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子孙一时失手将祖父母、父母杀死，同样是大不孝的行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在乾隆中期以前，依照《大清律》的规定，因过失致祖父母、父母死亡的，要被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而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则将此类犯罪定为绞立决，较之前的惩罚加重。按照常理推断，一般在子孙卑幼与父母尊长发生争执或者受责打出手反抗时，容易出现过失杀人的现象，而《大清律》的这一规定，无疑是告诫子孙不得对尊长使用自卫权，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绝对顺从。之所以加重处罚，是因为这是关乎忠孝的大问题，过失虽然是无心行为，但子孙对待祖父母、父母应该万分谨慎、尊敬，不应该出现过失行为，就像臣民对君主那样全力尽忠，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子孙的某些行为被父母尊长视为大逆不道，在无可选择之下，一些无奈的父母往往会走上自尽的道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子孙同样会被法律认定为“不孝”犯罪，清朝的法律对此处罚更加固定化和具体化。乾隆三十七年（1772）规定，对这种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逼死父母的不孝子孙处以绞刑；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改为斩立决。虽然法律规定极为严苛，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官员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适当的处罚。《刑案汇览》记载：一个叫汪永昌的人因为敲诈勒索被人控告，他的母亲冯氏得知后对告发者怀恨在心，可又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身陷牢狱之中，愁苦万分，一时想不开居然投水自尽了。司法官员认为冯氏自行轻生，虽然并没有受到儿子或他人的威逼，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汪永昌被人控告入狱的事情，因此将汪永昌处以流刑。
最后，严格规范子女的守丧行为。父母去世，子女守丧历来是天经地义的行为，清朝法律对此的规定基本承袭《大明律》。如《大清律·礼律》中对隐匿父母丧事的行为规定“匿不举哀者，杖六十，徒一年”，对在丧期内有违礼制，饮酒作乐的“杖八十”，而丧期内脱掉丧服的不孝子则要“杖六十”。同样，对于朝廷官员而言，他们是作为社会的规范和楷模而存在，不仅要遵守上述规定，还要遵守其他的特殊规定。《大清律例》中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官员父母去世，应回乡丁忧；隐匿父祖之丧，杖刑一百，且罢职不再录用；丧期没结束就冒哀从仕的，杖刑八十。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皇帝下旨“夺情”起复的官员不必遵守这条规定。
虽然略有改动，但《大清律例》不管是体例还是量刑标准，大部分还是沿袭了《大明律》，没有太大的改动。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取得汉族的支持，利用近千年来备受汉族推崇的儒家孝道，结合前代法律，以一种稳妥、渐进的方式让汉族人民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促进执掌大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稳定。之后清朝的历代皇帝，虽然结合本身统治需要，对律文条款、审判程序等作过一些调整，但总体上始终未超出“详绎明律，参以国制”的范围。
清朝的法律虽然对“不孝”行为作出了种种约束，但当孝道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也往往以孝屈法，成全孝道，尤其是在血亲复仇方面，统治者从儒家传统道德出发，对复仇的孝子孝女主流都是宽宥的，这是儒家“孝治”原则在司法领域影响力的具体体现。在清王朝，孝与法再一次结合，宣扬孝道，惩治不孝，子孙在严苛的法律规范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有对父祖尊长尽孝，甚至出现众多愚孝之人。这样一来，对个体家庭而言，子孙卑幼习惯于家长制的权威，家庭自然得以和睦；对清朝政权而言，孝子贤孙也就自觉地习惯于专制主义的统治，皇权自然得以巩固。
五、清朝存留养亲制度的新发展
存留养亲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比较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它是为了解决被判死刑或者流、徒刑犯人的父母老疾无人侍养问题而设置的。自北魏创制以后，唐宋元明清的各代法典都将其纳入其中，一直到清末修律，才予以废除，这项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一千四百余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历朝历代根据自身的统治需要，对存留养亲制度不断地加以修订，唐宋时期已经比较完备，明朝法律设有存留养亲专条，而到了清代，这一制度发展到历史的顶峰，成为一项形式多样且卓有成效的法律制度。
清朝建立之初，基本继承了明律存留养亲专条的内容。《大清律例·名例律》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包括高、曾祖父母）、父母老（七十以上）疾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由皇上裁决）。若犯徒、流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军犯准此。”清律把存留养亲分为两种情况，即犯死罪和犯徒、流罪。犯死罪的人，律文明确规定“非常赦所不原者”才能存留养亲；犯徒、流罪的人，律文虽然没有作出限制，但与犯死罪一样，也只有“非常赦所不原者”才能留养。
什么是“非常赦所不原”呢？清律是这样规定的：“凡犯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盗窃，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掠夺人口），略卖（劫掠贩卖），和诱人口；若奸党，及谗言左使杀人，故出入人罪（法官故意裁判错误的罪行）；若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事过钱之类应实犯（有心故犯），虽会赦并不原宥。其过误犯罪（过失杀人，失火及误毁、遗失官物之类），及因人连累致罪，若官吏有犯公罪（因公事而无心误犯），其赦书临时定罪名特免，及减降从轻者（降死从流，流从徒，徒从杖之类），不在此限。”
从条文中可以看出，清初承袭明律对“常赦所不原”的界定范围十分宽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刑法规定的重罪，远比唐律严苛。由于存留养亲条件过于苛刻，符合条件的犯人很少，导致这一制度在清初很少见于具体实践，形同虚设。直到康熙时期，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巩固，清王朝逐渐放宽了存留养亲的限制，并在处理个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例文与成案。
对“十恶”之罪的放宽。“十恶”历来被认为是对封建统治危害最大的犯罪，十恶不赦是封建法律一以贯之的原则。按照清律，犯有“十恶”之罪的人不准留养，但清朝的例文对此有所放宽。例如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叫做恶逆，是“十恶”之一，清律规定，对这种犯人，定案时要依律办事，不许申请留养。如果案情实在值得怜悯，要由皇帝下旨判决死缓，等两次秋审之后，官员查明情况属实，就允许办理存留养亲。清代的秋审一年举行一次，也就是两年以后才可办理留养，虽然耗时较长，但比之前不准留养的规定还是有所放宽。
但是有清一代对“十恶”中的前三甲谋反、谋大逆、谋叛，不准留养的规定还是非常严格。《刑案汇览》记载，一个叫阿小贵的爷爷犯了谋逆罪，按律阿小贵也在流放之列，但当时他年仅3岁，离不开母亲，他的母亲身为儿媳不在流放之列。于是官府决定将阿小贵交给他的母亲抚养，等到年满16岁之后再予以流放。谁知等到阿小贵长大成丁，他的母亲已经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地方官员向刑部申请阿小贵可否留养。刑部回复说：“阿小贵是叛逆的后代，为十恶不赦之罪，非常赦所原，不许留养，立即将其发配。”可见，清朝统治者处置严重危害统治的罪行十分严酷，所有的规定都是为了稳定政权而服务。
对杀人犯罪的放宽。杀人犯罪，清律规定是“常赦所不原”，不允许存留养亲，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清代形成了这样的定例：凡是斗殴命案，在查证时，就要将凶犯有无祖父母、父母老疾以及该犯是否为独生子的状况调查清楚，一并上报，定案时，就可依据这些判断是否可以留养。如果审案的时候，罪犯不具备留养条件，但当定案时，父祖已是老疾或者兄弟子侄死亡的，仍然允许存留养亲。斗殴杀人是指两相殴斗时，致使一方死亡的犯罪。根据清律，只要符合条件斗殴杀人是可以存留养亲的。
除了斗殴杀人以外，清律还将杀人犯罪中罪情较轻的如误杀、戏杀、过失杀、擅杀等，也列入了存留养亲之列。误杀，是指一时差错，失手致人死亡；戏杀，本来没有杀人动机，但在动手过程中将人杀死，如拳脚过重致人死亡；过失杀，是因为“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而出现的意外杀人状况；擅杀，是指被杀者原本就是罪人，如抓获小偷，不送官府，而是擅自将其处死。这几种杀人犯都属于案情较轻的，只要犯人情有可原，一般都可以准许存留养亲。
而情节较严重的如谋杀和故意杀人犯罪，原则上讲不在留养之列，但乾隆五年（1740）制定的一项条例：“凡犯罪有兄弟俱拟正法者，存留一人养亲，仍照律奏闻，请旨定夺。”就打破了这一原则，自此之后，只要符合上述例文规定，即使兄弟所犯的是谋杀、故杀之罪，也有一人可被准许留养。《刑案汇览》中就记载了相关案例：沈现顺、沈现宇两兄弟杀死一家两口，沈现顺作为首犯，按律该处斩；沈现宇是从犯，按律判处绞刑。但他们的父母只有这两个儿子，依照清律的规定，可以存留一人养亲，于是官府上奏请旨，是否可以准许被判绞刑的沈现宇存留养亲。案件的结果是，官府遵照皇帝旨意，将沈现宇依例枷号（强制罪犯戴枷于监狱外或官府衙门前示众，以示羞辱）两个月，杖一百之后，准其存留养亲。
对孀妇独子犯罪的放宽。“孀妇独子”在《乾隆十一年之定例》中首次被纳入可申请适用存留养亲的范围，这是清代存留养亲制度的一大创新。这一例文规定，如果犯人的父亲已经去世，其母守节长达二十年及以上，犯人又没有别的兄弟，就可以申请存留养亲。封建统治者大肆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鼓励妇女从一而终，这样社会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守节的寡妇，为照顾她们的晚年生活，统治者才特意制定了这种条例。
一般情况下，得以留养的犯人，其父母至少有一方或老或疾，但在孀妇独子的情况下，其母是否老疾，都可以不必考虑，只要符合上述条例就可留养，比一般条件要宽，但如果其母中途改嫁，就被视为失节，不能作为存留养亲的依据。《刑案汇览》中有这样一则案例：陕西张自得犯罪被判处绞刑，他以“孀妇独子”为由申请留养。但经过官府调查，他的母亲燕氏，曾经嫁过三个丈夫，虽然最后一任丈夫去世已经超过二十年，也只有张自得这一个儿子，但她并非从一守节，于是便没有准许张自得存留养亲的请求。可见，孀妇独子犯罪能否留养，关键在于其寡母是否从一而终的守节。
对于诬告罪的放宽。清代对于诬告罪的处罚，遵循“诬告反坐”的原则，即诬告他人犯某罪，就以某罪来惩罚诬告人。在存留养亲的问题上，理论上也是如此，被诬告罪名准许留养的，诬告人就可以留养；被诬告罪名不许留养的，诬告人就不可以留养。但清律有这样一条规定：“诬告拟流加徒之犯，除被诬罪名应准留养者仍照定例遵行外，如诬告人谋、故杀及为强盗等罪，以致被诬良民久淹狱底，身受刑讯，荡家破产，迨审明反坐者，依律发问，不准留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条例文，以谋杀、故杀及强盗罪诬告他人，如果诬告人被抓，即使被诬罪名原本是不许留养的，但被他诬告之人未受刑讯逼供、未被长期关押、也未倾家荡产，诬告人仍可申请留养。这条例文的重点在于被诬告之人“淹狱、受刑、荡家破产”的严重程度，如果情节严重，依律诬告人就不可申请留养；但如果被诬告之人没有受到太大伤害，情节较轻，那对诬告者就可以法外施仁，准许其存留养亲。
清代法律放宽了对存留养亲制度的种种限制，使之由前代的一纸空文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但也在原有的执行条件之上又有所补充。（1）杀人犯奏请留养的，必须先查明被杀者是否为独子，其祖父母、父母是否无人奉养。如果被杀之人是家中独子且素日孝顺，只要尊亲无人奉养，不管老疾与否，杀人者都不准留养；但如果被杀之人一向对父母不孝或者常年游荡在外，杀人犯还是有机会留养的。（2）申请存留养亲的犯人要素日守孝道且只准留养一次。犯人自身平时是否遵循孝道，对留与不留有重要影响。此外，清律还有规定，若留养之后又犯有流、徒等罪行，一概不准再次留养，这主要是考虑到若一再准许留养，将使国法失去效力，凶恶无所恶。（3）得以减死留养的犯人，必须先枷责两个月、责打四十大板，并要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给予死者家属一定的银两以作赡养之用，这表明清代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对被害人亲属进行经济上的补偿。
存留养亲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情、理、法完美结合的产物，清代统治者将存留养亲制度发展到了完备阶段，更加强调和体现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和法律思想。这一制度的存在，体现了封建法律人性化的一面，既使老疾尊长得到亲人的奉养，可以安享天伦，也使罪犯得到亲情的感化和改造，为统治者博得“仁君”的美名，争取到更多的民心。儒家孝道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在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同时，也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