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功臣 1862—1871
“我们既然从生命树上偷吃了果实，就不得不受到惩罚。”
——鲁恩
俾斯麦一边通过这样的角色变换，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如此），一边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
“当我以辞职恐吓他的时候，老头子开始呜咽，流下泪来。他说：‘现在连你也不理我了，我该怎么办呀？’”这是俾斯麦对素昧平生的舒尔茨说的话，他就是这样很真实地描述自己与君主的关系。当然他这样说另有用意，就是要所有的美国人都晓得，君主是离不开他的。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惜牺牲君主的威严。他对萨克森的大使说了一段话，并希望他在萨克森重述，他说：“我的主人虽然懂得要以责任为重，却才疏学浅。他的父亲只关心教育好他的长子，然后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个原因，威廉国王一旦遇到重要的事情，往往就没有主见。他依赖于他人的意见——到处找人给他出主意。”那时候本尼格森经常见到俾斯麦，他曾在一封私信中评论说，俾斯麦看不起所有的部长，除了鲁恩，还说“君主与俾斯麦彼此厌恶的时候，多过友好共处的时候，俾斯麦与太子的交情是极其冷淡的”。
“彼此厌恶”这么形容并不太正确。俾斯麦是习惯和君主相处了，君主却难以习惯俾斯麦。俾斯麦硬是把成功加在君主身上，由此驯服了那个他不得不忍受的、唯一可以限制他权力的人，最开始他不过是君主的一匹坐骑，现在却变成骑马的人啦。谈到七周之战，他能够很有理地说：“那时候我很卖力地用靴子抽打，逼着那匹赛跑的老马冒险做出跳跃。”当君主不听话的时候，俾斯麦就故伎重演，表演一出他那悲喜交加的戏剧：要求君主允许他辞职。1869年初他又这么来了一次，并以要求免去乌泽多姆的职位作交换。他疑心乌泽多姆可能被当作他的后任——因为乌泽多姆是一个自由右工党人（又称规矩会，是个秘密组织），并且君主与他交往密切。
“我要求辞职的唯一理由就是我的力量不够，身体不够健康，不能办到陛下要我办理的所有公事……我得花掉自己全部的精力才能办成我所负责的全部事情。即使我真的用尽我的精力，还得陛下愿意减轻我的各种负担才行；要减轻我的负担，只有让我自己来选择帮手。这件事仍然需要陛下对我绝对信任，不但信任我，还得让我有自由行动之权才行。”他又谈到，他的灰心“是由一种情况造成的，就是说，择人办理公事是要很慎重的。陛下您待任何臣子都非常慈祥友善，这对像我这样不得不为那些不称职的人耗费更多精力弥补的人来说，很成问题，非常不利。我为国办事，努力奋斗，因此使得许多身居要职的人憎恨我，有权力的人讨厌我……陛下要原谅我的这种弱点，因为我这是出于对陛下的敬爱……我觉得我不会长寿，恐怕我将来会变得像前王那样。我本不该指望陛下在谈论公事时能念及我的病弱之躯。”
这封信真是篇杰作！我们从他谈论的这些事就能判断，在未呈递这封信之前的几年，他对于此种状况的处理方式更多是闭门不出，但这种罢工并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只好向君主呈递了这封信，信中把君主的全部过失都罗列了出来。他说他这样做，私人的理由是威廉偏听偏信那些意图干预他（俾斯麦）的公事的人们，使得人们都不喜欢他了。他为此而心力交瘁，恐怕日后会得疯病而死，如同前王一样。只有一件事能够解放他：让他自由行动。
这位贤主害怕了，说：“你怎么可能会认为我会答应你辞职的要求呢？我最大欢乐就是能与你以君臣共处，经常和你达成更为密切的共识。你怎么能因为我有一件事与你意见不合，就无缘无故地陷入忧郁压抑之中，以致要踏出这样极端的一步！……在普鲁士的历史中，你的名字位列最高，高过任何一位政治家。你请求我让你离开？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休息和祈祷会解决你全部的问题。你的最讲信用的朋友威廉。”在这封信里，朋友两个字底下被加了三道线。乌泽多姆变成了君主这条船上的累赘，被抛入江心了。君主对于要免去这位规矩会友人的职务，感到很难为情，所以解私囊弥补乌泽多姆失去的那份官俸。君主为此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在第二封解释的信中说：“我深信，即使是你也不会希望我不去听那些在关键时候人们对我说的秘密。”君主还说，他也觉得跟俾斯麦一样劳累，问是否他也该放下君主的职守。俾斯麦在旁边写道：“不该！三千万人民里没有一个人希望看到陛下退位这件事，陛下您只能坚持。若是一位大臣在正式公文里对陛下说切实可信的话，陛下就得相信！”君主第一次用很恭维的字句签字：“永远感激的威廉国王”。
现在俾斯麦与太子相处得还不错。这一次胜仗使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有所缓和。腓特烈的一个亲信、自由派的敦克尔得到机会拟写一篇宪法草稿，俾斯麦却并未采用；民族自由党正在为竞争大臣席位奔走。但是维多利亚王妃比丈夫脾气更大，更为骄矜，曾借饭桌上闲谈的机会攻击俾斯麦——好在用的是一种“跟他开玩笑般的和蔼腔调”。
“俾斯麦伯爵，我觉得你的目标似乎是要做君主，若做不了君主，你至少也要做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
俾斯麦却用了很郑重的腔调回答她的这句“玩笑”：“我做不好一个共和党人，按照我的家族传统，我得服侍一位君主才能在世界上混得好；但是我要感谢上帝，我与君主不同，不会被迫必须用银盘子饮食。也许我个人的信念得不到普遍认同：我虽然并不认为未来君主党将绝种，但是很可能君主会绝种。如果没有新的君主出现，可能就变成共和制啦。”这段话里有三个意思，每个都像一杆长矛一样直刺过去，最后一刺是致命的——因为他告诉太子妃，她的丈夫根本没有君主所应有的诸多品质。
说这样犀利机智的话语，正是这位天才外交家的特色，而且这种话语从此以后日见增多。这是因为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把俾斯麦的谈话记录下来了。舒尔茨原是一名革命党，之后逃遁到美国兴办企业，二十年之后再回到柏林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位美国将军。他满肚子都是偏见，因为私人身份不得不说反对俾斯麦的话。虽然他是个不甘屈服的人，但遇到俾斯麦后，却无法不由衷折服。“他与人谈话，滔滔不绝，精神饱满，还夹杂着有趣的俏皮话，引人大笑（有时候他十分风趣，引人大笑，有时却是很厉害地讽刺他人）。他很高兴自己善于讲故事，他的话都带着高昂的腔调。在所有这些背后，都显示出他的霸道性格。”俾斯麦请舒尔茨第二天来吃晚饭，其他的客人都是令人讨厌的中老年律师。等到他们散去之后，俾斯麦留住舒尔茨，换了很和气的口吻，问他许多话，包括美国的情形。
这位外交家会耍许多外交家的手段，其中有一样就是装病。他如果想要装成一个体弱多病、毫无势力、无所谓的人，就说自己病了。有一次大阅兵，他说了一番话，使离他不远的几十个人都听得见：“我觉得病得很难受，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笑，不能吸烟，无法做事；我的精神分裂了……我的额头后面没有脑子了，只剩下一团糨糊。”在君主党的一次聚会中，他耍弄那些忠君的臣子。俾斯麦对一个宪法教授说，假使霍亨索伦王族曾用他们自己的势力压迫那些不听命令的贵族们，俾斯麦家族应该是属于易北河左岸的贵族，同他们一起攻打右岸的贵族，使他们服从霍亨索伦王族——但这是正好与事实相反的。
有一次，一位斯图加特政客来看俾斯麦。俾斯麦装成一个民主党，和他谈论强迫征兵制的好处。“我也是被母亲纵容惯了的孩子，却被迫扛起了枪，有时被逼睡在干草上，然而这一切对我却并非无益。如果一个种田人有一天说‘我在队列里曾经和乡绅们并排站’的时候，就算是他自己也几乎无法相信这件事能产生什么效果。但这件事对军官们很有好处。既然士兵里有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军官也必须得亲自动手做事。”他就是这样在这个从符腾堡来的人面前给强迫征兵制加上了一层民主党色彩。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小宝贝，对服兵役极为痛恨。他也没有被迫在干草上睡过，仅仅是在出门打猎时因为好玩才这样做。
那时候鲁恩曾说：“他相信他能够凭借外交家的善辩与机智胜人一筹，这样别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他对保守党说保守主义，对自由党说自由主义。他用的这种手段不是说明他几乎看不起他的同事们，而是说他甘心自欺欺人，我看了感到很难过。他认为无论怎样，现在或将来都得让别人觉得他无所不能，这是因为他觉得一旦他松手，那所他最先开始建造的房屋就会立即坍塌，为世人所耻笑。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错；但我要问，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用这样的方法吗？”鲁恩，俾斯麦的挚友，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以本职为天职。而这句问话体现了他看到自己“用符咒请出来的神”的真面目时，心中的忧虑和不安。
俾斯麦一边通过这样的角色变换，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如此），一边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他之所以计算他所说的话的效果，是因为这些效果对他的政策十分重要。他并不好浮名，认为名声在外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无论到了哪个车站，都有许多人瞪着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一个日本人。”他在维也纳公园的时候，人人都跑来看他，“好像我是一只马上要在动物园里展览的新来的海马”。他认为头衔与徽章都是很可笑的东西。在公文里他删去惯用的几种修饰词语，毫不遮掩他的作风。有一次他与另外两位大臣同时被召见，他到了之后问副官：“那两个骗子还没到吗？”在宫廷舞会上，他觉得跳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跳了一会之后，君主却禁止王妃公主们同他跳舞，并说：“人们都责怪我为什么要委任一个轻佻的人做首相。”有一次，他的红鹰大绶带总是滑下来，他让一个宫廷的官员替他挂好。当这人替他挂上绶带的时候，他不得不耐心等待，同时指着一位王公说：“徽章和大绶带应该是这样的人才能佩戴的，我认为他们一生下来，皮肤上就带着一种吸力，这种吸力能够把徽章和大绶带都吸得很紧，不会掉下来。”
《喧声报》将他描绘成一个猎人。他很生气地对霍恩洛厄说：“他们攻击我的政策，我并不在意，不过付之一笑罢了。打猎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他的夫人生性节俭，他却不允许她以节俭的乡下女人的形象出现——至少当她在矿泉修养时是不允许的。他喜欢嘲笑那些官样文章，无论在哪里，都摆出一种天生的贵族式的镇静——在议院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他很少待在别的地方。只有对着他亲近的人（大多数都是亲戚），或对着秘书们的时候，他才显露出他的特别之处，用意是给他们机会把他的这些特别之处记录下来，告诉后人。
这时候俾斯麦已经在欧洲享有盛名了，在柏林的外交家们都说他是个大魔术师，是恶魔萨拉斯特罗。在外国首都出版的那些书信与传记中也满是他的名字。梅里美好几次写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就要发生了，会加上一句“除非俾斯麦决定不让它发生”。俾斯麦在推勒里做客时，左拉对他的描述极为形象：“当公司发起人沙喀尔特很得意地在大厅里同他的情妇（这个情妇是他与皇帝两个人所共有的）手拉手地漫步走过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跟在他们背后。俾斯麦伯爵，一个身材魁梧的猎者，此刻正在与几位客人谈天，忽然大笑，双眼带着嘲笑跟随这三个名誉不太好的人。”
这时候，俾斯麦的名声与他本人的人品是比较相符的。世人把他当作一个不讲道德的高手，他的坦白与诡诈常常掺杂在一起，令人难以看透。本尼格森说道：“他用不同寻常的手段骗了法国。外交原本就是世界上诸多骗人的行当之一，但当俾斯麦利用这种手段为日耳曼谋利的时候，手法如此巧妙，精力如此旺盛，却使我们无法不对其赞叹不已。”当时的外交家，并不觉得俾斯麦是个英雄，无论是彼此谈论或是书信往来，都并不顾忌地谈起他的手段。例如贝斯特曾说：“俾斯麦在加斯泰因说：‘我们绝没想过要为德意志帝国夺取日耳曼的奥地利。我们更容易想到荷兰。’过了几个月之后，荷兰公使从柏林调往伦敦，他曾告诉我，俾斯麦对他说，没有人想到夺取荷兰，倒是有人想夺取奥地利的几个使用德语的省份这件事是真的。”
其实俾斯麦并不想征服奥地利或者荷兰。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使他的左邻右舍与仇敌们不安，然后畏惧。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常用这种方法。他说这两句话或许是有意让听者传播出去，他们如果真的传播出去，那么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最有力的骂人字眼。他尤其喜欢骂他的对头们是匪类；当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一个傻子！”——这是表示友谊。他现在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地批评别人，这印证他的骄傲和愤世嫉俗，他就喜欢这样骂人。他认为自己可以高兴说别人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对君主也是这样。他能够这样做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弗莱塔格对俾斯麦的评语虽然带着仇视的色彩，却是很值得注意的：“俾斯麦的做派，只能在一个介于黑夜和白昼之间的时代才有行得通的可能……在浪漫派与美术派之间，他带来一片狭窄的学识地带，由那些旅行爱好者与漂亮的容克们建成……我觉得俾斯麦似乎是从这个无思想的时期较晚到达的一个独行者。他最令人关注的特色，就是不敬，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无论判断什么，都是任意而为之，用自己作判断的标准，还带着一种刚成型的新奇又无礼的蛮干。所以这个人无法成为一个学派的发起人；他的诸多过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过错……现在的君主不愿撇开他，除非俾斯麦自己愿意走开；不声不响地在那儿发闷是无用的……一个不很了解自己的人，一个更加任性的人，祖先也是不甚显达的，然而他就是这样浮到表面上来，居然能因为他的敢于冒险和真正超群的品质，如此同普鲁士的光荣与伟大合而为一。好像无论什么人打击他，就是打击国家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是十分与众不同的！虽然有许多人与弗莱塔格观点相同，说俾斯麦有许多超群之才，这许多才能又是有利于国家的，但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正好在他的那个政党大竞争之前与这个政党大竞争之后），他还是与所有的政党、所有的阶级都格格不入。“我要你们所要的，但是所用的方法与你们不同”，他在新的帝国议会里面，敢于说这样的话：“我如果不驳斥你们的不同意见，你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我把这件事情看得无足轻重。那么我从不这样觉得，我想你们应该为此高兴。”（听者都很激动）当他被逼迫着承认巴登为北日耳曼联盟的一分子的时候，又说：“诸位先生，不必这样热心地催马车开往前方的那几站，现在最好是满意地享受你们已得到的，不要贪图你们还没有得到的……也许是我办错了，也许是你们办错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同你们意见不合，但我只能按照我对时局的见解来办事。”
这个人对待人民的代表尚且如此，在同僚们心中自然也是个专制者。他把北日耳曼联盟当作自己亲手创造的，要求对其有控制权，同时还要控制普鲁士。他那时最亲密的朋友诉苦说“不满意他的专制行为，自从鲁恩退位以来，他的行为令人难以忍受，哪怕是极小的反对意见，他都不能容忍”。鲁恩的辞职不过是暂时的，他批评俾斯麦“在召开会议时，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过高，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好像被过去的错误所缠绕，相信用知识和灵敏……就能够打倒眼前的诸多困难……就政党而言，我属于保守的反对派，因为我不愿别人捂住我的双眼，违背我的意志，牵着我的鼻子走到天知道什么鬼地方去。俾斯麦现在同从前一样，不理睬那些最可靠的与最肯帮助他的朋友们，对他们毫不客气”。蒂勒那时是一位次长，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位长官还是和以前一样自以为是，常说些牢骚话，有时遇到他并不完全了解的小事也要干预，有时却执拗地不肯参与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要紧！假如他的身体完全康复，我们就能够秘密地询问他：‘欧洲是什么价钱？’”
人人都怕这个专制者，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做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决定，这使他非常愤怒。他的夫人从乡下写信给乔特尔说（我们可以从信里听到她丈夫的话音）：“你几乎没法相信俾斯麦是多么的生气，因为在柏林的人们幼稚得令人着急，无论什么小事都不肯负责，全要请他批示或决定……你是了解我们国家这位伟大的舵手的，你明白什么样的事会使他感到棘手，令他极为苦恼。”他不在柏林的时候，假如诸事不能都尽如他意，他就写道：“我很懊恼我说的第二段话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我是很少麻烦这些先生们的，他们强迫一个有病的人三番两次强调这样的事，简直是近乎藐视。”
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独唱家，还得领唱——合唱的人们只好不出声。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最有势力也最有个性的人手下办事。在新的日耳曼国筹备好之前，日耳曼的知识界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躲开俾斯麦，既不发表章程，也没有反对他的意向。不管是在书信里还是在谈话里，我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有名的知识界人士曾做过俾斯麦的座上客。俾斯麦曾有几件公文交给特赖奇克，任他处置，也曾提起过施贝尔·哈根的新小说，又或者收到了路透的书，为此感谢他——好几年间提到的不过这些。埃克哈特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第一次拜访俾斯麦，见到的客人都是些容克，对俾斯麦说话时称呼“你”，而在别的地方，这班容克们往往都是他的对头。埃克哈特问道：“我们怎样解释，这样的人会成为日耳曼第一号人物的亲密朋友，成为经常与他聚会的人？曾几何时，日耳曼民族的知识界首领变得与这家人不相往来，就是来往的话，也是极少的？”
这时候俾斯麦只喜欢同犹太人交流，他说拉萨尔是最聪明的人，常常同拉萨尔谈到深夜还不愿结束。他让巴里施罗德做他的秘密办事员，这个人可以经常到他家里找他，后来又受委托替俾斯麦管理产业。俾斯麦曾授意要给他世袭爵位。还有一个叫科恩的医生，做了俾斯麦好些年的私人医生和朋友，一直到科恩死去。俾斯麦非常信任犹太人，把他的健康与产业都托付与他们。“同西姆松的往来让我感觉非常快乐……他是一个有真正才学的人，当他来访的时候，是最有趣的——对于大多数来拜访我的人，我不会这么评论。他满腔都是真正的爱国情怀；他就像是一个名贵器皿，里面装了许多最高尚的情操。”俾斯麦写过许多话描写别人的性格，上文引用的两句话，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二十年前，俾斯麦还在耶尔福议会当秘书的时候，曾挖苦过西姆松，说：“假使我父亲看见我在这里为一个犹太教授做秘书，他在他的棺材里会睡不安稳的。”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争论，西姆松居然称俾斯麦是一个跳索人，想必俾斯麦一定不会忘记这两件事。后来他又极口称赞狄斯累利。我们不能不问，他为什么看重巴里施罗德，却不看重郝斯曼；看重科恩，却不看重费利克斯；看重拉萨尔，却不看重李卜克内西；看重西姆松，却不看重利希特；看重狄斯累利，却不看重索尔兹巴利呢？
这时候俾斯麦早已抛弃对犹太人的敌视了，将其和他少年时的其他很多偏见一起抛之脑后了。就是在私下里他也绝不说敌视犹太人的话，但是我们几乎不用怀疑——虽有理由——他那个阶级的人的普遍成见，对于这件事，到底会多少摆脱不开。二十年前他发表过反对犹太人做官的言论，后来也是他，通过一条法律解放了犹太人：他坚持认为既然普鲁士没有国教，政府对于教派间的争斗就绝不能袒护任何一方。他在帝国议会里赞美犹太人，因为“他们有治国的知识和长处”，私下里他以敬爱父母、笃爱妻室、好行慈善为犹太人最崇高的美德。他提倡贵族与犹太人通婚，引了利纳尔、斯特蓝、库斯罗和其他几个家族作证。“这几家与犹太人通婚，生下的后代都是极其明理、极好的人。……换过来说，最妙的莫过于日耳曼信奉基督教的男子与犹太女子结婚。金钱必须自由流通，世上并没有所谓劣等的种族。但关于这件事，我却不晓得该劝我的儿子做什么。”到了晚年，他用一句俏皮话概括了犹太人的社会与生物学的价值：“犹太人的血脉与日耳曼各族的血液合起来，就融合成一种发光物，我们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对于各种族、各教派的人，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冷淡的，无论是基督教徒或犹太人，部臣或党魁，普鲁士贵族或外邦的王公。他对待他的老朋友们，也是很冷淡的，几乎只有一个人能令他热心相待，这个人就是鲁恩。1869年，这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有想脱逃的举动，另一个就会抓住这一个的领带，抓他回来继续做事，谁也不许谁告退，这种情景是很感人的，却多少带点喜剧的味道。当鲁恩很郑重地考虑上文引用的俾斯麦的辞职书的表面价值的时候，他写道：“我的朋友，昨晚我与你分手之后，我不停地想你和你所做出的决定，这使我一刻也不能安宁。请你在位上的时候务必留一条出路……你要记得，你昨天接到的君主给你的那封信，是出于真诚的。……你要原谅那封信里的某些看起来不够真诚的话，或是假惭愧地腔调。那不过是出于不肯认错，或许从写信人的地位来看，无论怎样他是不能认错的——既不能认错，也不能起意改变。你一定不要真的烧毁了你的船……你如果那样做，就是当着全国人的面毁了你的地位，整个欧洲都会嘲笑你的……人家会说你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不必费力证明这一点了。你的永不改变的挚友……”
他一方面并不袒护君主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为君主找出几句借口来，这种高贵的举动，多么打动人心！以历史来看，他的见解是多么准确！他的缄默显得多么威严！
几个月之后，俾斯麦不同意鲁恩的海军条例，鲁恩为此很不高兴，决意要辞职——这一次他是很认真的，却也同样是没有用的——俾斯麦从瓦森写了一封信警告他：“你是否还记得1862年9月我们两个人立的约，我毫不犹豫地同你握手的时候，的确曾想过到尼朴甫过隐居生活。然而我却绝对没想到我们联手办事七年之后，在海军问题上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你该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读一下8月14日的口号……我觉得这个问题并没有这样严重，能让你在上帝与祖国的监察下舍君主而去（君主今年72岁了），或因为你的辞职，同僚们都受到谴责，其中也包括我本人。”这封信里的每个字都是盘算过的，都有能够重新激起鲁恩的责任心和敬畏之心的力量。以前俾斯麦隐居不仕的时候，是鲁恩把他拖入仕途。现在鲁恩的辞职将对俾斯麦不利，他就用这封信把从头到尾的责任都推在鲁恩身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俾斯麦是极为利己的，这一向都是俾斯麦的做派。
四十八小时之后，这位刚刚才极力劝鲁恩以负责与自制为重的俾斯麦，像一个牧师一样写了那封信的俾斯麦，却坐在同一张书桌旁，给鲁恩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没有人有权力让我为一件一意孤行的事而牺牲我的性命、我的健康、我的诚实与稳妥的名誉。我有三十六个小时没睡觉了，呕吐了一夜，我的头烫得像火烧，敷着冰还是热。这足够使我发狂了！你必须饶恕我如此生气，但是这件公文上有你的签字……我却觉得你并没有把这件事搞清楚。假如我们所赶的车要翻了，我得让大家明白，责任并不在我……也许我们两个人都脾气太暴烈，不再能同划一条船。一个人的良心要像牛皮纸那样坚韧才能够受得住！”俾斯麦这样大发脾气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君主与在柏林的大臣商谈之后，要策划与外国联盟？还是君主宣布他有意要同外国订立这样的联盟？是不是解散了帝国议会？是不是取消了俾斯麦的议案？是不是免了一位大臣的职？
统统不是，只不过是俾斯麦提议任用汉堡的一个邮务官当邮务总长，内阁不肯同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