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忽然认为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这一番战事产生的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读过他上一份谕令的人，都不会觉得他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个想法与他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完全相反。俾斯麦本来是一个建筑家，忽然变成一个征服家了。
一个星期之后，普鲁士和法国的君主同时分别在柏林和巴黎发表讲话，告诉世人说，一个仇敌强迫本国的人拔刀出鞘，上帝曾经为我们的祖先维持过正义，此次也必将为我们维持正义云云。两个议院都同仇敌忾，请求议员们持械以待，还要他们出钱资助军饷，尽管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也不仇恨他们的敌方。在近代历史上，正是这一年的7月，第一次出现双方都有数群人反对打仗的情况。巴黎有人发表了一篇名为《敬告全世界劳工书》的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通过打仗来瓜分权力或是扶持一个帝王的朝廷，只能是一种罪恶”。此外还有许多演说和宣言书，观点也和这份书信意见一致。萨克森和巴登的议院里发表的演说，影响覆盖了莱茵河两岸。只有在普鲁士，没人敢这样说话，这里的社会党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借保护法国人民来反对拿破仑三世，主张战争是与法国皇帝打的。随后国际劳工总会委员团宣布，劳工们要致力于日耳曼的自卫战，但必须反抗任何想把自卫战转为侵略战的尝试。
根本推翻派（急进派）觉得法国是来入侵的一方，为此群情激动。在巴黎，自从梯也尔与甘必塔发表了很激烈的演说之后，有十个议员不肯投票赞成筹备军饷。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投了弃权票，因为他们要避免支持拿破仑三世或俾斯麦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有人批评这种态度，最开始见于社会党的一张报纸上，“拿破仑三世如果打了胜仗，就是欧洲全部劳工的败仗，会导致日耳曼完全分裂……我们的利益与法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要消灭拿破仑”。三日之后，这张报纸又说：“让日耳曼的恺撒主义和法国的恺撒主义在那些想追求利益的人们那里一决胜负吧，这与我们劳工并不相干。”之后第二天却又登出一篇腔调大不相同的宣言，许多人提到“李卜克内西的君主制”，他是主张不为筹军费投赞成票的。
战事初起的时候，马克思以一种欧洲全局眼光给恩格斯写信说：“唱《马赛进行曲》需要用到一个套调，像整个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鲁士倒用不着耍这样的猴把戏：第一唱是威廉，他唱道：‘耶稣是我的信仰又是我的希望’。右有俾斯麦，左有斯迪博（警察总监），这就是日耳曼的《马赛进行曲》了。他现在有机会去尽情显露他的奴隶性质了。谁能想到1848年革命之后的二十二年，一场民族间的战争竟会在日耳曼引发这样的影响？”但是这两个被驱逐出境的人的谈话，这时候还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欧洲各国都对法国表示同情，因为各国都很惧怕普鲁士。俾斯麦要用他的手段引导英国舆论。他把在磋商卢森堡问题时从贝内德蒂手中得到的议案草稿的摹本送给了《泰晤士报》。在这个议案中，拿破仑三世要求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取得比利时，以此作为他答应日耳曼诸邦国统一的条件。贝内德蒂对此文件的发表做出正式答复说，这都是俾斯麦的意思，公文是由俾斯麦口述他手写的。俾斯麦反驳，宣称他屡次同拿破仑三世讨论这件事，假使他不在这个时候公布文件，拿破仑三世也会在完成军事筹备之后，用一百万军队为后盾，当着不设防的欧洲的面，提议以牺牲比利时来满足他的欲望——就像1866年普奥战争的第一炮尚未打响之时俾斯麦自己曾提议过的那样。
贝内德蒂指出的要点是可靠的，但如果欧洲选择信任他，不过是因为人们清楚俾斯麦行事善用诡诈手段。恩格斯写道：“关于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所有的肮脏衣服都必须当众清洗，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间的那些把戏将要从此结束了。”
有一件事，当时在日耳曼诸邦国没有一个人知道，直到1926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被发表时才被揭露出来。正是因为盲目怨恨俾斯麦，使得来自英国的普鲁士王妃维多利亚和其丈夫策划阴谋，背叛国家。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太子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1871年7月31日，奥斯本。天气很好，在帐篷里吃的早饭。然后遇到了好人弗里兹，和他谈起这次战争。他公道可亲，人很好，极为痛恨俾斯麦。他说俾斯麦固然是勤奋又聪明，但却是个坏人，毫无道德观念，大权独揽，其实就是幕后皇帝。弗里兹的父亲很不喜欢俾斯麦，却对他毫无办法。我们又谈到俾斯麦所公布的条约，虽然说是贝内德蒂提议的，弗里兹倒认为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都有份。他觉得这两人正处在火山口上，如果有一天俾斯麦企图和英国开战，他是绝不会诧异的。”这就是霍亨索仑储君如何“感激”俾斯麦的，俾斯麦刚在六个月前替太子赢得了他最想拿到手的皇帝之位！
一旦枪炮证明了俾斯麦的政策是对的，所有人都会来附和他，情况正和1866年一样。这次也像在柯尼希格雷茨打胜仗之后的那天晚上一样，第一场仗结束之后，这位军官立刻就能够结合实际地说：“打了胜仗，你就是个大人物，但若敌人冲过了莱茵河，你现在就是一个最大的恶棍！”
这一次，这位政治家在几个星期之内又要干预战事了。色当之战后当天晚上，那位怏怏不乐地温普芬将军哀求毛奇放过法国军队，又苦劝他以其慷慨大度博得法国民心。俾斯麦反对说：“一个人能够相信一位王公的感谢，却不能相信全国人民的感激，尤其不能相信法国人民的感激。法国改朝换代很频繁，总是不断地换政府，现任政府并不为前任负责。法国是个好妒忌的民族，我们取得柯尼希格雷茨之捷本来对他们无害，法国人却很不高兴。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因色当战役里我们显示的慈善而饶恕我们！”最后，普鲁士要求法国全军交出所有枪械和旗帜，才接受投降。
俾斯麦就是用这样的残酷办法，开始对付法兰西共和国的（他已预见到第二天就会建立共和国）。在以后六个月的条款磋商中，他还是一样严苛残酷。他采用的方针是不为人言所动的征服者的方针，和他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截然不同。他有很多这样做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上文所说的巴黎政府的摇摆不定，此外还有其他很多理由。这样的方针引领他拿下洛林，因为这样会有数不胜数的好处。
9月2日清晨，俾斯麦奉命去见拿破仑三世，在路上遇见他。拿破仑三世坐在马车上，周围都是骑马的军官，“我当时带着我的手枪。当我意识到我只有一个人，对面却有拿破仑和六个军官的时候，我或许曾不由自主地看向我的手枪。很可能我还自然而然地伸手去抓住了它。我猜想拿破仑三世一定看到了我的这些动作，因为他的脸变成了死灰色”。在一瞬间，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他们这次会面的性质，简直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概括出来：战胜者忽然与他的死敌面面相对，他以一对六，自然而然地去抓他带着以防不测的手枪；战败者坐在对面的马车里，看到对方的动作，面如死灰。他们都很明白哪一方都不可能开枪，但他们还是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应，好像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开枪似的。
除了这个会谈前的小插曲之外，这两个人在路旁一间破茅屋里的谈话并不是很重要。俾斯麦以一种侠义态度谨慎地与拿破仑三世会谈，后来评论这次谈话像是“跳舞谈话”。两个人都说不愿兵戎相见，可惜此话说得太迟了。我们伟大的怨恨者并没像其他类似时候一样尝到报仇雪恨的美妙滋味。跟俾斯麦谈话的这个人，可怜兮兮地叹息自己毫无能力，但他并不是葛拉蒙特，而是拿破仑三世。十三年前俾斯麦曾认为无足轻重的人，却有着和蔼的性情。俾斯麦始终不憎恨拿破仑三世，有时还有点怕这位皇帝，同时却尝试着把这位皇帝拉到他那边去。到了这个时候，他待这位被他打败了的对头，就像一个男人对待一个追求很久后被自己征服的女人，只是对她表示同情罢了。
其实被俘的这个皇帝是个累赘。战争胜利的当天晚上，俾斯麦曾说过一句话，显露出他的思想：“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们还要等许久才能赢得和平。”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非常困扰，很想按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所用的方法行事，希望避免继续进攻，并割得已占领的土地做补偿，还希望这样的条件能满足国人。法军有被消灭的，有被俘虏的，还有被完全包围的。这个缺了皇帝的国家会出现几个党派，因为软弱无力定会让步。假如这个时候俾斯麦能像四年前那样按他的想法行事，这一次他使用的政治手段会比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更为高超。但是，上一次他要阻拦君主和将军们乘胜攻入维也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想要阻拦他们进入巴黎，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参谋部已经事先准备好专门应对这种“文官的过错”的办法，而这位“文官”也已经明白，虽然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他被提升为将军，实际上却没什么实权。俾斯麦登上去往前线的火车的时候，偶然听见波比斯基说：“这次我们已经有所准备了，俾斯麦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俾斯麦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沉重的就是整个日耳曼民族的疾呼。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日耳曼各邦国里害怕奥地利的人居多，希望占领维也纳的人较少。现在却不一样，日耳曼报界要求割取阿尔萨斯，“作为一种担保，以免将来我们被世仇法国攻击”。
只有社会党人宣称拿破仑三世倒台了战事就该告终。9月4日，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9月5日，几个日耳曼的民众会议发表了支持共和国的宣言。从此以后，劳工阶级的每一期报纸，都以两行大字作标题：“同法国签公道和约！不割地！惩罚拿破仑三世及其同党！”马克思写了一篇在日耳曼广为流传的宣言书，预言割取阿尔萨斯会使“两个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割地不过使两国暂时停战，但这种和平绝不是永久的和平”。于是一个留在普鲁士国内的严厉的将军拘捕了党派委员团的委员，把他们锁起来关到炮台里。雅各比在尼科尔斯堡发表反对割地的演说，也同样被拘捕。强硬派民主党人大为震动。马克思在8月中旬已说过：“有两种人要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那就是古普库斯的阴谋派，还有南日耳曼那些喝醉了才有胆量的爱国人士。如果真的要求法国割地，就会变作不幸的开始，可能会造成欧洲分裂，尤其是日耳曼，也会被一分为二。……普鲁士人可以从自己的历史里了解到，夺取敌人的土地无法成为使敌人不起兵报复的长久保证，等等。”俾斯麦最开始似乎也是这样想的。
“当战事开始的时候，君主必须要在谕旨里头提到，无论是日耳曼人民，还是法兰西人民，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并拥有与日俱增的幸福，现在他们都被召唤来进行一种更为有益的竞争，而不是流血的竞争。法国的元首们为了他们的个人私利，煞费苦心地对人民施加不良指导，而牺牲了我们这个伟大的邻近民族——法兰西的公道与自爱。”开仗的第一天，俾斯麦就是这样对仇敌和欧洲宣言的。无论哪个认为世界大同的人都没法比他说得更清楚更庄重了。无论哪一个政治家也不能像他这样把一个民族与该民族的政府分得如此清楚。那时虽然情况紧急，但也许只有一件事是俾斯麦未曾提防的，那就是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倒台得那样快。即使他真的想到了这样的事会发生，他大概没把这件事在日耳曼人心中激起的反应当回事。
还有一件事。8月中旬，威廉进入法国境内，俾斯麦发布了如下谕令：“拿破仑三世于水陆同时进攻日耳曼民族，但日耳曼以前和现在都仍愿意与法兰西人民共享太平……”同时腓特烈·查理发出一道陆军令：“法国皇帝始终未问过法国人民是否愿意同邻国血战。之前并没有必须打仗的理由。”
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呢？这两道谕令发出后的第五个星期，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部长，走进获胜的普鲁士大营，请求两国在巴黎选举议员的时候停战。福尔认为，既然战胜国把拿破仑三世与法国人民区别得这样清楚，大概不只是一句空话，难道是毫无理由的吗？难道两国反对打仗的人们，无法相信普鲁士愿与法国人民共享和平的话吗？他们推翻了之前那个好战的政府，然后把与这个政府敌对的人们抬出来执掌政权，又从根本上改革，把帝国变为共和国，以表示他们爱好和平。而且，危急之际，梯也尔与福尔两个人不是反对宣战的么？他们的朋友们不是不肯投票赞成筹军费的么？他们现在不是都当了共和国的领袖了吗？
可惜理想与事实相差太远，打了六七次胜仗以后，就更是不同了。从前法国被那些追求私利的人所误导，所以俾斯麦在谕旨里写下了那些同情法兰西人民的话，还说日耳曼人愿意与法国人共享太平。现在的俾斯麦还是以前那个俾斯麦，却发出两道通告书给两位大使，说此战日耳曼民族说了算。福尔对他解释说，法国人已经驱走了宣战的皇帝，愿意赔款以换取和平。俾斯麦反驳说（欧也妮皇后派了一个喜欢冒险的使者去见他）：“我们不管你们的政府究竟如何，如果我们认为拿破仑三世复辟对我们有利，我们会把他送回巴黎……假如我能确保你们的政策的确能代表法国，我会劝说君主，不割一寸土，不要一分钱就退兵。但是你们所代表的只是说不上话的少数人，我们从你们或者你们之后的政府得不到什么担保。我们得考虑到将来我们自己的安稳，所以打算要整个阿尔萨斯、部分的洛林及麦茨市。”
福尔本来是个巴黎的律师，这时站在那里，面无血色，大胡子也很杂乱。他捡起他的“沾满尘土的外衣和被挤扁了的帽子”，说：“我们不会让出一寸土地，哪怕是我们炮台的一块石头！”但他却对发怒的俾斯麦很有好感，说这个日耳曼政治家“威严而苛刻，但是他的苛刻被一种自然的、几乎是和蔼的态度减轻了不少。他客气而庄重地接待我，并不装腔作势或故作持重，而是很快摆出一种和蔼且坦白的态度，由始至终都如此。”
俾斯麦的这种态度变化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其不良效果影响了此后的五十年。他确实是改变了态度，后来几个月所发生的事都证明他已经跟这个爱好和平的君主协商好了怎样处理，即使所有的将军都反对也没关系。他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以保护日耳曼。他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担保两国的和平。这说明他的见解肯定受了误导。一年以前，他曾和柯雪林谈道：
“假如普鲁士战胜法国，会有什么结果？例如我们赢来阿尔萨斯，那么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份战利品，长久地派兵镇守在斯特拉斯堡。永远和平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以后法国总会想办法找到同盟的——那时候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几句话正是马克思的见解的另一种说法：这不过是暂时停战而非永久和平！之前俾斯麦预见到战事快要发生，十分高兴，因为那时候他不过想借战争压力成立德意志帝国。无论出自思考还是欲望，以前他绝不会因为邻国不老实而想到攻打它。五十五年过去了，有一半法国人忘记了日耳曼人的上一次入侵。普鲁士的扩张过程中，只有四年使法国人不安。二十年前，俾斯麦的演说、私信或谈话里，并未显露出侵略的动机。他从未谈过“世仇”。确实，他不喜欢法国人——可是他喜欢过谁呀？现在他忽然认为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这一番战事产生的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读过他上一份谕令的人，都不会觉得他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个想法与他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完全相反。俾斯麦本来是一个建筑家，忽然变成一个征服家了。
欧洲有人问道，你们自己既然想有中立地，为什么不把这些地方变成中立地呢？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上作出答复：“若是这样，就会铸成一条中立国链，从北海一直延长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我们就不能从陆路攻打法国了……虽然我们是习惯于尊重条约和中立地的。（听着！听着！）……这样一来，法国就得到了一条隔离我们的保护带。而只要我们的海军无法与法国的海军抗衡，我们就无法抵抗敌人从海道的进攻。这虽不过是一条次要的理由，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理由。”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比利时与瑞士确实想独立，但阿尔萨斯和洛林都不想。“我们能够想象，强大的法国精神之特长——这是因为当地人民的利益、感情和历史都是依附于法国的——遇到新的法国与日耳曼之战时，会如何触动这个中立国……再成为法国的依附……所以我们没有法子，只好把这块地连同其上的炮台等，完全归入日耳曼，并作为日耳曼的一道坚固城墙来抵抗法国。我们得保护这些地方，还要使法国将来要攻击我们时，攻打的起始点挪远点，至少几日路程。
“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项障碍，就是……居民的仇视……阿尔萨斯和洛林有一百五十万日耳曼人，他们拥有日耳曼人性格的许多长处，同时又与另一个民族杂居，这个民族又有其他许多长处。他们的这些属性给予他们一种能够享受特别利益的地位。……日耳曼人性格里有一部分就是要求自己处在特别优等的地位，尤其反对最近的邻国。一个阿尔萨斯人或洛林人，只要他是法国人一天，就有繁华的巴黎、伟大的统一法国在背后一天，看到日耳曼人民时就带着‘巴黎是我的’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仇视还存在，这确实是事实……我们应该耐心地消除这种仇视。我们日耳曼人有许多方法，总体而论，我们善于治理，即使有时治理得不那么得法，也总比法国政治家更为慈善和人道些（大笑）……但是我们不要太过轻易地自我期许，说成功就在眼前了，以日耳曼精神而论，不久后那里的大多数情况将会和图灵根类似。”
通过所有这样合理与公道的考虑，这位政治家的谨慎观念表现出来了。既然胜利议和之后，他敢于告诉国人说他只能这样拿来这些战利品，这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凭据，证明他是经过一番长久又焦急的思索做出此决定的。既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拿到这几块土地呢？过了几年，他将对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新省的代表说，他并不愿意割得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因为陆军诸师的逼迫，他不能不这样做。
最初的几个理由，出自于陆军与统帅们的心境：打了几次大仗，损失了很多士兵；敌人筹备不足，无法再守卫他们的炮台；王公们和将领们都为胜利而陶醉了。此外，俾斯麦有一种确定的对他的骄矜邻居们的仇恨：他们不能容忍莱茵河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和他们一样强大的国家。最后就是日耳曼民族派的一种考虑：民族派觉得日耳曼太容易受到法国的攻击。符腾堡王曾经有一次对俾斯麦解释说，就此而言，如果仅以南日耳曼而论，这个弱点会成为南方同意国家统一的障碍。俾斯麦在国会这样描述这个地方的形势：“在靠近卢森堡的地方，阿尔萨斯的一角插入日耳曼，比美因河的政治界线更为有效地分开了北日耳曼和南日耳曼。”但这样出于事实的考虑，仅和阿尔萨斯有关，并且相关的只不过是该省的一部分。
虽然俾斯麦自己嘲笑大日耳曼的宣言，但在战线后方的国家里，就得用这样的宣言来煽动民众。他说：“我们要的是炮台，有人说阿尔萨斯在古时候是日耳曼的一部分，这不过是教授们创造出来的谣言。”他心里清楚，大选候对待路易十四的态度是丧失阿尔萨斯的主要理由，也知道霍亨索伦王族几乎没有权利要求这一省，因为9月6日他已说过：“我不愿意割取洛林，但将军们说麦茨是不能不要的，这个要塞代表着十二万人的价值。”不久之后，他又对一个英国外交家说：“我们不想要阿尔萨斯或洛林，法国可以保留这两个省，但却要答应几个条件，即它不能用这两个省作为攻打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一定要占领的是斯特拉斯堡和麦茨。”
割地本来是件很冒险的事，他却强迫自己一定要割地，所依据的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决心要尽快缔造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他似乎认为现在日耳曼民心涣散，只有受到“一种公愤”的影响，才能使民心激动起来，并可以被他操控。现在日耳曼人得到了他们联合的证明，就是这块共有的土地。他相信，当南北日耳曼要联起手来培养这株新得到的树苗时，会显而易见地发现他们必定要联合起来的。
色当之战那天，俾斯麦的密友德布鲁克说了句俏皮话：“从帝国的土地上（指阿尔萨斯与洛林这两个法兰西帝国的省），将生长出一个帝国（指德意志帝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