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秀父亲个子瘦小，没有力气，也不会种田，所以才会被安排在食堂煮饭。大家对即将要分田到户都充满期待，唯有他心怀忧惧。
分田到户
分田到户当然同一个队长的死亡没有关系。可南江村一生产队的食堂、队屋确乎都是随着老王队长的死而消失的。
老王队长死时五十三岁，出殡时扎了五十三朵纸花球，堪为一时盛事。我们那帮鼻涕小孩对死亡全无概念，一心思谋着呆会儿要去抢纸花球，其中就有老王队长的孙儿曙光同孙女春玲。可我们又对死人的花球到底能不能抢，都心存疑惑，不敢乱来。
老王队长知书达理，被乡亲们誉为全村第一贤人。他的死让大家颇为伤感，尤其是我父亲母亲，唏嘘不已。老王队长是肝腹水死的，俗称“大肚子病”。他生前一到我家来，就要逗我：“三丫头呢？三丫头呢？我要把她捉去卖了。”那时候我还小，以为是真的，虽然我父亲一再告诉我说老王队长是逗我玩的，可我还是吓得躲在门后头不敢出来。老王队长明知我躲在门后头，却故意说：“咦？三丫头哪里去了？怎么找不到了呢？”我一定要躲在门后头偷偷张望，直到老王队长离去，我才敢从门后头走出来。所以，当阿秀同姐姐她们商量要去抢老王队长的纸花球时，我想我再也不会被老王队长捉去卖了，心里暗暗欢喜。
我对老王队长的老伴俞婆婆也印象深刻。俞婆婆长得慈善可亲，自称有病，村子里别的女人都到田里出工去了，只剩她坐在自家后门口大樟树下看她孙女春玲同我们在树下跳绳、踢毽子，且她每日吃一种圆圆的用黑壳子涂蜡封起来的状如黑牛屎的保健药丸。她家后门口那棵大樟树枝繁叶茂，阳光漏下来，光影斑驳，显得春深似海，极阴凉，是我们儿时的乐园。等我们玩疲了，乏了，她就伸手摘下一片樟树叶子放在唇间吹，吹出清丽婉转的哨音来哄我们玩。我们听了，也嚷嚷着一人要了一片樟树叶子来吹，却“噗噗”地吹不成调，但也不气馁，一路“噗噗”地吹着到别处玩去了。那时候，俞婆婆总会望着我们的背影微笑。
老王队长长于人事，他几个儿女皆被弄到镇上去工作了。那时候，镇上工作的人地位很高，非常瞧不起乡下人，对乡下人的啰唆极不耐烦。春玲妈妈就在镇上供销社上班，生得洁净秀美。但我母亲拿布票去供销社扯几尺做衣服的花布，春玲妈妈会把货架上的布几乎搬完让我母亲细细比较挑选，也不做厌烦脸色。
老王队长去世之后，俞婆婆就带着曙光同春玲住到镇上去了，只留下她小儿媳妇三英婶子一个人在乡下种田。分田到户之后，我母亲每念叨起俞婆婆，总说俞婆婆福气好，养的儿女有出息，她自己也聪明，会做人，说有病常年不出工，其实大家都知道她没病，却谁也不好意思挤对她。我母亲说那话时，我知道我母亲心里是嫉妒俞婆婆的，如果老不分田到户的话，那股不平之气大概就会一直积存在我母亲心里。
正式分田到户是在一九八一年，那年我刚入村小学读书。南江丘陵地区，水田旱地高低错落，并不规整。分田到户之前，父亲同村里其他干部一起将所有田地重新丈量一遍，再依据水利便利与否，土地肥瘠不同和离家远近等等因素分为许多等级，互相搭配，分与众人，却也不能做到绝对公允。对无法做到绝对公允的事情，农民们最朴素的解决办法就是抓阄，无论抓到什么，都会被视为天意，毫无异议地接受。随着一个个纸团被打开，我家八口人，所分得的十亩水田，十亩旱地，与李家合分的一头母牛都被落实下来。那十亩水田十亩旱地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几乎遍布了村庄的各个角落。
分田到户时，我爷爷奶奶都已经七十多岁。孩子中我哥哥最长，但仍未满十二岁，以下两岁一个往后排，我姐十岁，我八岁，我妹六岁。全家老少八张嘴，全都如梁上嗷嗷待哺的乳燕，指望着我父亲母亲。但家中却一贫如洗，就只有父亲亲手砌的那一溜土砖屋。但我父亲母亲却非常欢喜，虽然负担十分沉重，但有了这十亩水田十亩旱地，他们就有了要白手兴家的信心和勇气。尤其是母亲，一生好强，她决心要把家里置得比乡亲们更好，可家里老的太老，小的又太小，负担太重，她因此不得不辛苦劳动近于拼命，又勤俭持家，节省到近于刻薄的程度。父亲好性情，体谅母亲生得娇弱，又过于劳苦，一生处处迁就顺从母亲，遇母亲急躁恼怒甚至无理抱怨时，父亲也从不出恶声。
从此之后，这几块水田旱地便与我们全家人血脉相牵，成为我们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初识农事
分田到户让每一个农村家庭都有着白手起家，从头开始的意味，而我对于人生开始有连贯的，完整的记忆，也恰是从分田到户之后开始的。
那时候，我父亲刚刚三十出头，虽当了多年会计，可于农活上的经验却远胜于我爷爷，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能手。我想，那是因为我爷爷虽在南江地面上给人做了多年的长工与短工，可毕竟是从水面上漂泊而来，对于土地，始终缺乏我父亲那样深刻的理解吧。我父亲生长在南江的地面上，一辈子都在与泥土打交道，他就如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株庄稼，同大地有着血脉相通的灵犀。
春分前后，气温变化不定，我父亲每天打开大门都要走到院子里望望天，搓搓手，在心中默默判断一下天气，作出是否可以开始泡种育秧的决定。毛伯挑一担柴草从我家屋场经过，也会同我父亲商量：“你种谷浸水没？我看这天气只怕可以泡得种了呢。”父亲便笑笑，往沙堰一努嘴：“噜，我刚刚才把两麻袋谷种浸到沙堰里了。”而队里其他人对于哪天可泡种，基本上都是看我父亲同毛伯两人的行动来行事。
队里最懂技术最长于农事的，要数我父亲同毛伯两人。毛伯的父亲是老式文人，一手毛笔小楷最为人称绝。农村里除了学生的课本，有字的纸张极其难得，他狂热地搜寻各种旧报纸旧日历来看，只言片语都不放过，且做一切事情都喜欢从文字上去找依据，为人高义有古风，同我父亲最谈得来。毛伯于文化上未承袭到他老父，识字不多，农事上的学问技术也都同我父亲一样，是从经验中得来的，但他为人正派和顺，谦虚重礼，又与我父亲年龄相若，同我父亲最相密厚。我父亲于农活上的许多事务，都只同我母亲和毛伯两人商量，不再问计于我爷爷。我爷爷年岁已高，又有病，技术上又不如我父亲，已乐得将一切事务交由我父亲处理。
泡种育秧是水稻栽培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技术性最强，最关键的一环，过程精细复杂。首先就得判断气温同池塘里水温是否已适宜泡种。几麻袋谷种在池塘冷水中浸泡过一两天之后，取出沥干，再用温水浇透，倒出来堆在墙角用烂棉絮枯稻草捂起来让它发芽。这些温度的监测都没有温度计，只能靠经验判断拿捏。春天气温多变，得随时注意被捂起来的谷种的温度同湿度。父亲与谷种之间仿佛有着某种神秘的感应，他总能感知到谷种的变化和需要，就好像他心里也有一堆谷种在同灶屋里那堆谷种起着同样的变化似的。他本来在院子里同母亲一起掀晒稻草，忽然脸上会浮起一个温和神秘的笑容，放下铁叉，走进灶屋伸手进谷堆抓起一把谷子看看闻闻，接着或给它浇温水增温，或是松松稻草降温。
分田到户之初，父亲同毛伯两人常被人请去看谷种。有时候，有人家里谷种都烂出酒味了，还请父亲去看。父亲每同毛伯讲起，便摇头叹息。
父亲说，家中有谷种在等待发芽时，切不可口出污言，不可骂架争吵，亦不可饮酒，有饮过酒的人来家中串门也不可，否则谷种一定会烧坏掉。这都是对谷神的敬重。待谷种撒到秧田里去的那一日，奶奶则总会想办法弄一点肉吃，再拿韭菜煎一个鸡蛋。我问奶奶这又是为何。奶奶说因为从这一天起，插秧的人就要一年忙到头，再无闲日了。
育谷种时，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黄瓜、辣椒、四季豆都还没有下种，奶奶的菜园子里还没有多少新鲜蔬菜可以吃。餐桌上常见的只有腌萝卜、霉干菜或者干炒剁辣椒粉。我一见那些干菜就皱眉头，一点吃饭的胃口也没有。肉更是一年也难吃上一两回。撒谷种那天，奶奶将半斤猪肉剁得细细的，和着一大钵干豆角炖了，那干豆角也就有了肉的味道，变成了美味佳肴。我同妹妹一人盛了一大碗饭，端到院坪里坐在石磙上去慢慢享用。妹妹最爱吃瘦肉，我就把我碗里指甲大小的一片片瘦肉都挑给妹妹。妹妹知道我爱吃肥肉，就把她碗里星星点点的肥肉都挑给我。早春的风吹拂在我们脸上，凉凉的，软软的，令我觉得撒谷种的日子真是美妙。
天气渐渐燥热起来，成百上千只青蛙在水田溪沟里彻夜鼓噪，父亲撒在秧田里的秧苗一日翠似一日，渐渐葱茏如毯。那些开得如花海一般的紫云英水田已经被父亲新翻耕过，同时放进春水。父亲换上铁齿耙驱赶水牛继续在田间耙整。哥哥同母亲相互合作用护板拉新泥护住田埂使之绝漏。姐姐则用木棒在田埂新泥上杵个小小泥窝，撒上几粒黄豆，再抓一把草木灰覆上，等早稻收割后，田埂上的黄豆也将成熟了。我同妹妹还小，还未懂得农事的艰辛，只好玩似的手牵手把垄上翻耕过的紫云英草踩到泥水里去。春水浸脚有微微的凉，空气中有新耕泥土同花草的芬芳，有新燕低飞，沟渠里清亮的溪水在绿草上丝绸般流淌，又旁边水田里也有做事的农人可以看，野地里四处有黄鹌菜开出黄色小碎花，阳雀不知在哪里声声叫唤，真觉得春光无限好。
父亲双脚分立压住铁耙让牛拉着走，他嘴里吹着驱牛的口哨，牛鞭不时高高扬起，却从来舍不得落在牛身上。牛嘴套上了竹篾嚼头（竹笼），遇上嘴边有未及掩覆的青青紫云英草，它也吃不上一口，很可怜。黑黑的小八哥鸟却一点不怕人，七八只一起结伴飞来，几只落在土块上啄食草籽，几只落在牛背上。哥哥说，把八哥鸟的小舌头剪掉一点，它就可以学人说话了。我一直都想捉一只来关在笼子里教它说话，可总是捉不到。
水田整理细柔匀净了，便可开始插早秧。哥哥姐姐要正式进入角色学习插秧，我同妹妹只打边索，插场线。妹妹才六岁，晒得黑黑的如一只小鼬鼠，头顶扎着一对小羊角辫，又伶俐又乖巧，是我们全家人的小开心果。她站在水田里学插秧的样子实在太天真可爱，引得从田埂边经过的村民都要停住脚，“幺妹幺妹”地喊着逗她玩，又叹息说我母亲把这么小的人儿也拉出来干活儿。我母亲则笑笑不答。母亲从我量索的这头栽，一场横排过去可栽七行，可栽到我妹妹那头，渐渐宽度不够了，到最后只能栽五行，她直起腰来说：“幺妹，你量窄了。”父亲一听明白了，立即走到田头示范给妹妹看，说田埂是斜的，棍子不可顺着它量，得摆平了。妹妹冰雪聪明，居然一看就懂，再没错过。
种谷生得不好的人，这时候开始犯难，来到田边嗫嚅着要找我父亲借一两亩田的秧。父亲稍稍算计权衡一下，若自己不特别紧缺，一般都会慷慨答应。待来人走后，父亲却交代我们插细些，匀着点儿。初分田到户时，农具一下置不全，又有许多人种田技术不精，借秧、借牛、借打稻机都是很平常的事，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利害轻重，彼此慷慨相助，从不吝啬。能藏富于民其实是不用害怕的，怕只怕遇上烂年景，大家的秧苗都烂在田里，只生稀稀几根，那才会让人着慌。
分田到户后的第一个“双抢”
南江水稻种两季。盛夏之时，早稻成熟，收割之后要立即抢插晚稻。抢收抢种，我们称为“双抢”。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评“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俗语里“双抢”的这一“抢”字也有此妙，使农人辛劳紧迫状毕现。
分田到户之后的第一个“双抢”，我正读小学一年级，这也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暑假。那天，我高高兴兴拿了通知书回家，半路上便听人说我母亲在子耳曲扯稗子草时被毒蛇咬了。快跑回家，只见母亲正坐在堂屋里，徐妈、珍兰妈妈、三英婶子等一些女人正围着我母亲问长问短。母亲是正午时分被蝮蛇咬伤的。蝮蛇俗称土屁股蛇，以盛夏时毒性最强，而一天中又以正午时分毒性最强。幸而母亲娘家的堂兄（我栋舅）善治蛇伤，且医术极高，他已由八里外的万家坡赶来给母亲敷上了草药。
母亲背地里咕哝着抱怨爷爷，因为是爷爷反背着双手在子耳曲附近转了一圈回来后，告诉母亲说田里还有稗子草，叫母亲去扯了。母亲觉得马上就要“双抢”了，谷都要割了，几株稗子草其实不扯也罢。可爷爷是长辈，虽不多参与农事管理，但说出来的话依然有着不可违逆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