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又得到了最开始几乎想也想不到的大权，好像盼望已久的许多愿望都得以实现，他清醒了，不再为这种浮士德式的感情所困扰。
“我吃完早饭读过报纸以后，便穿上打猎的靴子，在森林里随便走走，爬山、涉泽、研究地理学、寻找养花草的地方。我一回到家，就把我的马备好……还是做同样的事……这里有很多棵小树，还有许多已被砍伐的木桩，有荒地、养花苗的土地、溪流、泽地、野草地、金雀花、牡鹿、山鹞，以及密不透风的柏树林与橡树林，还有其他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常常聆听鸽子、苍鹭与鸢的叫声，不然就是听佃户们诉说野猪祸害庄稼之苦。我怎样能够使你完全领略这种生活呢？”
这是俾斯麦从瓦尔青写来的信，这个地方离赖安菲尔不远，当俾斯麦初次探访这个地方，在他的田产上游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之前为国奋斗，为国家赢得了许多胜利，现在得到酬劳了。唯一可能引起异议的是他用国家赏他的钱置田买地。过了几年之后，他宣称：“不该拿钱来酬答功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笔钱财，但是后来我竟收受了。最难为情的是这笔款项不是由君主给我的，而是由议院给我的。我同议员们如此激烈地吵了这么多年，我不愿意从他们手上拿钱。”当时自由党议员们曾提议过，说不必赏鲁恩和俾斯麦钱财，免除对他们的追究就够了。但是俾斯麦虽然觉得难为情，却仍然接受了这笔赏金，可见他年纪愈大愈喜欢钱财与家产——但是谈到他的私产，他向来都不是一个擅长经营的人，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以稳妥的投资方式来增加他的私人财产。
他对钱财的欲望与他的傲性相互冲突。他最初与议员们斗争的时候，议院曾宣布大臣们若是不合宪法地滥用公款，国家可以剥夺他的个人财产，以资赔偿。所以俾斯麦曾考虑过把他的产业写在他的哥哥名下。“遇着新君主登位，这样的充公并不是绝对不会发生，但我如果把产业让给我的哥哥，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我是着急了，我在钱财上有问题。我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何况我之所以能在上议院得到席位，全赖我是尼朴甫的地主。”他虽然不愿将财产让给他的哥哥，但是他却不得不这么办。失去在上议院的席位虽然会使这件事公布出来，且会引发各种令人难堪的评论，但他还是把产业卖给了他哥哥。他讲了以下几点让人关注的理由：“我想在这里度过我的暮年，这个想法已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有点迷信，有几种考虑促使我卖出田产……考虑到我的情况，或是我的儿女们的情况，使我向你要价不能比向外人索要的价格低太多。”这些理由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当时确实还没卖掉尼朴甫。
四年后，因为他做了议会从前认为不应做的事（普奥战争），议会赏给了他许多钱，那时候俾斯麦已经成为一个大富翁了，但他仍将尼朴甫的田产尽快卖了出去。他在这里度过很多年，从2岁到28岁都是在这里过的。很多年前他第一次出租这个地方时，他是多么伤心呀！现在当他从瓦尔青骑马赶往尼朴甫的时候，他却说“他们总要麻烦我，在那里，我对树木比对人有更多的话说”。一直到他晚年，这个他少年时的家，才又成为他的天堂。现在他却毫不在乎，从瓦尔青写信给他哥哥：“我宁愿卖给费烈或你，但是价钱不能低于市价太多。”他不再迷信，也不再说他多么舍不得田地与住宅，尽管他从前在申豪森与尼朴甫都说过这种话。
他的确喜欢瓦尔青的森林，但是有许多原因使他还是更喜欢其他的几处地产。瓦尔青的住宅也比不上申豪森的大宅。“外观像一所医院，因为这所房子有两个很长的侧翼。总体看来，这所房子是很平常的，有很多窗子，既不像一座城堡又不像一座罗马式的别墅。”柯雪林住在里头的时候，就是这样评价这所房子的。森林并不能带来其他收入，只能建造锯木厂或造纸厂。“这将要花费10万元左右，但是每天都能够把松树变作许多纸张。”他从前有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大自然的人，现在却变得那么的实际，变成了一个经济家，一个极为顾家的人！
他是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必须经常做事，初次来看这个地方时，他就动手为瓦尔青的森林与住宅增添生机。“你打发人去申豪森把红玻璃杯、雕花椅子、一两架能锁的橱柜，还有剩下的几张床都挪过来……桌子可以从柏林搬来，你们可以用我摆在前厅的活盖写字桌。君主的屋子，为什么要我们为其提供家具呀？……我要坐马车出去看森林、牡鹿，还有阳光……我不能写得太多，因为墨水使我的神经激动。……你不久就得来，让孩子们跟你同来，我猜在某个地方可以买到床。不要带女仆来，除了你自己用的。也许你连她都用不着，因为这里已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她曾替布曼特尔家洗过三年衣服……所以你不必带厨子或女仆来，除非你自己要用他们。再送些厚的深绿色的布料来做窗帷和能遮住几道玻璃门的帘子，我们就可以保持隐秘，不会被人看到了。我想在你来之前我不会回柏林的。你告诉别人说，我身体很不好，不过慢慢在恢复，但我不想走长路，这样我可能会失去已得到的东西。你快来吧。”
这是俾斯麦最欢乐的时候。他离开柏林，不再为公事操劳了。他知道他的夫人就要来了，家里没有客人，没有电报，只有管猎场和森林的人，还有马匹，钱财足够他们一家用。他处在这种环境中，觉得日子还是很好过的，足足过了一个星期这样的生活。一个星期后，他又想回到为公事操劳的生活中了；若是不让他去操劳公事，他的老脾气就要发作。他要做事，又要发号施令。他在乡下隐居的时候，还想着掌权。他指着一位邻居的田产，说过如下的一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性情，“每天晚上我都想把那块地取来，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见这块地时我又不动心了”。俾斯麦的激情与他的和缓，以及他的政策的所有节奏，都包容在这一句话里头了。
他在乡下时，发觉他的客人们很是蠢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请日耳曼最聪明的人来。除非是一位阁臣、一位秘书或一位政党首领来见他，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什么贵客。“他坐在十多个亲戚里头，其中有三个耳朵有点背，其余的人谈话时都得大声喊叫，这三个人才能听见。他们老是一起开口讲话。”有人曾这样描写过，“他很和气地对待他们，这令他们非常高兴，待到晚上十点才回家”。柯雪林有时也到这里来。“他来了，我们同坐在行军床上……一边畅谈，一边聆听乔特尔创作的音乐。”
俾斯麦经常劳累过度，他曾对乔特尔承认，尽管柯雪林是他的少年旧友，但他还是觉得接待他令他疲倦，盼望他早点走。
现在他最喜欢的，他一直以来最喜欢的，还是莫特利。俾斯麦之所以喜欢这位兴致勃勃且讲话直率的美国人，是因为他期望通过这个性情较为平和的人来平复他自己天生的躁动。不管是君主还是乔安娜都没有这种资格。这两个人都能得到他的尊敬，除他们之外，他几乎看不起全世界所有的人。君主与乔安娜都是常见的类型，没有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威廉年纪已老，又不甚聪明；乔安娜是过于温柔而无阅历。他们两个人的性情都比较温和，却不能使他感到平静。莫特利是个与世无争的男子汉，举止自然又卓尔不群；他是俾斯麦的忠诚朋友，却对他并无所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莫特利非常独立，在俾斯麦所知的人中，无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在一群心怀恶意与蠢笨的人中，他能够完全依赖莫特利，他是俾斯麦真正的朋友。只有对莫特利，俾斯麦才会写如下文那样脱离世俗的信，两人相识的最开始十年这样写，十年之后还是如此。俾斯麦向来是让别人等他的回信的，对至亲至近的人也是这样，却屡次主动写信给莫特利，都是用以下的腔调——大多数用的是德文，有时却用英文：
“杰克，我的宝贝——你到底在哪里？你连一行字也不写给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像黑奴一样从早劳碌到晚，你却闲得无事可做——与其两只脚跷在那看不知是何颜色的墙发呆，你不如写信给我吧。我是没法按时写信的，之前有五天左右我甚至抽不出一刻钟的散步时间。但是你这个懒惰的老东西，什么事使你忘却了老朋友？我现在正打算上床睡觉，忽然看到你照片上的双眼，所以宁可少睡点觉，挤出点时间让你追忆下很久以前的往事。你为什么老是不到柏林来？从维也纳到这里花的时间，还不足一个美国人度假旅游时所走的路程的四分之一呢。在这种令人乏味的生活中，我和我的夫人都很愉快地想再见你一面。你几时能来，你几时想来？如果你能来，我愿意挤出时间来陪你故地重游，在某酒店里同你共饮一瓶酒，从前在那里，有一次他们禁止你把脚放在椅子上。你不要理会政治了，来看我吧。我答应你会把联合旗高高挂在我们的房顶上，谈天说地，开一瓶上好的醇白酒，一起咒骂那些背叛者。你不要忘记老朋友，也别忘记老朋友的夫人，因为我的夫人几乎同我一样非常热切地想见你。你若不来，至少也要赶紧来封信。好朋友，要么来，要么赶快写信给我。你的，俾斯麦，最近迷上那首旧曲子《过从前殖民地时代的好日子》了。”
莫特利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时，他们二人近在咫尺。俾斯麦从瓦尔青写信给他说：“你该把你的寓所搬到波美拉尼亚森林来，这会给我们带来欢乐。对你这样的一个航海旅行家来说，这不过是以前从柏林到格丁根的路程。你扶着你的夫人，上一辆马车，二十分钟就到车站，三十分钟后就能到柏林，从柏林到我这里也不过半日的路程……你能来就最好不过了。我的夫人，我的女儿，我自己与男孩子们，都会欣喜若狂的；我们就会像往日般快乐了……我被这个念头深深地吸引住了，你若不肯来，我必定会气病的，这是不利于政治局面的。”
他是真心喜爱莫特利的。他爱妻子还多少带着些为夫为父的责任，他喜欢这个美国人，是既无用意又无理由的。这两个人开始密切交往时，俾斯麦不过才17岁，他对这个美国人的喜欢六十多年不变。莫特利显然能在某些方面弥补他的不足，好像从前策尔特之于歌德。莫特利在男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如同玛尔维妮在女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一样，既随和，又是个极聪明的人。他还是个很有兴致的人，同时既富有阅历又很谨慎。这个日耳曼人会从一个较为年轻的国度中找到他最好的朋友，并非偶然。
乔安娜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在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她因为担心有人谋杀她的丈夫而整夜睡不着，他屡次提到她“失眠、心跳快、沮丧”。他送她到几处有矿泉的地方疗养，害怕她太早离开他。在她40岁时，她写信给儿女，自称“老母”。他们的儿女们逐渐长大，乔安娜摆脱孩子的束缚后，又如同母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自己的丈夫。她后半生中唯一关切的事就是照应他的身体，减轻他的烦恼，伺候他、保护他。为此她抛弃了一切——她的欲望，她的消遣，她的见解。她绝不敢劝他，当他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时候，她不肯冒险直接写信告诉他她心里的想法，只让她的朋友乔特尔去间接地探问，她是否可以先到维也纳。乔特尔一想，不好直接拿乔安娜的话问俾斯麦。她就是这样深爱着她的丈夫，不肯显露自己。有一次俾斯麦夫妇同柯雪林出游，俾斯麦问乔安娜，是再往前去，还是返回？她答道：“随你喜欢，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俾斯麦在瓦尔青得了病的时候，她“日夜陪伴他，只有吃饭时走开一会儿。我很安静地坐在屋里，或看书，或做活，或替他做事。说一句话都会使他感到难受，我着急得快死了”。
他的儿女们也是非常温顺，他们不敢做父亲不允许做的事；俾斯麦也不要求他们做什么。俾斯麦曾建议玛丽应该学写点东西，但一听说这个16岁的女孩觉得写东西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就不再要求她写。他追忆他的童年时很伤心，所以比较纵容儿女。他虽然是个立过奇功的人，心里却怀着痛恨，并不相信世间的任何人。当他对柯雪林说他不打算让他的儿子们出去做官时，就充分显露出这种愤世的心境。他说：“做官得不到什么好处，还得背着银十字架在这世间行走。”他在尼科尔斯堡得到整个日耳曼都在盼望的消息的时候，正逢他儿子的生日。他写给他儿子一封信，一开始说的就是政治新闻。他不久就感觉到他所处的两难地位，他是政治家的同时又得是教育家，他说道：“当一个人处在政治战场中，如果有许多对头，就必须挥拳打倒那些更有气力的，使他们不能再翻身，剩下那些没有气力的皮囊——可如果是在私人生活中做这种事，人家就会把这当作一种卑劣的行径。”他希望他的儿子们体格气度好，精力充沛。他每每称赞儿子们，只是称赞他们有奋斗能力。曾有一个年轻客人“看到俾斯麦和儿子们，就像看到大狮子带着小狮子们，吃很多东西，令他诧异”。
俾斯麦的健康全靠他的精神支撑，他的精神又依赖于事态的演变。他的治病方法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样暴烈。他向来不打伞，不穿雨靴，总是乘坐敞篷马车。他有病用不着医生，自己当自己的医生。布兰肯堡在瓦尔青写信说：“假如他还像从前那样一直过不健康的生活，他的病将变成不治之症。他起床很晚，起来后就在森林里闲逛，像一个管林木的人一样，要逛到五点钟。他五六点，或七点开始吃饭，吃得很多，吃完饭打半个小时的台球。随后他处理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最后吃一顿冷饭冷菜作为晚饭，因为不消化晚上睡眠自然不好……他谈起他的诸多烦恼，几乎要落泪，说无论什么事都走错方向了，却并不给我从旁边插句话的机会……他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结果患了很严重的消化不良。”有一次关于汉诺威的财政问题，他的议案只以五票的优势通过，他“就很受折磨，立即开始脚痛，吐黄水，面部疼痛”。鲁恩警告他也无效。鲁恩说：“我想你除了要有足够的自制能力来遏制你容易着急上火的性格外，还要以一个有价值的日耳曼家长该有的有节制的生活，来制约自己！你必定能做到这一点！”鲁恩是俾斯麦的一个最可靠的同伴，才敢用“必定”这两个字，然而即使说了也是枉然。
俾斯麦天生好怒，这使他在办日常公事时受到的阻力，要多过在决定重大决策时受到的阻力。在加斯泰因的时候，有一次一连下了两三天大雨，他很不高兴，说那里的空气如同洗衣房的空气一样，他寓所附近的雨下得像瀑布一样，也令他心神不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身在多山的地方，他总嫌视野不够开阔。他的夫人写信告诉他说，孩子们的牙已经刮过了，他回信说：“你使我非常着急，觉得心里很不安！”有一位黑森的领袖问他黑森的未来时，“他的脸色本来就不太好看，现在更加阴沉，五官皱成一团。他一言不发，沉闷地思考着什么，一会儿拿起支笔，一会儿拿起一把裁纸刀，过了一会儿，露出多少带点高兴的微笑，但不久就消失了，他的脸上露出真正魔鬼般的神色，皱着浓密的眉毛”。
当他的身体逐渐衰老的时候，他的生活方式显示了光阴的逝去，而他与生俱来的精力却在与光阴做斗争。他变得像他的少年时代一样怀疑一切，大踏步地走回怀疑主义的怀抱。他从前也有过宗教信仰，现在所保留的，不过比形式多一点。有一个奉教虔笃的邻居说俾斯麦毫无忌惮，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圣诞信答复他，以一个基督徒的态度自居：“我很愿意承认我应该多去几趟教堂……我不去教堂，并非因为没有时间，实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尤其是冬天……那些说我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政客的人，真是冤枉我。那些冤枉我的人，不如先在这个城区里面，找寻一下他的良心丢在何处？”有一个军官在他的徽章上刻上温德族“永不后悔，永不饶恕”的格言，俾斯麦听后很高兴。假如说，饶恕与悔罪是基督教的两根柱石，那么我们看见俾斯麦这样高兴，也会禁不住微笑。俾斯麦谈论这句格言时说：“我早就知道这个宗旨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用的！”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开战的前几天，俾斯麦写了一封信给一个朋友，里面有这样的魔鬼式的话：“骰子是掷下去了，我们很有把握地着眼于将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上帝的心思往往是无故改变的！”
俾斯麦现在和很久以前一样，把他的君主党的见解，加在他的基督教的诸多理论上，如同一个人把他的盾挂在树上，自己就在那影子下安营扎寨。他的傲气无人能比，除非是被他自己按捺下来了，或者他一直告诉自己说君主的权力是神圣的，得自天命，不然，他必定会支持革命。他曾在吃饭的时候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如果我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不肯再伺候君主一小时的……我的钱足够生活了，在世界上所得的地位也令我很满意了，用不着君主了……我不爱荣衔与徽章，坚信死后会有另一番天地，所以我是一个君主党，不然的话，若依着我的性情，我该做一个共和党。其实我是一个极端的共和党！唯有我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使我在这后来的十年内不改变宗旨，其他无论什么事都不能这样影响我。……假使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早就让朝廷下地狱去了！”席上有一个人反驳他，说有许多人只因知有国家，所以才侍奉君主。俾斯麦反驳道：“这种为国为君而克制和牺牲自己的精神，对我们日耳曼人而言，就是我们的祖先信仰的遗迹——这样的信仰，已经改变了，现在虽然黯淡了，却还有效力。它不再称得上一种信仰了，但说到底仍是信仰。我多么喜欢归隐！我喜欢乡下生活、森林与自然。你如果把我和上帝的关系夺走，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明天就收拾行李，回瓦尔青种莜麦。既是这样，君主又算得了什么！我若不是受上帝节制，为什么要受制于霍亨索伦家族？他们这一族不过是一个来自施瓦本的民族，并不比我的家族更高贵，他们是否幸福与我并无特别的关系。我还不如雅科比，他至少当了共和国的大总统，人家还能够忍受……从许多方面看来，他还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人。”
俾斯麦曾数次发表过这一系列的看法，但没有比这一次更能把不相矛盾的事情简化成无理之事的了。他说国家观念是宗教信仰的最后的遗迹，稳定了本务派的普遍概念，但他却并不相信有人会有这样的观念！他在历史上所有的大人物中，在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物中，在他们哪怕是最不相干的行为里面，寻找为己的动机，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被引诱着走入政治舞台的，被驱入政界为国办事，直到掌握最高的权力。这些完全都是被野心与揽权欲所驱使，他本性中的诸多因素引着他走向这条道路。他与路德不同，不是因为在上帝面前受到屈辱而被迫走这条路；他与鲁恩也不同，不是因为对君主的忠心而帮助君主；他又与斯泰因不同，并非由于想为日耳曼尽力而走这条路的。
若是要评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共和党这件事，我们就会猜测，假使他生于美国，他的革命思想必定会促使他想当大总统的。他的自爱和学识，使他想看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阶级，自己的家庭，都处于很体面的地位。因为要达到这几个目的，他就得替一个来自施瓦本的家族办事，这家人的祖先比俾斯麦的祖先的力量强大些，或者是运气更好些；他必须要受制于那些无论在才智与个性，热心与天资上都不如他的人们。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其实是他的信仰给予他的自我暗示，他得感谢这些暗示，因为由此他才能够相信这一朝的君主是天命的君主。
他宣布自己是一个泛神派，并嘲笑基督教，若不是这样，我们如何能够解释他少年时的容克情怀？为什么这个不信宗教的贵族会厌恶自由党？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中庸的共和制，这个信教的首相，为什么今日却愿意让他们帮忙治理国家？假如他是上帝的仇敌，他应该照着他的贵族逻辑，至少也要做君主的对头才行。假如他今天是上帝的仆人，他就该敬重这个君主。然而他敬重吗？有人曾问他，一位君主应该学些什么？他神秘地答道：“一位君主其实应该接受波斯式的教育，这就是说他必须得学会骑术，学会打仗。如果在这两件事之外，他还想把他的行业作为一项专题研究，他就必须要学会怎样长时间站立，怎样对从未见过的人说好听的话，怎样说谎。他永远不必说那些不入耳的实话，因为这是他的大臣们的事。我们的君主就不晓得怎样说谎，无论他怎么尝试，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不会。”
我们现在听听他怎样评论王室。“假如我同君主在利兹林根打猎，这个地方本来在一片属于我们家的森林里面。三百年前霍亨索伦家族抢走了它，不过是因为这是一个好猎场，从前的树木有现在的两倍那么多。除了是个好猎场外，那里还是一块很有价值的土地，今日价值几百万。从前他们是不顾我们在法律上的所有权，硬从我们手中抢走那块地的。那时候的地主，因为不肯放弃这块土地，就被幽闭起来，吃的是很咸的食物，没有什么饮品。我们家族所得的赔偿不过是地价的四分之一。”我们从这几句话就能看出俾斯麦的信仰，他相信是天命使霍亨索伦家族在他之上的。
当我们把他看作一个充满怨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很喜欢引用魔鬼所说的话，他记得《浮士德》第一部分中的好几段，背得滚瓜烂熟。以下这些很值得注意的文学评论即是出自俾斯麦之手，“你只要问我，我就会给你四分之三的歌德著作！此外，我只要有他的四十本著作里头的七八本，就能很心满意足地在一个荒岛上过日子”。随后他把歌德描写成一个做短工的裁缝：“一个人，与世无争（不怨天尤人），躲开世界的烦扰，是很快乐的。既然与世无争，这个人又有一个知心朋友，他就能够和这个朋友一起享受许多事物——如果一个人能够像歌德一样写出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做短工的裁缝！你想想看，‘与世无争’，又常有一个人靠在你的怀里！”又有一次，柯雪林的女儿很热心地与他谈论悲剧，觉得如果自己就是戏剧里的英雄，那一定是很快乐的，俾斯麦很直率地批评她说：“你愿意像沃伦斯泰因那样，在一间简陋的酒店里，被一个匪徒杀死吗？”乔特尔谈到害怕与怜悯，俾斯麦很愤怒地反驳道：“是呀，我看见害怕与怜悯是很生气的，所以当我在戏院里看戏时，我常想一把抓住剧中恶人的喉咙！”乔特尔是信奉人道主义的人，抱定戏剧里“得胜观念”的宗旨。俾斯麦于是谈起烧鹅，问道：“你可知道在波罗的海边上的诸省，人们吃烧鹅是就着马铃薯吃，抑或是就着苹果吃？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就着马铃薯吃。”
俾斯麦现在做事的时候喜欢听音乐。后来他当了帝国首相的时候，就完全不听音乐了，因为音乐会使他睡得不好。
总之，他的很多腔调，越来越接近闲散人的腔调了。他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又得到了最开始几乎想也想不到的大权，好像盼望已久的许多愿望都得以实现，他清醒了，不再为这种浮士德式的感情所困扰。“浮士德很不满意他的心里有两个灵魂；但是我的心里有许多灵魂，彼此相争，好像在一个共和国里一样。……我把他们所说的大部分话都揭露于世，但是心里还有些东西我是绝不会让任何人窥见的。”这两句话，是他和两个下属坐马车时说的，其中有一个绝不会同情他。这些话主要是表现他的不满意，多过诉说他的孤寂，他若仅仅因为孤寂是不肯说出这样的话的。在庆祝日，他写信给他至亲至爱的人：“人生在世的这种种困窘，简直令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不是正经乡绅所过的……我希望过较为清静的日子，我想家，到了我可以支配自己时间的时候，到了（如我现在经常想象的）我觉得比较欢乐的日子，我也是这样——在我骑马的时候，我很清楚地记得‘在那骑士的后面坐着黑色的忧愁’，这句话是极其正确的。”他无力反抗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格，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妹妹庆贺自己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时，他写了一封信给她，很清楚地表达这种想法：“我很乐意跟你交换……关于人生如梦、光阴易逝的反省。我们过了许久才将那些以为生活快要开始的梦幻舍去，我们又要为这样的开始而筹备，所以我们需要许多表示路程的界石，比如结婚二十五周年，使我们记得回顾从前，使我们能看清楚我们已经走过多少路，经过多少好站与坏站。为什么我经常觉得现在这一站比从前所走过的任何一站都更令人不舒服，却绝不肯停止努力向前，希望能走到一个较好的站去，这是不是证明我们的不足……抑或是证明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衷心祝愿你……能够很高兴地庆祝你的好日子，希望你愿意对那个拼命赶时间向前的车夫说：‘朋友，慢点儿赶路。’因为我并未达到这样知足的心境，所以我自己是并不为此感谢上帝的。我虽明白有许多使自己知足的理由，比如想起我的妻子时，尤其是想起你时，想起我为公为私努力所做的许多事情时……我得到成功了，却觉得这些成功没什么价值，所以我还是不知足。”
这样严酷的解析，多么细致地逐层显露出来。这几句话他说得多么巧妙呀！他把一生的功业都概括在一句话里，又带着多少不肯说出口的东西啊！俾斯麦毫不留情地用自己的笔解剖自己，揭露他永远是个无定性的闲散人。他说他全部的胜利，全部的努力，二十年间不停地战斗，所得来的诸多结果，都不过是个不舒服的位子，他以后还要继续向前努力，找一个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