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河入林”是美国内战时一位南军将领的遗言，刚知道时欢喜赞叹，觉得是很好的濒死体验，后来一想或许错了，那是对部队的命令。跳出语境，这四个字浑然天成，能联想到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太简慢了，应该是人在自然中的处境。
我父亲曾希望老了以后和我母亲回老家去，收拾几间屋子，种点儿花生苹果，养两条黄狗。有诸多不可行：我母亲生长在城市，对农村的恐惧大于他对城市的抵触；他自幼负笈游学，没务过农；他们俩，也都没能等到那一天。但他是当真，他的思维并不简单，是我见过的胸怀气象最大的人之一。他青年时立志对身上的一些东西不做改变，表现为一些痴气：工厂里分房子，为我们上学近便，我们家离厂区很远，他就把房子退了，“用不上”；下雨，找不到手电筒，就点了盏过年时的纸灯笼，领着我去给我母亲送伞，他工科出身，完全是从逻辑出发，我在路上觉得丢人，现在回想，那是很感人的画面。于公的一面，我母亲多年后讲，我们幼年时，他在家中拒过一次贿，而且极度气愤，我母亲说你不要就算了，何必追着个女人在街上吵，他深恨这帮新冒出来的人太看不起他及共产党。那笔钱的数目，因为我觉得大到不可思议而不便写出，当时万元户就不好想象了。我反复问你记错了没有，然后念叨说要我我肯定要啊，让我杀人都可以考虑啊——我也奇怪杨震那么低调，“四知”这样的隐秘对话是怎么传出来的。除了有一年顶替为车间安全生产先进个人，他没当过模范，所获得的最接近于“政治坚定”的考评是“年轻而老古板”。厂里给配的车，他只下班太晚才坐，平时都赶通勤，市区到平房区要一两个小时，通勤车的规矩是先上车的有坐，不论级别。分给他的那半栋小二楼，既然他不要，也就不硬给。他很喜欢工厂里的这种清爽，不喜欢“地方上”（他们这么称呼当地政府）甜腻的无耻。他以那数万人的大厂为荣，造飞机，大型的是他们的梦，中型的质量还可以，不经常往下掉，小的更成熟，能洒农药，非洲小国还采购了当轰炸机。最广为外界所知的是简易面包车，原装发动机。还有煤气罐，在煤气站，懂行的会要求给挑个他们厂的煤气罐，夸奖说不愧是军工大厂。我家最沾他光之处，是比别人家多了一只煤气罐。他没看到，后来工厂先是分裂为两家，造飞机的那一边，正常情况下连年亏损，最好的时候毛利百分之五，造汽车的这一边，闹到库管员可以整车偷出去私卖，终于被人吞并了。说回到他的那个愿望，如果在今天，不知道会不会也换成到三亚过冬，我想，他至少要回他的村庄上试试。
今日夏至，我觉得哈尔滨夏季比别处的天长出许多，晚上七八时以后才开始昏暗，凌晨三点多，就重新放亮起来，对睡眠浅的人很仁慈。因为几乎没有春季，夏天又短，我觉得这里的夏天极美好，所得的越少，越容易充满感激。
我总苦恼于如何安放虚无的东西。今年这最短的这一夜，我用来看一束信，是父亲三十几年前从初识到婚前写给母亲的。出人意料，七十年代邮政系统曾发行过很精致的信封和邮票。出于对时间的不同态度，她写的信并没被保存下来，这就是通信的荒谬之处：珍惜记忆的人，反倒先被遗忘。
父亲对感情问题，像设计机组一样求简明——从目标出发，设定否决条件，否决不了就继续推导，得出的结论是：应该自即日起将一切交付我母亲。他们通信时比我现在年轻，却成熟得多，至于人格更是悬殊，我差不多就是父亲在信中用不屑的口吻谈论的那种人。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方向，欲严肃、忠实地走完这条长短未知的道路。我大哥也不信他能种地，说三叔手最笨，连独轮车都推不好。母亲讲，刚有我哥那年，他们回乡，从镇里借了辆独轮车，没走几步就翻到路边。父亲挪了行李，让母亲抱着我哥坐另一头，以取得物理平衡，推起来时说：“现在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至今，我也没有走近过他的形象，十八年里，我没有机会与他对视。和他相处的最后几年，他透过简洁的洞察力，对我的将来忧愤交加，我也只好依逆子的本分，抱以冷漠的自闭。他知道得清楚，打背起行李离开夜里闪着黄豆粒灯光的村子起，就与他爹视作性命的土地隔断了。他存下了祖辈的一些守则，然后干净利落地抹去了家族理想中的精明谵妄，过滤掉与所受教育相悖的传说，照着他们这一代技术官僚的体系，在新的年代里建成了新的谵妄，并不觉得自己是无根的人，即便陷入绝望，仍不接受模棱两可的经验。我很少讲述他，因为我在讲述一个陌生人。
我们那个村的男子多半是叔侄弟兄，他另一个走出去的族兄弟，我也叫叔的，因为母亲高寿不肯移居，总要回村里。他的家在北京，日常驻扎香港，前一日在世界中心，后一天就掉回了饥饿童年。他说，你爸是孩子头，大孩子都听他的，家里一听是跟他走的，就算去打群架也乐意。拍着大腿叹气：“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可把咱老家给落下了。”
读过一篇报道：根据对急救的统计，在山野里长大的人更易于苏醒过来，大概是他们在幻觉里会回到那些景物中去，激起生命力云云。我对这个说法有点儿相信。城市给予人的是便利，并非安全感。进山的人要准备食水，计算路上的水源、在哪里歇脚。城市生活里，商店里刷卡、彼此提供各路服务，是各得其所的方便，但只要拉掉电闸或一场暴雨，身为小动物的无助就回来了。我是很怕自然界的，山上的植物不认识，哪种蘑菇能吃不知道，身后冒出个怪物叫我的名字不知道是回答好还是不回答好。
自然界里长大的人易唤起，还因为保持着拔腿就跑的原始敏感。艺术点儿说，因为生与美好都不易获得。乱翻《红楼梦》，贾母在中秋夜宴上叫人来吹笛子，吩咐怎样吹才对得起这月亮，园的另一处，两个在作诗的姑娘也悄悄听见这笛子，同时觉得若有所失。这是无透视的水墨画中的场景。那时可以经常看月亮，但笛声不容易遇到，遇到了，蓄积的情绪就得以细细密密地翻涌上来，披衣起来开窗牖或站在树下静听，想邻家的女儿或自己就是那个女儿。现在简单，打开手机，稀里哗啦地响一气，“怎样爱你都不嫌多”，把流动情绪火速吸收一下就睡了。遇上危难，他脑海里弥留着童年箫管，你脑海里是臭大街的筷子兄弟，这就是分别。
前段时间，去个著名景区随喜，不知道是几A级名胜，大概统共有几个A就是几A，太著名了，以至于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体会世外桃源。桃源里的纯净水五块钱一瓶，电瓶车和厕所前排数圈长队，大家全都在导游的领导下在游客中心一带晃，不随便往深处去，走丢了怎么办？每个人都恶狠狠地打算尽快忘记假期那头的世俗生活。有个店主裤裆里夹着个手鼓卖旅游纪念品，用一张打印纸介绍自己说“来这里敲了三年鼓、发了三年呆”，生意很不错，毛利高，客流量大。这真是个办法。
“隐士”是奇怪的词，受过特殊教育、有规则地侍奉主上为士，隐去的话就是出了问题、和天职相悖的士，和“叛徒”正好对仗。这词儿也极准确，我们没有浪人的说法和观念，即便隐去，也始终以士自命。武士转为文士之后，所侍奉的东西日益抽象，汉族明君多是在士阶层的选择下形成的，如刘邦曹操——曹操自己也是士中一员，也许真不想称帝。中学课本上，范仲淹与滕年兄借着修楼堂馆所发牢骚辩诬分说兼互勉时都有公职，忠公体国是两人的本分（后世多数时候引用错了），真沿着被踩得滑不溜丢的终南捷径归隐的，起码也变本分为乐趣，改不了看《新闻联播》，还要彼此竞争一下谁才是本时代最著名的隐士、鲁豫采访你没有呢。江湖之远上，谁轻声地骂他一句，必定听得很清楚，于山中托人传话出来：“我早已不问世事……”
可能是因为崇洋媚外，我总觉得古代外国人的幽居简单一点儿，没有学点儿知识就觉得谁都欠自己的或自己欠谁的，能在闭门写回忆录之外干点正经事儿，发明蒸汽机或者永动机。明朝时的法国人蒙田，在上流社会出入时进退得体，厌倦了就把官位卖掉，去乡下盖间大屋子住进去，向内寻找最大的诚实态度，默想人类和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国王找他，他就去一趟巴黎，草草表示完敬意就数着日子赶紧回来，像看望丈母娘。
好莱坞电影里，主角主要是和变异了的前同类进行战斗。讥笑隐士的也几乎都是在职的士。皇上能容纳不召之臣，很多臣下则觉得他们思想活跃、心怀鬼胎，不杀不足以平士愤。科举的一大功德就是替他们找回了面子：“有几分歪才便只会说嘴，无非只就考不中而已，啦啦啦……”
我的意思是：隐是无所谓真假的。一日为士，且生在中国认得三五个字，且这字是从背四书五经得来的，走进它还是反对它，“士”都是扯不掉的概念，农工商及贱民都没有“隐”的概念，本身就没人去看。人人都爱陶渊明，感谢他把诗传了下来，像保住了个5A级景点，容自己需要吸收情绪的时候进去作践一番。把他和一千年后的诗人狄金森比较，就觉得他还是负担沉重，后者遗愿把自己写着玩的诗都烧掉，只是淘气而已。隐士走在山里像和尚把自己封进洞中，是强制性追求精进。要忘掉的事情，除了身份，以知识为首要。立“顺帝之则”的誓相对容易，“不知不识”就“改也难”了，那岂不是要混同于一般村氓？“性本爱丘山”的“性”自然不是天命之谓性，这个概念体系也是他们计划忘掉的，但他们要建立什么呢？旁人对“悠然见南山”这个姿态觉得有所会心，认为悠然之间，那一定是因为想起山外来了。我也觉得，或许是想到山外了。
我从山里走出到山外的父亲，没听过这些胡言乱语。我那时是见到他就溜，他在病榻上叹息：“以后不那么管他了。”如果现在听到，照样会怒不可遏，他连见到我哥在襁褓里蜷着只拳头，都高兴地联想向党旗起誓，总是己所欲就大力推广，见到别人身上有他所不欲，就想尽办法帮人拔除。看到要饭的，让人等着，走很远的路回家找衣服鞋袜和包子送去，弄得乞丐大失所望。他中年时，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党校里学习，住一桌一椅一柜一床榻的单人宿舍，每天晚上看部武打片，带回来一尺多高的笔记和论文，觉得还是做学生舒坦。他不愿见到世上还有我这等口是心非之辈，而且不巧竟是他的儿子，要反对什么就该真的去反对，无所用心，饱食终日，浪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没有意思。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他英俊的眉眼不快地逼视我，于是才又扯了上面的很多淡出来，情非得已，并非曲意地藏着什么观点，请不要上当。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