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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崛起的现实主义是超越“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而与“改革文学”衔接的。
以刘索拉（女，1955~）的《你别无选择》（985）、徐星（1956～）的《无主题变奏》（1985）、马原（1953～）的《冈底斯的诱惑》（1985）、残雪（女，1953～）的《苍老的浮云》（1985）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在社会急剧变化面前，在新一轮的中、西文化论争中，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叛，对个体生命奥秘的探寻。“先锋小说”将个体生命从现实社会中游离出来。现实在这里是抽象的；而文本实验在这里较为明显地表现出对于西方现代小说的摹仿。《你别无选择》是对于美国现代作家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浓重的摹仿。恰如那条无所不在的军规，音乐学院的艺术浪子们也无法摆脱那个无所不在的“功能圈”。《无主题变奏》从立意到故事结构、人物形象，甚至人物语言都接受了美国现代作家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在“我”的身上无疑有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影子，他们同样都是从学校退学步人社会，用迷惘的眼光打量一切，甚至都满嘴挂着“他妈的”这同一的秽语。
自1987年开始，池莉（女，1957～）的《烦恼人生》（1987）、方方（女，1955～）的《风景》（1987）、刘恒（1954～）的《伏羲伏羲》（1988）、刘震云（1958～）的《单位》（1989）等“新写实”小说相继问世。1989年春天，《钟山》杂志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推动了“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发展。
“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品格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种写实品格使它截然不同于漠视现实的“先锋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在变革“今天”、建设“明天”的改革文学之后，注目于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基于这些问题之上的社会心理和人生世相。
“新写实”小说刻意描写社会、人生的灰色。《烦恼人生》将人生的所有内容，诸如家庭住房、孩子入托、上班下班的车路船程、工厂评奖、师徒情缘、拜寿送礼……都写成主人公的困扰，表现生之烦恼。
刘震云的由《单位》、《一地鸡毛》（1991）、《官场》（1989）、《官人》（1991）等组成的“官场系列小说”，揭示的尽是“官人”灵魂的丑恶和官场的钩心斗角，批判意识强烈。“新写实”理论认为“批判”是现实主义的特征，体现出类似于十九世纪早期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批判一切，而不肯定什么东西。现实生活在“新写实”小说里呈现为“单色”，它的美学观的实质是“丑学”。评论家赞赏《风景》“写出丑的极致，恶的标本”。
“新写实”小说追求原生态的真实，倡导客观化的叙述方法，“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以使小说成为生活的记录或实录。《烦恼人生》流水账一样地记录了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单位》是连环画似的单调枯燥没有生命热情的官场生活画面。而不论是印家厚的，还是“单位”的生活画面都是不断重复的。作为小说细节，它们属于相似性积累。小说的这种相似性积累，必然造成“刻意营造堆砌的痕迹”。刻意营造的目的是让读者得出与作家相同的结论。
“新写实”小说家不是身处人生旅途之中体验、探索人生，而是站在高处俯瞰洼地中的人生世相。如方方所述：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
（《风景》）
他们自觉已世事透达。他们胸有成竹地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化为“杨家大院”（《伏羲伏羲》）或“陈家大院”（苏童《妻妾成群》），将人生的体验凝聚为“烦恼”（《烦恼人生》）或“活着”（余华《活着》）。历史、人生在这里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神秘性，它是作家已经看破了的。它就是这么单薄、简单：
……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所有的生长都是为了死亡。殊路却是同归。七哥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直到死都是无法判清的。七哥说你把这个世界连同它本身都看透了之后你才会弄清你该有个什么样的活法。（《风景》）
“新写实”小说中支配人的命运的是环境，并且环境又由“物”占据着，人接受环境的支配，接受“物”的役使。《风景》中棚户区居民冲不破这里的“生存困境”，父亲嗜酒爱卖弄拳脚，母亲粗俗好卖弄风骚，大哥情欲受到重创，二哥因失恋而只求速死，三哥对女人心怀仇恨，五哥六哥无恶不作，大香小香庸俗不堪，七哥为了摆脱父兄的耻辱生存方式经受着性格的裂变。作家有意识地描写环境的决定作用。方方说：“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对人的影响很大，主要对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心态有影响。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风景》描写七哥为了摆脱卑微的地位，实现跻身上层社会的梦想，决然跟一个比他大了8岁、永无生殖能力的高干女儿结婚，批判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烦恼人生》描写印家厚本是一个爱学习、有才华、志趣广泛的青年，现实生活把他扭曲成一个疲惫不堪、一事无成的人。作品将此写为中国人的普遍命运。池莉慨叹道：“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个人有？我的悲哀、我那邻居孤老太婆的悲哀、我的许多熟人朋友同学同事的悲哀却遍及全中国。”《单位》和《一地鸡毛》告诉我们，小林放弃了理想，失去了热情，不是出于自暴自弃，而是“外界对他的强迫改造”，是由诸如豆腐、保姆、孩子入托、妻子调动、班：车等琐事构成的生活环境的“纠缠”。就是他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干私活收重“礼”，沾染不正之风，根由也不在个人，而在于单位和社会环境，个人只不过是“加入其中”。“新写实”普遍地表现为“环境决定论”。，在“新写实”小说里，人变得软弱无力，只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塑造”，而中止了精神活动，失去了“选择”能力。而环境，在“新写实”小说里，失去了它的多重性而变成单一的了。它不断地向人发出同样的信息，给人提供“反面教育”。这样，人只能放弃——放弃价值和尊严，于是人生成为不可能的了。“新写实”小说中一个个的市民、工人、医生、机关干部以及教师，都是人生困境的可怜存在，展示的都是灰色的人生风景。“新写实”体现的是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的人道主义。当代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不能接受自身之外的命令，也不能接受自身之外的辩护。人要对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负责，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承担起来，“决定论是没有的”。相形之下，“新写实”的重要主题就是表现社会决定人的命运，为主人公的流俗、“堕落”在外界寻找借口。如方方所说，像七哥这样的人，只要能改变地位，成为人上之人，道德品质算什么？人格气节算什么？社会舆论算什么？他人的痛苦算什么？如果需要，这些都可以踏在脚下。而我们何必对七哥这样的奋斗方式去多加责难或者痛恨呢？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而萨特曾决断地说：“用决定论为自己开脱的人，我将称之为懦夫。”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不使人成为物的理论”，“是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体现出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一种新人道主义。
“新写实”小说逼真地描绘中国当代社会本相、生存状态，给人以落后感、差距感，以求生存环境尽快改善。池莉在谈到自己笔下的印家厚时说：“我和他们一样，我们都懂得自己贫穷落后，我们都想尽量过得好一些。”“新写实”小说精细地摹写现状，一个小单位的庸俗，一个小家庭的困顿，一个小日子的辛酸，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实感强烈，体现出发达的知性思维。而“现实”在时间长河中所处的位置则很难看到。“新写实”小说缺少悟性思维，缺少历史感。有的是细节真实，缺的是趋势性真实。这样，所有的这个“真实”便仅仅属于一个小天地的了。《一地鸡毛》中主导家庭气氛的事件是小林“忘记把豆腐放到冰箱里”。《活着》的主人公讲述他对人生的永恒的体验——“苦难”时说：“我和苦根在一起过了半年，村里包产到户了，日子过起来也就更难。我家分到一亩半地，我没法像从前那样混在村里人中间干活，累了还能偷偷懒。现在田里的活是不停地叫唤我。我不去干，就谁也不会去替我。”“一斤豆腐”的“写实”无视“冰箱”的“现实”，“包产到户”的现实成了“活着”的“苦难”的基点。“新写实”中的现实是作家营造的“现实”。
新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崛起的新现实主义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时代感强烈。它在描写现实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揭露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并且在揭露现实生活中丑恶的同时也开掘现实生活中的美。现实在这里呈现出它固有的多重性质，而不表现为单一状态。不论是丑还是美，在这里都处于动态，都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这种富有现实感的真实，有力地超越了“新写实”
小说的一已天地的真实。
何申（1951～）的中篇小说《年前年后》（1995）的主人公李德林在年前有两个心愿：作为七家乡乡长，他希望七家乡明年——
1995年能上小流域治理项目；作为一个42岁的男人，他希望春节放假期间能让妻子怀上孩子。
作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李德林的心愿——包括他作为乡长的心愿不再是“纯洁”的了。李德林彻底地回到了现实——或者说他的心愿完全产生于现实。这种小流域治理，是国家扶贫工作的一项内容，由国家拨钱来改造山区的山水林田路，山区长久受益。七家乡能上这种项目，就能使这个在1994年遭：受水灾的山乡经济尽快恢复到灾前水平，进而使老百姓脱贫。这样，他这个乡长工作有了成绩，才好调回县里；他急于要孩子，主要是因为他和于小梅是半路夫妻，而于小梅既年轻又漂亮，有个孩子才可以把她“拴住”。
《年前年后》的主要情节是李德林回县城过年。小说截取的时间段——年前年后——社会景观最为密集。年底他去县委组织部询问有关他调回的事，看到县机关在忙着分年货。去小流域治理办公室，看到各乡早就活动起来了，有的正从车上往下搬东西。他由人带领才敲开了人大主任家的院门，主任和县委书记等人正准备打麻将，主任夫人在大院门口接过去了李德林送的“一坨牛肉”。可是收下也不会领情，因为主任家放东西的棚子里的肉太多了。他还为了争下小流域治理项目特意在饭馆请了一：桌，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和他几天来找也找不着的局长都应邀前来了。《年前年后》为我们敞开了县官府邸、县委大院，使它们原有的“光辉”、“神圣”以及“纯洁”都失去了。《年前年后》也没有把它们写成非现实，非人间，而是写为平常的现实，完整的现实。这里没有任何“奇遇”。这是一种现实化了的腐败，遍体的腐败。《年前年后》不再像“新写实”小说那样冷凝地描写现实，单纯地批判现实。现实在这里具有多重性质，呈现为一个不可分离的生活整体。人与人也不再呈现壁垒分明的对立状态，就是农民同当官的也是互为依存。村民说：“李乡长可是好人呀，别看他收钱时挺狠，到真格的时候关心人呢……”
《年前年后》反映了经济上升到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钱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企业家兼商业家刘大肚子成了人间戏剧舞台的新主角，这是二十世纪末叶中国新的“现实”。刘大肚子二百块钱起家，发展到办了一个大纺织厂和一个商场，一年上缴税款占全县小一半，县领导像敬财神爷一样敬着他。李德林苦于请不动县领导的时候，刘大肚子不费吹灰之力都给请来了。饭桌上是刘大肚子和他的未婚妻于小丽坐在县委书记左右，说说笑笑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毋庸赘言，大年初二去老丈人家拜年，也是未来连襟刘大肚子风光占尽，而李德林镇长却处境尴尬。
《年前年后》以李德林视角描写刘大肚子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冲击，描写中处处流露出强烈的鄙夷。在巨大的冲击面前，李德林坚守自己极为朴素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乡之长，他一心为了乡下的百姓都富裕起来：年前他惦记着夏天让洪水冲了的受灾户，到各村看到救灾物资落实了才回县里过年；年前年后，他在县里一直为小流域项目奔走。李德林的价值观是随着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形成的，富有历史感。李德林从小也是在山沟子穷窝子长大，小时候能喝碗糨粥就美得不知道太阳从哪边出来了。他为现在的日子扬眉吐气。他看着集市上满地的过年物品和一张张咧着大嘴笑的脸，看到原先穷得叮当响的村民们变得富裕些了，心里就痛快。李德林的主体意识以及观察客观世界的方法，不像“新写实”小说主人公那样仅仅依据知性思维，他拥有悟性思维，具有整体感。他拥有对于过去的记忆，对于现实的感知，对于未来的追求。李德林形象的真实性是具有历史感的真实。他与王金生（《三里湾》）、金东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同族兄弟。他是他们的未来——他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