑逃命去了。其中一个救援者块头很大，是个年轻的保险业务员，他知道其他人都筋疲力尽，就放下椅子，把残障男子扛在自己肩上。他朝布瑞德利和其他两个人大喊——一个是安保警卫，另一个是外汇交易员——要他们赶紧自己跑。
两分钟后，世界崩塌了——北楼像是被剥皮般整个垮下来。在那两分钟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随机的，包括死亡——那位保险业务员和残障男子在一处空荡的门口找到掩护，于是毫发无伤地躲过了落下的瓦砾。十英尺之外，那名安保警卫被一波碎石直接击中，当场死亡。布瑞德利和外汇交易员则扑到一辆消防车底下，整个被埋在一座水泥山里头。
他们困在那个气穴里，当时布瑞德利紧握着那位三十二岁、身价百万的外汇交易员的手，听着他临死交代要转告家人的遗言。
五个小时后，一名牵着搜救犬的消防员把布瑞德利救出来，看到他手臂上写的字，打电话给玛西，叫她尽快赶到急诊室。
我沉默站在那里好久。这是我所碰到过最了不起的勇敢故事之一，此时我知道，次日我会把自己唯一能提供的宝贵事物送给布瑞德利。我会告诉他，我要编造最后一个假身份，在他那个该死的研讨会里演讲。
我转身离开，开始思索着我要跟一群全世界最顶尖的调查人员说些什么。我猜想我会宣称自己是彼得·坎波，原本是医生，现在改行当风险基金经理人。我会说我是在当医生的时候认识裘得·盖瑞特的，当时他来找我咨询一件他正在侦办的谋杀案。我们从此变成朋友，他所侦办的案子或首创的种种调查技术，几乎都跟我讨论过。我会说，在他死后，我发现了他这本书的手稿，于是整理之后予以出版。就像布瑞德利所建议过的，我会让他们相信，自己就像福尔摩斯的华生医生。
这套说法并不完美，但也只能这样了。最重要的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所需要假造的坎波学历和众多的其他细节，几乎都可以经得起任何审查。我可以找“战斗小子”帮忙。
当然，我以彼得·坎波的身份出现在那个研讨会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到时候我的演讲内容该说些什么？我在想，不晓得能不能让这些精英调查人员研究一宗没破的案子，带着他们检视一桩高明罪案的种种怪异细节——换句话说，我能不能跟他们放手讨论东城旅店的那个谋杀案？
这个案子拥有一项好的案例研究所需的各项元素：一个每天改变外貌的女人，一个用工业消毒剂彻底消毒过的旅馆房间，一具牙齿被拔光的尸体，而且凶手利用裘得·盖瑞特那本在调查人员圈子里引起轰动的书，当成谋杀步骤的说明书。
但这些只是事实，无法满足那些参加研讨会的人员。“给我们一个理论，”他们会说，“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为什么是9月11日？像裘得·盖瑞特那么聪明的人，他不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吗？”
而他们当然说得没错。为什么偏偏挑那一天？我想如果我是盖瑞特（很幸运地，我正好就是），我会告诉他们——
一个惊人的想法冲进我的脑海。在想象力的助长之下，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其他每个人都逃离那个区域之际，她却要找个地方待下来。
姑且说，她想要谋杀某个人，但始终不晓得该怎么做才不会被逮到。假设她就在世贸中心的双塔之一里头工作，那天早上迟到了。假设她没坐在办公室里，而是站在大楼外头，看着双塔起火并倒塌。如果她所有的同事都死了，谁会晓得她还活着？
她可以就此消失。她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住处，并确保不会有人认出她来。然后她可以挑个适当的时间，动手谋杀？
我的意思是，再没有比死亡更好的不在场证明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