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说露斯是“我的妻子”。可是要在审判日把莎拉·威亚特和玛丽·凯塞琳·奥朗尼也算做我的妻子，我也不会奇怪。我同她们两人都在一起过，同玛丽·凯塞琳约有十一个月，同莎拉好好歹歹有七年。
我可以听到圣彼得对我说：“看来，斯代布克先生，你还真是个多情种啊。”
话说回来，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阿拉巴霍酒店结婚蛋糕式的大厅，臂上挽着钟厂的女继承人，美丽的莎拉·威亚特。不过那时候她家里几乎已像我家那样一贫如洗了。她家仅剩的一点点钱很快就要赔给那些在那场事故中活下来的女工。因为大约一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对于雇主因无视职工健康而造成的死亡应负的个人责任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遂使赔偿不可避免。
十八岁的莎拉对阿拉巴霍酒店的大厅有这样的评语，“这么脏，而且这里没有人。”她笑道，“我喜欢。”
在那时，在阿拉巴霍酒店肮脏的大厅里，莎拉·威亚特不知道我其实是在一本正经地在按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命令办事。她后来对我说，她听我说我们都要穿礼服还以为我是开玩笑呢。她以为我们是按万圣节的风俗故意扮作百万富翁；她以为我们会笑个没完，像电影里的人。
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就一个机器人，被输入了举止要像一个真正的贵族的程序。
唉，要是能恢复青春多好！
阿拉巴霍酒店门厅里的肮脏，如果不是因为有人想要收拾却又半途而废，还可能不至于这样明显。一道墙边靠着一架高高的木梯，木梯脚下有一桶脏水，水面上漂着一把刷子。显然有人提了那桶水爬上了木梯，在上面伸手可及的地方洗刷了墙。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有一圈干净的地方，下面却流着脏水的情况，这一圈干净的地方像收获季节的月亮一样明亮。
我不知道是谁创造了这“月亮”，没有人可问。门口没有看门的欢迎我们，里面没有小厮和客人，远处的柜台后面也没有接待的人。报亭和剧场售票亭都关了门，无人管理的电梯用椅子撑着门。
“我想他们大概已经停业了。”莎拉说。
“电话里有人接受了我的订座，”我说，“他称我‘先生’。”
“电话里谁都可以称谁‘先生[1]’。”莎拉说。
这时我们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吉卜赛提琴的泣诉——悲切得好像它的心都要碎了。如今在我的记忆中还能听到那提琴的哀吟。我可以补充一点情况：当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但不久之后他就下令他的军队和警察把能捕捉到的吉卜赛人都杀掉了。
音乐是从门厅的折叠屏风后传来的。莎拉和我大胆地把屏风从墙前挪开。我们面前是两扇法国式落地窗式的门，上面有一把挂锁把门给反锁住了。窗上不是玻璃，而是镜子，从镜子里面可以看出我们两个人是多么不懂事，多么有钱。但是莎拉发现有一面镜子涂的水银有缝隙，她从那缝隙中间窥视过去，回过头来叫我也去看一眼，我看了目瞪口呆。我仿佛是在窥看时间机器的多棱镜。在法国式落地窗的那一边是阿拉巴霍酒店著名餐厅的本来面目，连吉卜赛提琴手也不少，几乎与钻石大王詹姆·布拉迪的时代分毫不差。吊灯和餐桌上的蜡烛成了千千万万颗灿烂的星星，是烛光在那些银器、水晶、瓷器、镜子上的反射。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酒店和餐厅尽管在距时代广场一箭之遥的同一幢楼里，却各有其主。酒店已歇业了，不再接待客人。而餐厅却装修一新，老板认为经济崩溃的时间不会长，只不过是由于做生意的人一时慌张所造成的。
莎拉和我走错了门。我把这话告诉莎拉，她的答复是：“这就是我的一生，我总是先走进那扇错门。”
于是莎拉和我又出去，走进另外一扇门，进到那有吃有喝的地方。麦康先生叫我事先点好菜，这我做了。老板亲自招待我们。他是法国人。他进餐礼服的翻领上配着一件装饰，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莎拉知道，因为她父亲也有一个。她后来告诉我，这是说他是荣誉团的一个骑士。
莎拉在欧洲度过好几个暑假。我从来没有去过。她的法语很流畅，因此她就和老板用世界上最悦耳的语言表演了一出对唱。要是没有女人当我的翻译，我这一辈子真不知道怎么过的。我爱过的四个女人中，只有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只会说英语。但是当我在哈佛大学当共产党时，为了要同美国工人阶级的成员交谈，玛丽·凯塞琳也当了我的翻译。
餐厅老板用法语告诉莎拉，她又告诉我，大萧条不过是人们一时慌张。他说等民主党人当了总统，酒精饮料就又会合法的，生活又会好玩的。
他带我们来到我预定的餐桌边。我估计，餐厅大概可以坐一百个人，但当时只有十几个客人。那些人还有些现款。如今我回想起他们的模样，猜一猜他们究竟是谁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乔治·格罗茨[2]画的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大发苦难财道德败坏的富翁。不过，我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还没有见到过那些画。我什么都没有见识过。
我记得有一个面孔虚胖的老太婆，独自在吃饭，脖子上带着一个钻石项圈。她的怀里抱着一只哈巴狗，那条狗也戴着钻石项圈。
我记得有个干瘪的老头子，低头在那里吃饭，用胳膊把吃的遮起来。莎拉低声说他吃饭的样子好像那顿饭是一副A打头的同花牌。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吃的是鱼子酱。
“这地方一定很贵。”莎拉说。
“别发愁。”我说。
“钱真是件奇怪的东西，”她说，“你不觉得两样吗？”
“不。”我说。
“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她沉思道，“我想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定有人知道。”我说。这话我现在已经不再相信了。
如今，我以一家庞大的国际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还可补充一句——在我国混得不错的那些人，大概从来都没想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是猩猩，我们都是人猿。
“麦康先生知道大萧条还要持续多久吗？”她问。
“他对做生意的事一窍不通。”我说。
“既然他一窍不通，那么他怎么仍那么有钱呢？”
“他的哥哥掌管一切。”我说。
“我真希望我父亲有个人给他掌管一切。”她说。
我知道她父亲的事业很不顺利，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室友，这学期完了就要退学了。他后来再也没有回学校。他到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去当打杂工，后来自己也患上了肺结核。这样一来，二次大战他就没有参军，到波士顿一家船厂去当了锻工。我也同他失去了联系。至于莎拉我后来经常看到，据她告诉我，他在一千九百六十五年死于心脏病，死在科德角的山维治小村子里独立维持的一家乱七八糟的锻工小车间里。
他的名字叫拉德福·阿尔登·威亚特。他一直没结婚。据莎拉说，他已有多年没洗澡了。
老话说：“财运不出三代。”
不过在威亚特家来说，财运却不止十代。他们至少有十代过着比他们周围的人要更有钱的日子。莎拉的父亲如今把他祖先积攒的一切珍宝都三钱当二钱卖掉了——英国的锡器，保尔·里维尔的银器[3]，威亚特几代当船长、商人、牧师、律师的画像，对华贸易中得来的珍宝。
“看到我父亲一直这么消沉真难受，”莎拉说，“你父亲也消沉吗？”
她指的是我虚构中的父亲，麦康先生收藏艺术品的保管人。我当时可以很清楚地想象他的样子，如今却不行了。“不。”我说。
“你真幸运。”她说。
“我想是吧。”我说。我真正父亲的境况的确不坏。我母亲和他把他们赚的钱几乎全部攒下来了，而且他们存钱的银行也没有倒闭。
“要是大家对金钱都不在乎，那就好了，”她说，“我一直对我父亲说，我对金钱一点也不在乎。我不能再到欧洲去了，我也不在乎。我不喜欢上学，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学。我们卖掉了游艇，我很高兴，反正我已经玩腻了。我不需要做新衣服，我的衣服够我穿一百年了。他就是不信我的话。‘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大家。’他这么说。”
附带一提，她的父亲在威亚特制钟公司并不管事。但这并不能减轻他在镭中毒案件中的责任。他在昔日的美好时光中的主要活动是做马萨诸塞州最大的游艇经纪人。这个买卖到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当然也彻底关门了。这个买卖也留给了他“堆积如山的没有讨回来的和没有付清的账单”——他有一次这么告诉我。
他也是哈佛出身——一千九百一十一年的所向无敌的游泳队队长。他破产以后就不再工作，由他妻子供养，她在家里办了一家送菜上门的饭馆。他们死时身无分文。
因此我不是第一个要由妻子供养的哈佛大学毕业生。
要心平气和。
莎拉在阿拉巴霍对我说，她为自己低落的情绪感到抱歉，她明白我们是来寻欢作乐的，她说她一定打起精神来寻欢作乐。
这时侍者在老板的指点下把第一道菜端来。这是麦康先生在遥远的克利夫兰市点的，每人半打牡蛎。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牡蛎。
“祝您用餐愉快[4]。”老板说。我高兴极了，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我很高兴能够不用翻译帮助就能听懂一句法语。我在克利夫兰市公立中学学过四年法语，可是却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能说我在那里学到的方言的人。这也许是法印战争时易洛魁雇佣军说的法语。
现在吉卜赛提琴手来到了我们桌边。他装出一副很帅的样子演奏，盼望赏他小费。我记起麦康先生吩咐我的话，给小费要给得手面大。我以前还没有给过小费。因此在他演奏的时候，我偷偷地掏出皮夹子，从里面取出一张我以为是一元钱的钞票。在当时，一个普通小工，一天干十小时才能挣到一元钱。我给的就手面十分大了。在省吃俭用的人看来，给五角钱手面也就够大的了。我把钞票叠在我的右手手心里，一等音乐停下来就以魔术师的快速手法塞给了他。
问题是这张钞票不是一元钱，而是一张二十元钱的。
这个震惊四座的错误，我有点怪莎拉不好。就在我从皮夹子里掏钱的时候，她又玩起假意挑逗的把戏来，装作仿佛音乐勾起了她的情欲。她打散了我的领带，这是我借宿的朋友的母亲给我系上的，我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系。莎拉热情地吻了一下她自己的两只手指尖，又把指尖按在我的衬衫领子上，留下了唇膏印。
如今音乐停了下来，我微笑表示感谢。钻石大王詹姆·布拉第化身为克利夫兰市一个司机神经错乱的儿子，把一张二十元大钞给了那个吉卜赛人。
那个吉卜赛人一开始就很感激，以为他得到的是一元钱。
莎拉也认为那是一元钱，认为我给得太多了。“我的天。”她说。
这时那个吉卜赛人大概是为了要气一气莎拉，因为她想要我拿回来那张如今已完全属于他的钞票，他便打开了叠好的钞票，这么一来，钞票上的天文学数字就第一次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他的吃惊不下于我们。
由于他毕竟是吉卜赛人，因此在金钱问题上比我们更精明一点，他马上窜出了餐厅，消失在夜色中了。我至今犹在想，他后来有没有回去取他的提琴盒？
这一切在莎拉身上发生的反响使人无法想象！
她以为我是有意如此，我竟蠢到如此程度，真以为那些把戏打动了她的春情。她对我讨厌透了。
“你这个人真想不到是个‘蠢货（twerp）’。”她说。本书大部分对话与原话必然只能做到大致相近，但是莎拉说我“你这个人真想不到是个蠢货（twerp）”，则是不折不扣的原话。
为了进一步解释她骂我的这句话，接下来我们来说下“蠢货（twerp）”的意思。“蠢货（twerp）”一词当时刚刚出现，有它具体的定义，请原谅我直言，指的是一个在浴缸里吃自己放屁造成的水泡的人。
“真想不到你是个浑蛋（jerk）。”她说。“浑蛋（jerk）”是指手淫过度的人，她很明白。这些事情她都懂。
“你以为自己是谁？”她说，“更确切地说，你以为我是谁？我虽蠢，也不至于蠢到会以为你刚才做的是件漂亮的事儿！”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候，比我被关进监牢去的时候还难受，也比放我出来时难受，甚至可能比我在契维蔡斯郡不慎把我妻子要送到顾客家去的窗帘烧掉时更难受。
“劳驾请你送我回家。”莎拉·威亚特对我说。我们没有吃饭就走了，可是并没有不付钱。我憋不住一路哭回去。
我在出租汽车里哭哭啼啼地告诉她，那天晚上的事都不是我的主意，我不过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所发明和控制的一个机器人。我坦白说我是波兰与立陶宛的混血种，不过是个司机的儿子，奉主子的命令穿上了绅士的衣着，摆出了绅士的架子。我说我不回哈佛了，甚至不想活了。
我这么可怜，莎拉又后悔，又觉得有意思。我们从此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就像我在前面说的，前后好好歹歹共有七年。
她后来也从松庐学院退了学，做了护士。在当护士时见到穷人生病死去那么痛苦，就参加了共产党，她也让我参加了。
因此，要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当初没有坚持我带一个漂亮姑娘上阿拉巴霍去，我也许不会成为共产党。如今过了四十五年，我又走进阿拉巴霍的门厅了。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度过我重获自由后的第一晚呢？没有一个美国人因为又老又穷，无亲无友，而不能采集一些纽约城里最精彩的富有讽刺意义的小故事。
我又回到了这里，原来餐厅的老板第一次对我说“祝您用餐愉快”的地方[5]。
原来的门厅有一大块地方如今变成了旅行社。留给过夜旅客经过的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是旅客登记处。这地方这么窄，放不下一张沙发或椅子。莎拉和我窥看那有名的餐厅的法式镜子门已不在了。拱形门框仍在那里，但已因为砌在门框里的砖墙弄得很粗糙，就像德国柏林那道不让共产党变成资本家的墙一样粗糙，没有装饰。栏杆那里有个公用电话亭，投放硬币的盒子已被撬开。听筒也没有了。
然而从远处看去，那个站在登记柜台后面的人似乎仍穿着进餐礼服，甚至还有一朵插在扣眼上的花[6]！
我走近他一看，才知自己的眼睛受了骗。他实际上穿的是一件画了进餐礼服和衬衫的T裇衫，上面还画有插在扣眼上的花、蝴蝶领结、插在口袋上的手绢，一应俱全。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T裇衫，我一点也不觉得可笑。我给弄糊涂了，反正这不是开玩笑。
值夜班的职员的胡须倒是真的，还有一个更加真实的肚脐眼，就露在他低垂的裤腰上面。不过他如今不再是这副打扮了，因为他已当了好客联合有限公司负责采购的副总裁，那家公司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一家子公司。他如今已三十岁了，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埃德尔。像我儿子一样，他娶了一个黑人女性。他得到过长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最高学位荣誉获得者，还是优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说实在的，我们初次见面时，以色列正在埋头看该联谊会的会报《美国学者》月刊。在阿拉巴霍值夜班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工作。
“我订了个房间。”我说。
“你订了什么？”他说。他不是无礼，他是真的没想到。因为很久没有人在阿拉巴霍预订房间了，到那里的旅客都是因时运不济而突然光顾的，这是唯一的光顾方式。以色列前几天还告诉我，那时我们正好在电梯中相遇，“在阿拉巴霍预订房间就像是在烧伤病房预订房间。”附笔一提，他如今负责监督阿拉巴霍酒店的采购工作，阿拉巴霍酒店和全世界各地的四百家左右的旅馆一起，都是好客联合有限公司下属的旅馆，其中一家开设在加德满都。
他在身后空空如也的信格里找到了我的预订单。“一个星期？”他不信地问。
“是的。”我说。
我的名字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的历史知识大概限于十三世纪诺曼底的异端邪说。但是他还是察觉出我是刚蹲过监狱的，从我那有些奇怪的通信地址——佐治亚州不知什么地方的一个信箱号，和我的姓名后附着的一些数字。
“至少我们可以，”他说，“为您提供一间新婚套间。”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婚套间，所有套间早就给隔成小间了，只有一个小间是最近油漆和裱糊过的。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发生了一桩特别残忍的谋杀少年男妓的案件。以色列·埃德尔本人并没有显出残忍的样子，他表现得很客气。那间屋子其实很不错。
他把钥匙给了我，后来我发现这把钥匙几乎可以开这家旅馆里的所有房门。我谢了他，同时犯了一个我们搜集讽刺故事的人常犯的小毛病——把一个讽刺故事告诉陌生人，这种事是做不得的。我告诉他我以前来过阿拉巴霍——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他对此没有兴趣，我不怪他。
“我当时和一个姑娘在狂欢。”我说。
“唔。”他说。
但是我还是说下去。我告诉他，我们从法国式落地窗缝里窥看那家有名的餐厅。我问他，如今墙的那边是干什么的。
他的答复在他自己看来也许认为是在客观说明一个事实，可是在我听来却非常刺耳，倒不如狠狠地打我一巴掌。他说：
“拳奸电影。”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这种事情，我急切地问他是怎么回事。
看到我居然这么吃惊和害怕，倒是让他清醒了一些。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感到很后悔，竟把隔壁那样肮脏的事情告诉一个好心的小老头儿。他倒成了我的父亲，我成了他的孩子了。他甚至对我说：“别问了。”
“告诉我。”我说。
于是他慢慢地耐心地，而且极其勉强地向我解释，原来的餐厅改成了一家电影院，专门放映男同性恋的影片，其高潮往往是一个演员把拳头伸进另一个演员的肛门。我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7]和电影摄影机镜头的高超技术结合起来能干出这样不堪入目的丑事来！
“对不起。”他说。
“这不是你的过错，”我说，“晚安。”我去找自己的房间了。
我走过那原来是法国式落地窗的墙，到电梯那里去。我在那里停了一会儿。我的嘴唇动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一时并不懂的话。接着我就马上意识到我的嘴说的大概是什么话，必然是什么话。
这话当然是：“祝您用餐愉快。”
注释：
[1]原文是法语“monsieur”。
[2]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1893－1959)：德国画家，他的作品多反映现实生活，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一战后专制政治、腐败的社会道德面貌及战争的残暴、恐怖。
[3]保尔·里维尔（Paul Revere，1734－1818）：美国银器工匠，也是一名爱国志士。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计划发动突袭，里维尔得知后连夜骑马通知独立人士，英军的到来。
[4]原文是法语“Bon appétit”
[5]原文是法语“Bon appétit”。
[6]原文是法语“boutonniere”。
[7]《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该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订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于1791年12月15日获得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