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作为儒家纲常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统治者所提倡，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不仅以身作则，更是将其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治理国家的不是法制而是皇帝，虽然“罪有常刑”，但至高无上的皇帝是超乎法律之上的最高裁判者，朱元璋处理孝子“代父受刑”这类案件时，在不危害国家统治的范围内，还是更偏向于“以孝屈法”，希望孝子们在孝亲的同时能够忠于明王朝，为皇帝尽大孝。正是因为他在明初奠定了这种基调，自此之后的历朝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之心，对因孝而犯法的人常常都是网开一面，将“孝治”思想渗透进封建国家的司法领域。
三、张居正身陷“夺情风波”
隆庆六年（1572），穆宗驾崩，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身为帝师的张居正随之取代高拱荣登首辅之位。此时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居正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魄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万历新政，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获生机。正当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父亲的突然离世，使张居正陷入了一场激烈的“夺情风波”，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万历五年(1577)，是新政推行的第五个年头，经过整饬吏治、实行考成法、整顿驿递、厘清税制等一系列改革，万历王朝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正在张居正要将改革进一步深化之际，突然接到了老家江陵的来信，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张居正的父亲张老太爷已经仙逝。按照明朝礼制以及《大明律》的规定，张居正应该立即辞官回乡守制三年，也就是所谓的“丁忧”。万历皇帝和一些官员从国家政治需要的立场出发，主张张居正“夺情”，按照明代的规定，如果遇到军事或其他特殊原因，由皇帝特别批准，可以为国家夺取孝亲之情，不必弃官去职。但明朝自建国以来，一直大力提倡孝道，大多数官员都能够遵循祖制丁忧守丧，特别是到了嘉靖年间，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是禽兽不如，说起来，这全拜孝子杨廷和所赐，他在正德年间任首辅时，父亲去世，他无视正德皇帝多次的“夺情”旨意，坚持回乡守满了三年丧期才再次回京任职，从此杨廷和就被士大夫视为尽孝楷模。
杨廷和的名声实在太大，有了这位孝子官员在先，加上当时许多人早已看不惯首辅大人的跋扈，因此朝中大部分官员从维护儒家礼制和国家法度的立场出发，主张张居正回乡守制。于是，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互不相让，掀起了一场“夺情风波”，而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张居正也在此刻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在接到父亲噩耗不久后，张居正便上疏请求回乡守制。但在这个关键时候，朱翊钧母子怎能离得开首辅大臣？于是在接到张居正的上疏后，万历皇帝便下诏不许他回乡守制。其实，张居正内心也十分矛盾，虽然因为外出做官，他已经十九年没有见过父亲，父亲临终前也没能侍奉身旁，但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回乡，当时他任首辅五年，而在内阁做官已经有十一年之久，经历了太多的明争暗斗，他深知今日的首辅之位和眼前的安定来之不易，他也不是没见过那些“丁忧”归来的官员大多没有起色，而且在改革的过程中，自己树立了许多政敌，如果这次回乡守制，三年后再回到京师，还能不能再成为首辅，也尚未可知。此外，自己一手推行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他担心自己一旦回乡守制，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接到万历皇帝主张“夺情”的圣旨后，张居正便决定顺水推舟，虽然《大明律》关于丁忧的规定中明确提出“夺情不用此律”，但毕竟还是有违礼制，为了堵住那些言官士大夫的闲言碎语，他又多次上疏乞归。
很快，张居正又上了一道《再乞守制疏》，意思是他今年才53岁，“丁忧”的时间实际也不过二十七个月，到时候身体如果还健康，只要皇上不嫌弃，再召回任用也不迟。此时的朱翊钧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能让先生离开，于是他再次下旨：“我幼年即位，全靠先生您的辅佐才能到今天，片刻都离不开您，怎么能让您离开三年呢？”很明显，万历皇帝是肯定不会让张居正回乡守制的，并对另外两位辅臣张四维和吕调阳说即使张居正再上百道奏疏，也决不同意。就这样，经过几辞几留，张居正“夺情”的事情算是定了下来，而朝臣中的分歧和争论也就由此展开。
户部侍郎李幼孜平时就对首辅大人百般奉承，皇上的“夺情”旨意一下，他更是迫不及待地表示赞成。还有宫中大太监冯保，他可是张居正的“好伙伴”，可以说，张居正和冯保的亲密合作就意味着朝官与宦官的相安无事，如果张居正回乡守制，谁敢保证下一任首辅能否和冯保合作，因此，冯保也不想让张居正回乡守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仕途上依赖张居正的官员也为张居正的“夺情”造势。
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更多的官员或出于对儒家礼教的维护，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坚决反对张居正“夺情”。他们提出张居正此前由于忙于政事，十九年没有回家探望过父母，已经是大不孝，如今不回乡守制更是违背孝道伦理，况且张居正身为万众敬仰的首辅，带头违反祖制，会破坏“百善孝为先”的社会风气，动摇国家根基。恰恰在这个时候，天空出现彗星，在当时是被认为不祥的征兆，朝中开始传言说这是因为张居正“夺情”，遭到了天谴。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率先上疏，这位翰林后进和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他认为“夺情”不合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提议张居正回乡奔丧；随后翰林院编修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归葬父亲，事毕回朝；刑部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考又联名上疏，他们认为“社稷所重，莫如纲常”，张居正身为首辅大臣更应该回乡守制，以示典范。万历皇帝见到这几人的奏疏，龙颜大怒，以攻击辅臣的罪名将四人处以明朝对大臣特有的手法——廷杖，杀一儆百，以暴力手段堵住言官的嘴。
淫威之下，还是有不怕死的言官进谏，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他对张居正一向没有什么好感，在看到四人被打后，他连续三次上疏反对“夺情”，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多过失，认为他与禽兽无异。结果，彻底激怒了万历皇帝，当场下旨将邹元标廷杖八十，发配充军。为了制止这场“夺情风波”愈演愈烈，万历皇帝颁下圣谕指责那些反对“夺情”的人是借着维护纲常的名义，来排挤辅臣，并说“群臣都当助朕留贤，才是同心为国”。在万历皇帝恩威并施下，最终压制住了朝廷的混乱局面，张居正在职辞俸守制，“夺情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经过这场风波，违背礼法的张居正在士大夫中的威信和形象一落千丈，但他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方式来弥补这件事对他造成的影响，反而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成为他整个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夺情”之后，他认为一部分士大夫不能理解自己的苦心，便借口考察官员，将在这场风波中指责过自己的人相继罢官；在用人方面，鉴于曾被自己的门生弹劾，便不再以贤取才，而是凭借个人好恶，选择那些对他唯命是从的人。从此之后，朝中再也没人敢和张居正争论，他变得越来越专权独断，听不进半点逆耳忠言，造成他死后，压抑许久的政敌纷纷上疏弹劾，不但改革成果付诸东流，自己也落得一个家产抄没、险遭鞭尸的悲惨下场。
不管张居正是否贪恋权势，“夺情”之后的确保障了改革的继续推行，给已值暮年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一丝鲜活的生命力。但明朝重视孝道伦理胜于任何一个朝代，一旦有违背礼制的事情发生，那些早已被儒家礼教洗脑的明朝士大夫总是迅速地群起而攻之。在这场“夺情风波”里，身为首辅的张居正选择“夺情”，从法律角度看，显然没有触犯；但就封建礼制而言，却是公然违背了“丁忧”祖制，这也难怪会招致诸多非议。
虽然说当时处于改革的关键期，张居正选择“夺情”在今天看来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在当时的士大夫眼里，百善孝为先，这种行为俨然破坏了一以贯之的“孝治”原则，为礼法所不容，加之他在改革过程中树敌过多，这场风波才会愈演愈烈，即使最终被压制，可还是留下了诟病。不得不说，“夺情风波”使张居正性情大变，也是导致这位大政治家、大改革家不得善终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清朝对“不孝”的法律约束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专制主义王朝。入关由一个地方政权变成全国政权后，大量吸收传统的汉族文化融入自己的统治，对儒家礼教维系统治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为了取得汉族人民的支持，他们在血腥的武力镇压之外，还采取必要的怀柔政策，继承了前代的“孝治”原则，运用法律手段对不孝行为进行了种种约束。
入关之初，为了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清朝统治者暂时沿用《大明律》处理案件。顺治二年（1645），以“详议明律，参以国制”为指导思想，着手修订法典。顺治三年（1646）律成，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君臣的努力，到乾隆皇帝即位时，再次重修法典，乾隆五年（1740）正式更名为《大清律例》，通称《大清律》，成为清朝的传世法典。
建构在中国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法律，浸透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体现出浓厚的“孝治”思想。清朝统治者同样重视以礼入法，用法律手段维护孝道，制约不孝行为，与唐宋以来的法律一样，《大清律》也将“不孝”列入“十恶”之一，即规定“谓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为不孝。除此之外，清朝的法律还在其他方面对不孝行为作出了比以往更细致的规定。
其一，子女要孝养父祖，对父祖绝对服从。《大清律·刑律》中“子女违犯教条”一条规定：凡是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以及奉养有阙的，都要处以杖刑一百。明明能够遵从教令却故意违背、有能力赡养父祖却故意供养有阙的不孝子，属于亲告罪，不告不管，一旦父祖将其告官，就要依法论处。也就是说子孙不仅要遵从父祖的教令，还必须尽心尽力地侍养父祖，不得供养有阙。清代《刑案汇览》收录了这样一个案例：谭亚平左脚稍微有些跛足，仍然能够行走，但他却以此为由整日游手好闲，不赡养自己的继母，结果他的继母因生活无依继而自缢身亡。当时处理这个案件的官员认为谭亚平只是左足微跛，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却使得其继母因缺少赡养而自尽，是大不孝，于是下令将他判处流刑。可见，在当时看来除非是子孙本人没有劳动能力，否则任何人都必须好好地对父祖尊长尽赡养的义务。
另外，乾隆四十二年（1777），皇帝又下诏：“其有祖父母、父母呈首子孙，恳求发遣，及累次违犯忤逆显然者，即将被呈之子孙发烟瘴之地充军，旗人发黑龙江当差。”这条诏令给予祖父母、父母将有“忤逆”行为的子孙发遣的权力，被发遣的子孙是遇赦不免的。如果遇到恩赦，发遣之犯的祖父母、父母要求其回家，才有释放的机会，如果回到家还不能尽孝，父祖可再次申请将忤逆的子孙发遣，普通人发往新疆地区给官兵为奴；旗人戴枷两个月，再发往黑龙江当差，加重处理。如此一来，子孙的人身自由完全掌握在祖父母、父母手中，子孙尽孝就必须对父祖绝对服从，一旦“违犯教令”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牢牢地保障了父祖尊长在家族内的权威。
其二，保障父母对家庭财产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古往今来，父母身为一家之长，理应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在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孝顺父母就必须保障他们在家庭财产方面的绝对权力。不得分家另立门户是历代封建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对于子孙擅自挪用家庭财产的行为，在《大清律·户律》中也有规定：在同居共处的大家庭内，一旦子孙卑幼未经尊长同意，私自挪用家中财物，十两内笞打二十下，十两之上，每十两再加罪一等，最严重的可被判处杖刑一百。这样一来，一旦有不孝子孙对父母的财产打歪主意，就会受到皮肉之苦。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对于家族内财产的归属权有了明确界定，保障了父母及尊长在家庭中的经济主导地位。
其三，维护父母尊严，不得侵犯父母的人身安全。打骂、谋杀父母绝对是大罪，会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大清律·刑律》规定：“凡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并绞，须亲告乃坐”，“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这一点可以说是完全沿袭了《大明律》的规定，骂、殴和谋杀祖父母、父母都是死罪甚至是凌迟处死，父祖尊长的尊严与人身安全容不得半点亵渎与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