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知道这一步很可能引发战事，他准备为此冒这个险，因为他只为普鲁士的权利而奋斗，对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这件事的努力不过是要达成政治上的诸多目的。
拿破仑三世并不想和普鲁士打仗，却不得不打。我们难以猜测法国究竟想要什么；法国的诸多野心是不是与日耳曼统一势不两立？而日耳曼统一已是迫在眉睫。虽然看起来这件事也许并没有被传播开，因为7月间因此愤怒游行的民众只限于巴黎一处，范围也不过在几条街上，而这次传播又是几家报纸替政府做的。若要证明法国人民对此的感受，只有一处明证，就是5月举办的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虽用过压力，行过贿赂，但是拿破仑三世的得票依然不超过七百万张，反对他的票有五十万张，但弃权票却有三百万张，这是一种沉默的反对。当时舆论认为拿破仑三世的为政方针是专注于维持法国的伟大与荣耀，那些反对的与不投票的则更愿意政府在劳工政策和和平方面有所作为。法兰西民族天性本是热爱和平，喜欢寻欢作乐的，除非是被一个很聪明的领袖或某种令人心痛的事激起怒火，否则的话，显然不愿同任何一国争斗。像拿破仑三世那样的一个征服者若想保持他的地位，必须要当众出风头，国人这样的态度，却会危及他的地位。那时候国人大都渴望和平，愿意共和。拿破仑三世那时候正生着病，虽然很怕打败仗，怕得发抖，却抱着战胜的希望孤注一掷。
经过普法两国对卢森堡的争夺之后，拿破仑三世认为普法战争是在所难免了，他闹过之后，俾斯麦被迫阻止战争发生。拿破仑三世与意大利、奥地利都磋商好了。1870年春，他同奥地利大公商量后，拟了个对普战争共同行动的草稿。同时，他派葛拉蒙特当外交部部长，尽管他个人十分憎恶葛拉蒙特，但皇后与在朝的普鲁士反对党却迫使他任命葛拉蒙特。有谣言说，1866年葛拉蒙特曾想攻打普鲁士，俾斯麦听后评论说：“葛拉蒙特是个呆瓜。”这话传到了葛拉蒙特耳朵里，他发誓要报仇雪恨。法国内阁就是这样把关于战争的所有事都准备好了，只要一有借口，就可以立即发动战争，这个借口不久就很顺利地找到了。
西班牙人把他们的王后赶走了，想找一个新君主来继位，却始终找不着。后来他们向日耳曼求助，因为半个欧洲的君主都出自日耳曼各邦国的王室。刚刚登基的罗马尼亚君主也出自霍亨索伦家族的旁支，西班牙人就向旁支探问是否也能同样办理。威廉王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家长，这件事必须先同他商量，他却表示反对霍亨索伦家族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俾斯麦却不这么想，他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地替他的“国家店”多开几个分店。如果猜测他的直接目的是要同法国闹翻，是很糊涂的想法。应该说，他多半是认为由霍亨索伦家族的支系作西班牙王，会比息事宁人取悦巴黎对普鲁士更为有利；而由外交取得胜利又好过一个霍亨索伦家族支系登上西班牙王位；要是双方能达成谅解，就比外交胜利更好。他虽然认为要统一日耳曼，战争迫在眉睫，已经打定主意要为统一一战到底，但他没有充足的理由发动这场战争，也不想找理由（诸如夺取亚尔萨斯）。但他已经知道，如果说普鲁士还没找到理由的话，法国会在西班牙一事上找到充分的借口。到了这个时候，他主要的想法是等待时机。
1869年5月，在西班牙还没正式提议前，贝内德蒂向柏林宣告，如果一位霍亨索伦族人登上西班牙王位，一场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但俾斯麦并不出面劝君主禁止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去登那王位。他认为这件事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家事，王室的支系可以自由行动。他不肯给法国一个正式的保证，因为他要拖延他的对头，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君主已经提出，不愿意旁支继承西班牙的王位，俾斯麦应怎样劝说君主改变主意呢？
“西班牙现在濒于无政府的边缘，如果我们能使他们免除这样的危险，西班牙人是会极其感激日耳曼的。从我们和法国的关系来看，最好在法国的另一边有个我们能信得过的国家，法国如果打算攻打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国的感情的。”这个计划还能够在战争时期使普鲁士节省一两个师团。君主之所以打定主意，答应让家族旁支继承西班牙王，就是因为能省两个师团的兵力这一点。
俾斯麦知道这一步很可能引发战事，他准备为此冒这个险，因为他只为普鲁士的权利而奋斗，对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这件事的努力不过是要达成政治上的诸多目的。他并不太关注阿尔萨斯，就像1866年他也不太在意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不仅此时，任何时候他都不主张普鲁士去征服日耳曼其他邦国或异族的土地。他的目的还是和从前一样，不过要使普鲁士在日耳曼各邦国间取得政治领袖的地位。所以他准备同拿破仑三世打仗，目的和他从前准备同弗兰茨·约瑟夫打仗一样。现在要统一整个日耳曼，和从前统一北日耳曼诸邦国一样，必须用强迫手段，这些王公们才会答应。一个日耳曼政治家为了他合理的向往，要把他的同族人民都团结起来，甚至不惜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这就是这两次战争的真实原因之所在。其实在日耳曼并没人谈到什么阿尔萨斯问题，如同在法国也没有莱茵河左岸问题一样；这两个“问题”都是几个爱夸大其词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想刺激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们起来互相厮杀。巴黎和维也纳的政客们有权阻止与他们相邻的日耳曼诸邦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日耳曼各邦国的人民与王公贵族们同样有权努力使日耳曼统一。不过他们为统一付出的努力却时断时续，且没有一个长期不变的计划。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说过的那句俏皮话，说奥地利攻打普鲁士并不见得比普鲁士攻打奥地利更不道德，可以同样用在普法之战上。只要小欧罗巴一日受到列强、联盟的领袖和霸主们的野心的威胁，其余民族就一日不肯让一个民族达成统一，并由统一变得更强大。除非通过武力，别无其他解决途径。
俾斯麦只在乎有可能办到的事，而不在乎仅仅想要办到的事。这时普鲁士和法国冲突的动机变成困局，他得感谢日耳曼各邦国的分裂与相互仇视。假使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他会用他的坚强意志，阻止任何形式的、在普鲁士领导下完成的日耳曼统一。但他是一个普鲁士人，他渴求这样的统一，这是缘于他的最根本的骄傲——他个人的，他那个阶级的，他那个民族的傲性。同时，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出发，或以普通日耳曼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他的欲望是合乎情理的。这种认同与他的自然欲望结合，使他对统一的渴望显得正大光明，使世人更容易凭借历史眼光，把他施加于南方的压力（虽然南方并不承认）说得合情合理。“这个民族只能在公众的义愤中得以统一”，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除了异族侵略之外，还有什么能更好地激起公众的愤怒呢？攫取西班牙的王位，对法国施加恐吓，这样的做法，和分析家俾斯麦的性情相合拍。分析家俾斯麦并不希望发生战争，但在政治家俾斯麦那里，发生战争就变成了他所希望的。
他从西班牙事件中看到有使“法国入侵”这件事发生的可能。他明白要克服许多困难，所以他的外交热情也极为高涨。他派两个办事专员去西班牙，一个是布赫尔，另一个是位陆军军官，最终使已经被否决的提议复活过来。这是非常秘密的行为，因为他希望造成既成事实，好与拿破仑三世对抗，只要拿破仑三世提出异议，他就要置拿破仑三世于理亏的处境。西班牙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为什么不能随它高兴，随便它去什么地方找一个君主？正式的提议已经送去了，没有让威廉知道，俾斯麦就派人去西格马林根宣布承认继位了。“普鲁士王心里很是挣扎了一番，虽然满肚子不愿意，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继位的消息正式宣布之前，这件事被巴黎知道了。真是火上浇油！葛拉蒙特在一个半公半私的演说中狂怒，巴黎报界也紧跟着大肆报道。报纸愤怒地（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装的）指出：“西班牙竟然会选择一位日耳曼人做君主，真是令人诧异！”其实不过是因为葛拉蒙特知道俾斯麦说了蔑视他的话，想当众打这个普鲁士的外交部部长一巴掌，还要让天下人都看见！
俾斯麦这时候正在瓦尔青休息，盛夏时下了一次雪。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谈论这件事：“我这几天吃梭鱼和羊肉。今天吃了梭鱼和小牛肉，还有龙须菜，这里的比柏林的好。这场雪压伤了很多嫩柏树，许多橡树苗也变黑了。你的玫瑰花更是大受损伤，自从降雪以来有六棵或八棵嫁接的玫瑰树变得毫无生机。大麦也受损了，马铃薯似乎得以幸免。我一个人吃饭很无聊。当我在暑热里爬山的时候，别的都不想，只想喝格拉兹啤酒。咳！都喝完了，克列特啤酒也喝完了……我没什么东西可喝，只好喝布勒斯劳啤酒。但这种啤酒里放了一种很苦的东西，常喝是不利于身体的。饭后我走到大饲养场和几个养着猎物的地方，看见四只小鹿，其中三只是公的。你的赤杨林长得茂盛，但是也略受冻伤。杉林下的黑土地里长出了三尺高的开花的小树，已经变白了，像开花的番石榴一样（我附送标本给你），还有野迷迭香。……我十点就睡了。”
那时舆论的炸弹已经在巴黎炸开了，没过多久，俾斯麦在屋里踱来踱去，授意别人按他口述的意思拟文登报发表，以答复巴黎的群情激奋。他这样说：“要发表几个方面的想法，并详细的论述，与公事有关的要用很平静的语气说，但是在半公半私的事上就要将法国的过于自大说得特别严重。法国皇后正在煽风点火，仿佛她一定要看到一场由西班牙立君主所引发的战争……法国人像疯了一样地愤怒，在街上发狂，口吐白沫，手持弯曲的小刀，逢人便刺。……”7月6日，葛拉蒙特在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说，7月7日俾斯麦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葛拉蒙特这样说道：“我们认为，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一个邻国的权利，但如果另外一个国家把他的本族人推上了查理五世的王位，我们也不必忍受！这样一来欧洲的平等权利就会被扰乱，这不仅对我们不利，而且会危及法国的利益和体面。如果这种事发生了，我们就应该毫不迟疑，坚决地尽我们应尽的义务！”这篇演说赢得议会如雷般的喝彩。俾斯麦读了此篇演说，对乔特尔说：“这好像是要打仗呀！葛拉蒙特如果没有打定主意的话，不会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能够立刻攻打法国，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可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有诸多原因。”
当日，法国大使贝内德蒂奉葛拉蒙特之命，要求拜见威廉王。这是符合规矩的，因为俾斯麦不肯让平时处理外交的政府机构来处理这个家族问题。
威廉很和气地接见了贝内德蒂，因为这个老好人不愿意让自己在埃姆斯的度假受到任何干扰。俾斯麦希望赶紧拒绝贝内德蒂，君主却不这么想，并同贝内德蒂会面讨论。君主发觉事态不妙，9日，他告诉贝内德蒂说，他准备以霍亨索伦族长的身份劝他的堂兄辞职，并打发一个副官到西格马林根送信。威廉写信给王后说：“我希望上帝能让这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听得进理性的话！”俾斯麦在瓦尔青得到此消息后，很是愤怒，他喊道：“君主退缩了！”他觉得自己被抛到了一边，认为威廉王的举动会被人解释成普鲁士对法国的一种让步，于是，他紧急发电要求见威廉王。回电直到11日才到。俾斯麦等了一整天，害怕极了。12日他同乔特尔赶赴柏林，因为他去见君主必须要经过国都。赶了十个小时的路之后，当他的马车赶到外交部门口时，俾斯麦接到了一封电报。他急得要发疯，没来得及下车就急忙拆开信看。电报里说贝内德蒂在埃姆斯又做了进一步尝试，君主曾给了他很客气的答复。毛奇与鲁恩此时也被匆匆邀来共进晚餐，不久当他们三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又一封电报传来，电报上说：“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事已被取消。”
事后俾斯麦写道：“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辞职……我认为这样被迫让步是日耳曼的耻辱，是不该让我为之负责的……我极为抑郁，因为想不出法子来补救这损失。畏缩行为必定使我们的国家地位受到损害，要想解决，除非我有意向法国挑战。……所以我不想去埃姆斯了，我请奥伊伦堡伯爵去那里，向君主阐明我的看法。君主现在陷入一个他并不了解的境地中，他要自己决断国事，自己负责。……我的崇高的主人……有一种很强硬的个性，即使自己无法对重要问题作出判断，至少也要插手干预才行。所以他无法善用暗中行事的巧妙方法。……此次的错误，大概要归咎于王后对他的影响。她从科布伦茨赶来劝说他。君王今年已73岁了，他喜欢安静，不愿冒险开始新的战争，失去1860年的胜利。当他没有被枕边风左右时，他是最顾及国家体面的……王后胆怯，又没有民族精神和爱国心，以侠义心肠对待女性的君主是无法抗拒她的劝说的。”
这是二十年后俾斯麦谈及威廉和王后的短处时所说的话。葛拉蒙特在竞选失利以后，也描写过当时的情景，说了许多责怪拿破仑三世和宫廷的话。俾斯麦提及国王与王后的短处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时候他已经办了许多大事，打了许多大胜仗，民众因君主不顾国家体面、王后不爱国而激起的愤怒已经消失无踪了，但他还要说这样的话，可见心中诸多不满仍然存在，因为他恼怒君主不该在“家族的事”上独断专行。当天晚上，他写信回家说他不久就回去，却无法判断他回去的时候还是不是首相。
他整夜盘算计划，傲性和怨恨使他备受煎熬，不能入睡。13日早上，他得到了最新消息，从俄国使馆而不是从埃姆斯传来的消息。他得知巴黎仍不满足，于是放心了。这时他能够名正言顺地为此事发怒了，他去跟英国大使商谈，说：“巴黎如果还有进一步要求，那么天下人都会明白，法国的真正想法是要打仗报仇。我们绝不会忍受这样的羞辱。法国要挑战，我们就应战，……法国的战争筹备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保证，以预防法国忽然进攻的危险。葛拉蒙特必须得收回他的恐吓演说，不然，普鲁士将不惜代价求一个满意！”
很多事都变糟了，他又把它们理顺。他那目光短浅的法国对手，双目无神，才能与见识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完全任由他掌握了事态的进展。前一天俾斯麦赶赴柏林的时候，葛拉蒙特自作主张地打电报给贝内德蒂，要他请普鲁士国王正式宣布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的人辞去西班牙王位一事，同时又逼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威尔德给威廉王写信，说拿破仑三世要威廉王写一封信，信里要宣称普鲁士不会做伤害法国的威严和利益的事。葛拉蒙特希望把这两份文件拿到手，然后在议院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同一天晚上，他在圣克劳德显得既愤怒又困扰。四天前，拿破仑三世病得很厉害，却拒绝听他的顾问们的建议进行手术，担心手术会使他致命。如果他这个时候接受手术并死在手术刀下，说不定能拯救死在战场上的许多条性命。又过了三天他才接受手术。
俾斯麦一听说葛拉蒙特对普鲁士大使的提议，就狂怒不止，他急忙把威尔德调回来，因为威尔德只是客气地劝葛拉蒙特不要这样做。在埃姆斯的威廉接到俾斯麦的一封充满恐吓的电报，威胁说如果威廉再接见贝内德蒂，他将辞职。毛奇和鲁恩下午来跟俾斯麦一起用餐。这两位将军前一天都是主张和法国开战的，现在俾斯麦又对他们抱怨，并宣布他想辞职。鲁恩说这样做等于退缩，军人是不能退缩的。俾斯麦的背挺得直直的，回答说：“你们两位是军人，凭命令行动，是无法和一个需要对事务负责的文臣见解相同的。但我不能为了政治前途牺牲我的名誉。”随后来了一封新的密电，是阿比肯发来的：
“君主写信给我说：‘贝内德蒂伯爵从我散步的地方走过来，跟我说话，请求我——最后是苦苦地哀求我——要我答应他立刻发封电报，说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这件事不会再发生。最后我颇为严厉地拒绝了他，因为我不愿意也不可能答应为此事担保。我告诉他我还没接到关于此事的进一步消息，因为他从马德里和巴黎得到的消息比我所得的更为滞后。他还应该明白，我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此后君主接到安东尼王爵的一封公文。君主已经告诉贝内德蒂伯爵他正在等王爵的消息，而因为上文提到的强硬要求，他决定按我和奥伊伦堡伯爵的建议行事，不再接见贝内德蒂伯爵，并派副官去告诉贝内德蒂，他已经从王爵处得到证实，贝内德蒂得自巴黎的消息准确无误，所以再没有什么话对大使说的了。而贝内德蒂提出的新要求和君主对此的拒绝，是否宜于立即告诉我们的大使们和报界，君主任由您定夺。”
如果把这篇宫廷文章里的装饰词语去掉，我们能看得出这封电报里充满了愤怒。奥伊伦堡谨遵俾斯麦的训示向君主献上的建议就是决定性的最后一击。他担任俾斯麦的秘密使者，把首相的愤怒告诉了君主，并汇报了毛奇与鲁恩此刻的心态，又说俾斯麦一听说君主的行为就很不高兴——最重要的一点是，俾斯麦不肯去埃姆斯，却发了一封充满恐吓的公文。君主对待法国大使还是很客气的，“不过是神色严厉点”。但私下里他们一定很生气，因为这位写信的阿比肯，是个好好先生，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更别说对一位公爵无礼了。而他在信里用了“强硬要求”“拒绝”这样的字眼，大可推论现场用到的字眼肯定还要强烈。他们竟然派了一个副官去对一个强国的大使说，君主再也不会接见他了，再没有什么话好对他说的了！最后这位老王，也许是在奥伊伦堡伯爵或某位副官的示意下，忽然想起这样拒绝了法国的无礼要求，应该赶快对外宣布，而且要很犀利地，由驻外大使们和报纸宣布！这一次又和1862年那次一样，那一次在威廉从于特博格回柏林的路途中，俾斯麦成功地使他的君主觉得需要试试自己是否是块当军人的材料，做事要下定决心。而这次不过是通过一位中介人员办成的罢了。
阿比肯的电报摆在俾斯麦的饭桌上，令人感到颓丧。两位将军都没了胃口，他们“不肯吃也不肯喝，我仔细读了这份公文几次，谈到里面记录着君主授予我的办事权力，……我问了毛奇几个问题。我问他觉得我们的军备怎么样，眼看战事临近，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准备充分”。毛奇回答说，战事越快爆发，将越有利于普鲁士，若拖延就不一定了。俾斯麦立刻拿起笔来，当着众人的面，把这份密电概括了一番，公布了如下的一篇公文：
“霍亨索伦家族世袭王爵已放弃了西班牙王位，并已经通过西班牙政府正式把此结果转告给法国政府。法国大使获悉后，仍在埃姆斯对君主提出进一步要求，要求君主允许他发电至巴黎，说君主自己担保，如果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提议再次“复活”，他保证永远不答应这个被选的人做西班牙王。君主于是决定不再召见法国大使，传谕值日副官说君主再也无话同大使说了。”
俾斯麦并未在公文中插入新的字句，只不过略做了些删改。原文“再没有话对大使说了”被他改为更客气的说法，“无话同大使说了”。对大使们和报馆公布此事——这种影响很大的做法本是君主提议的，其实就是命令俾斯麦照办。那个刚刚把公文重新修饰了一番的人，现在在想象这些字句被译成法文的音调，能够想象巴黎街头那些卖号外报纸的人如何叫喊着“他们拒绝”。但是俾斯麦并没有作假，他只不过把原文修改得紧凑了些。原文像一个长而不成形的气球，里面装的空气不足，所以没法飘起来。而他把没有空气的部分去掉，剩下一个圆而充足的气球，很快就飞上天去了，飞得很高很快，使千千万万的人都可以看见。经他这样安排之后，这份公文变成了俾斯麦对法国大使做出的答复，逼法国要么宣战要么屈服。李卜克内西后来说“这份公文是桩罪恶，历史中没有比它更甚的”。但罪恶不是俾斯麦造成的，罪恶源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态，那时允许两三个人能不问大众的意思就动辄使用武力。
俾斯麦在转瞬间打定这样的主意，那时正好想到了君主。俾斯麦在一生中遇到过的相同情况里，最当机立断的就是这一次。他趁势决断，不再拖延，因为如果任由明天王后来游说，后天太子来游说，主张普法和平，事情就糟了。事实上，俾斯麦的这篇公文一宣布，战争就势在必行了，即便君主不同意也不得不打仗。其实在一小段时间内君主也是主张战争的，这可以从第二封来自埃姆斯的电报中看出。这封电报里说，君主第三次拒绝接见贝内德蒂，并用了以下措辞：“君主今早说的话，就是君主对此事的最后评论。”这倒是和俾斯麦修饰过的第一封公文里的观点不谋而合。
俾斯麦的行动是合逻辑的，总司令对他说过时机是有利的，而之前几年的发展已经显示出不能不战——如果他想要创建一个实实在在的统一的日耳曼帝国的话。他像个心理学家一样明白，他想取得成功，大部分要依赖于欧洲的心态。他觉得这是最佳时机，当然要见机而动。不论是事实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法国向普鲁士挑战。如果我们这些生在数十年后的人们能理解为一个民族走向统一是值得发动战争的，当然也能看得出，我们的法国邻居当时确实不可能处在更糟的境地了，他们本来就得用战争来阻止日耳曼统一，现在反而被人逼着用一场战争来解决这件事。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天下午俾斯麦找到了一种动机和立场，能够使最亲法的巴伐利亚人和最反对普鲁士的符腾堡人都被煽动，对法国大动肝火。三天以后，几千万普鲁士人里流传起这样的谣言，说这位酷爱和平的老王早上在矿泉疗养地散步，而那个法国坏种躲起来，藏在密林深处，像一个刺客一样等待他出现。俾斯麦在安排公布那篇公文的时候，就很有先见之明预料到所有的事。还没到半夜，这篇公文就在欧洲各国引起了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