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碰到莱兰·克留斯，也就是我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出卖过的人。
但是首先我要整理我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把衣服放好，看一会儿书，然后好好地睡一觉。我要弄得干干净净。我心里想：“至少我不再抽烟了。”这间屋子很干净。
衣柜里的两个上层抽屉已很宽裕地放下了我的全部衣物，但我还是打开其他抽屉看了一下。这样就在底层抽屉里发现了七根残缺的单簧管——没有盒子，吹口，扬音管。
人生有时就像那样。
我应该做的是——特别是我刚从牢里放出来——马上走到楼下登记处去，声明我偶然发现了一抽屉单簧管部件，是不是该报警备案。这些部件当然是偷来的赃物。我第二天才知道，这是从一辆在俄亥俄州公路上被劫持的卡车上偷来的。在这次盗窃案中司机被打死了。因此任何与这些不全的乐器有关的人，一旦被发现，可能也是杀人的帮凶。后来我才知道，全国各乐器铺都贴有布告，如有人来店里要买卖相当数量的单簧管部件，就必须立即报警。我估计我抽屉里的东西不过是全部赃物的千分之一。
但是我却随便地关上了抽屉。我不想马上就回楼下去，屋子里有没有电话，有事明天再说吧。
我感到筋疲力尽，楼下的各个剧场里还没有到闭幕时间，可是我的眼睛已睁不开了。因此我把窗帘放下，上了床。我马上就“睡睡了”，这是我儿子小的时候说的话，就是“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坐在离这儿四个街口远的纽约市哈佛俱乐部的一张沙发上。我已不年轻了，但是我也不是蹲过监狱的人，而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人，一家中型基金会的主席，或者内政部助理部长，或者全国人文基金会的执行理事什么的。我真的相信，要是我没有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作证害了莱兰·克留斯，我在晚年是很可能当上这种职务的。
这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梦。我十分喜爱这梦，在梦里我的衣服整整齐齐，我的妻子仍活着，我与一千九百三十五届其他好几个会员同学吃了一顿美餐以后，在呷白兰地和咖啡。实际生活中有一个细节也带到了梦中：我很得意，因为我不再吸烟了。
可是我又心不在焉地接受了一支烟。这不过是在酒醉饭饱、高谈阔论之余的又一个文明的享受而已。“对，对——”我说着，然后想起了一些少年荒唐的事，咯咯地笑了，眼睛里还露出得意的神色。我把烟送到嘴边，一个朋友划了一根火柴送上来，我一口气把烟吸进去，直趋脚底。
我在梦中发了痉挛，倒在地上。在实际生活中，是我从阿拉巴霍酒店的床上掉了下来。在梦中我的两张潮湿、无瑕的粉红色肺叶萎缩成了两只黑葡萄干，棕色苦味的烟油从我耳鼻中流出来。
最糟糕的还是羞愧感。
即使我慢慢地明白我并不是在哈佛俱乐部，一些老同学们也并没有坐在皮椅里俯身看我，即使我发现我仍能呼吸空气，得到滋养，我仍羞愧得无地自容。
因为那意味着我虚掷了我人生中最后一样值得自豪的东西——我不再抽烟了。我醒来的时候，借着时代广场上映照上来又从重新粉刷的天花板上反射下去的光线，仔细地看了一下我的双手，我伸开手指，反复验看，就像魔术师那样。我在向想象中的观众表现，一分钟以前还夹在我手指中间的香烟已不翼而飞了。
但是我这个魔术师像观众一样对那香烟的去向感到不解。我下了床，羞愧万分，到处寻找点燃的、发红的烟头。
没有发红的烟头。
我坐在床边，出了一身冷汗，终于清醒过来。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是的，我那天早上刚从监牢里放出来；是的，我坐的是飞机中的吸烟舱，但并不想吸烟；是的，我如今住在阿拉巴霍酒店的顶层。
哪儿都没有香烟。
就在这个星球上追求幸福而言，我同有史以来的任何人一样快乐。
“谢谢上帝，”我想，“那支香烟不过是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