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哭声一定非常刺耳，但我一点都不想管了。我的心脏里像被植入了一个泵，其中盛满了对沈弥为数不多的记忆。每收缩一下，就有一个记忆被挤压出来，与血液一同流遍全身。
我想起爸爸妈妈之间的一次讨论，它发生在沈弥出事之后不久。妈妈相信那个被救的学生自此会把沈弥当成亲人，而爸爸则觉得逢年过节能发条问候短信就算他有良心。我和妈妈一起说爸爸太过悲观，爸爸却说我们把生活想象得过于善良。现在看来，我们都是生活面前的残兵败将。
我不管那个人是抑郁症还是其他什么，我就是没法接受沈弥在白白付出之后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感念，还要忍受谩骂而没法还口。苏茹说沈弥已经走出来了，可我却看不到其中安慰的意味，因为“走出来”意味着他也有陷在里面的时候。他的心到底有多大，才能像现在一样温文尔雅。
我的眼泪越流越多，苏茹干脆把车停在路边：“早知道就不该给你讲这些，宝贝不哭了……”“可是沈老师多不值得！”我花了半天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这句话。苏茹拿出纸巾给我擦眼泪：“不难过了宝贝，不说这些不高兴的。沈弥已经算幸运了，至少校长赏识他让他回来教课，现在又有你愿意帮他。”我说：“那我文理分科以后也帮着沈老师，大学每个假期都回来看你们。”苏茹笑了。
回到家以后，我从书包里翻出了那张整整齐齐地折好的采访提纲里。我将它撕碎然后丢出窗外，白色的纸片在夜空里飞舞了片刻，很快就消失得无踪无影。我越想越懊恼，我懊恼没有直接质疑编导问题设置不合理，我懊恼没有把那些问题删掉；我甚至联想起电视台慈善晚会上的那些主持人们，他们一边带着悲伤而关切的神情，一边向受访者抛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件事，我凭本能觉得这一切源于善意。可苏茹的一番话却颠覆了我之前所有的认知——原来在获得帮助的同时，伤口总是会被挖开展示给别人，于是帮助也就不再是帮助，而成了交换。
最初的兴高采烈一下子化为乌有，我打心眼里不希望这样的交换继续。但老天很快就让我明白，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周一中午，拍完讲课批改作业的镜头以后，编导开始把拍摄重点放在了我和沈弥之间。他是个满脸油汗的胖子，笑起来找不见眼睛。他说通过这个短片并不是想要表现沈弥单个人，而是希望展现一组人物关系。
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午休了，摄像跟着沈弥去拍他看班的镜头，编导用掐着香烟的手指向门外：“沈老师一回来，咱就去走廊上拍，”阳光将他油光光的脑门反射得很亮，“我先跟你说一下调度吧。很简单，你搀着沈老师，从这头走到那头，我说停就停下。”
“为什么要搀着？”被苏茹拎过的弦立马绷起来了。“为什么？”编导用力地拍了一下脑门，“忘了告诉你，你和你沈老师的支点是‘帮助’。这种“帮助”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老师对学生，更多的是学生对老师，这种身份的互换会让观众觉得新鲜，继而引起他们的注意力……”
“为什么一定要是帮助？”编导掐灭了烟：“哪有这么多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就听——”
“可是，”我用力打断他，“你或许不知道，沈老师在学校里根本就不需要帮助。”“我知不知道不重要，事实是不是这样也不重要。你要清楚一点，我没有义务来完全复原你们的生活，小姑娘。”
“你这是误会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说过复原什么，可也不是随便乱编。沈老师不需要人搀扶，他不需要假装成这样来体现别人对他的帮助。”十六年来，我始终依靠惯性活着。喜欢数理化是惯性，不喜欢政治也是惯性。除了课本上的题目，我甚至很少会在生活中分辨对错。可现在，一个与众不同的逻辑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顽强地生长。当它运转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就好像眼前洞开了另一个世界。
然而编导并不认同我的话，当我一字一顿说出这些的时候，那些得意洋洋在渐渐地枯萎，最终像冷却的猪油一样在他的眼里凝固。他在我面前站下：“那你倒说说看，你打算让我怎么拍？”
办公室的门“吱嘎”一声响，沈弥和摄像师一前一后地走进来。编导一瞬间收起了不屑的表情，露出长辈式的笑容：“沈老师，你教的学生真有想法。”他想拍我，手指还没碰到我的肩，我就撤身站去了一旁。
“她不同意我的一个调度，所以发脾气了，”编导把手收回去，爽朗地笑出来，“哎呀，较真儿啊，小姑娘太较真儿了。何必呢，大不了就按照小姑娘的来嘛。叔叔给你道个歉行不？”
我讨厌他的语气，看起来是在道歉，实际是在向沈弥传达一种态度，即我说出的话是可笑的，所以我的话可以理所当然地不被采纳。可如果我继续夹枪带棒的说话，就会被视为不尊敬长辈。考虑了不到一秒，我决定豁出去：“我——”
“我们就按您的安排来。”耳边传来沈弥的声音，拦截了我的冲动。可在这样的场合下，我却觉得自己没法容忍这笑容里的云淡风轻。
“沈老师！”我压低声音喊他。沈弥仿佛没有听见：“走吧黄老师，就按您说的来。”编导看了看我：“我可是不敢拍喔，万一拍坏了，小姑娘唯我是问怎么办，你瞧她现在还瞪着我。”“小孩子口无遮拦，她的话您不必太当回事。”
我瞬间像是一只撒了气的皮球，低下头用力地咽着唾沫以便于不让眼泪涌出来。一只大手握住了我的手臂：“走吧。”沈弥轻声说。我没有动，他又拉了拉我的胳膊：“走，听话。”他用下巴指了指门的方向，我知道，编导和摄像已经出去待命了。
我按导演的要求扶住了沈弥的手臂——尽管他一直在说“搀”，可我还是喜欢把它替换成“扶”。午休的校园是绝对安静的，哪怕走出一段距离，也还是能听见身后摄像机工作时的咔嚓声。每当想起这种虚假的情节即将被录进身后的这台机器，而且还要作为一种真相播放给所有人看，我就觉得全身难受。
沈弥开口：“你啊，以后得改改脾气，喜怒形于色可不是什么好事。”大概是不想被身后听到，他的声音不大。“还不是怕您心里难受么。”沈弥轻笑一声：“上电视么，适当夸张也正常，难受什么。”“干嘛要假惺惺地扶您！”
沈弥做了个“嘘”的口型：“要是我稳当的走，就叫自力更生了，还怎么体现‘帮助’。”“可您在学校根本就没要别人帮忙，凭什么要体现这个！”
沈弥的反应倒是平淡，他目视着前方。“怎么没要别人帮，我用你的地方还少么。”我振振有词：“这才不是帮助。关系不好叫帮助，关系好叫乐意。我就是乐意。”“不是乐意，”沈弥笑着叹息，“你这是孩子气。”
他的语调很温存，像个年轻的父亲，可以任凭孩子耍赖胡闹。我也干脆放开胆子：“我讨厌那个死胖子，昨天问了一堆蠢问题让您不痛快，今天又按着自己瞎想的乱拍。我要是以后当了台长，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开了。”
“肯定是苏茹给你洗脑了，”沈弥这次的叹息很长，“人家问的不算过分，何况也不怪人家——”“不怪他们难道要怪师母么。”“也不怪，苏茹的心态已经不错了。”“那就还是他们错。”
“也不能这么想。”沈弥说，“世上有很多事，除非落到自己身上，否则一辈子都没法感同身受。别人体会不到，把握不好分寸，但不代表有恶意。”我没再反驳。要不是苏茹的一番话，我也永远不会明白这些让人难过的道理，我也会很坦然抛出他们编排好的问题，然后在浑然不觉里伤害他。
沈弥接着说：“上次我都告诉过你了，去做几件不喜欢的事没什么不行，很多更重要的事或许就建立在这上面，不能因小失大。”“所以您也讨厌这些安排对不对？”“但这不代表我排斥它们，”沈弥说，“校长对我有恩，我回来教课就是他力排众议，我理应配合宣传。何况这件事本身对你有好处，作为老师，我也得替你着想。”
沈弥的话让我意外——我知道他把名额让给我是有意为之，可我没有想过，在决定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了我。回想起开学至今的所有相处，从阶梯教室里的任命到现在，原来我时刻都活在他的考虑之中。
“过！”身后的导演突然喊起来。“也没那么难熬是吧，”沈弥的语气依旧是淡淡的，“你看，这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