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抗战小说，以及包括电影文学《血战台儿庄》（1984）、邓贤（1953～）的报告文学《大国之魂》（1990）在内的新抗战文学，以民族视角客观地描写并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热情地讴歌了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抗日官兵。阶级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逐渐消弭，民族主义在不断加强；同时，对日本“国民性”中卑劣的一面的认识、批判有所加强。这对于《四世同堂》是一定程度的衔接，而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民族虚无则是一定程度的消弭。
世纪交年的民族主义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形成高潮。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已从两极格局转为多极格局。而美国国内妄图独霸世界的野心却在加强，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的情绪也在加强。他们一再在中国的台湾、西藏、贸易、人权等问题上插手，明里遏制，暗里颠覆，不让中国发展，以防止出现“美国将来的敌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遏制”下日趋高涨。它是对于“遏制”的“反遏制”。
何新（1949～）较早地表达了这种“反遏制”的思想。他那由一系列的杂感、讲演、答问、论文汇成的《为中国声辩》，虽然有主观臆断之处，但全书响彻着民族主义的强音。在《关于鱼和鸟的故事》（1991）一文中谈到：“通过1989年事件以及一些外部势力对中国这个事件的拼命插手，已经唤起了中国人的一种警觉，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有了比过去一个时期更加清醒的认识。
这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醒觉，这种民族主义，用中国的术语来讲就是爱国主义。”面对“遏制”，他信心满怀地谈道：“请想一想，一个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国土广大的国家，如果她的领导人和人民都在爱国主义的力量下凝聚起来，并且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具有清醒的意识，又随时能够以务实的精神选择最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方针路线，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前，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世界上又有什么力量能够征服他们呢？”何新直指“西方中心论”，向世人展示了充溢着东方色彩的世界大视野、历史感和自强精神。《为中国声辩》处处表明，无论任何个人，还是任何集团，怎样有才华怎样有成就，有怎样的优越地位，也不能高居于祖国利益之上。台湾大学教授颜元叔在《读何新先生文章有感》（1991）中写道：“他的大意，是为中国辩护，是为中国申冤，是为中国宣告，总的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切就是为了‘爱中国’。”
藏族作家益希单增（1942～）的长篇小说《雪剑残阳》（1996）
再现了本世纪初西藏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的英勇斗争。小说描写了当时已将印度殖民地化了的英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他们在和谈的幌子掩盖下，派出远征军，武力侵入西藏。他们在西藏肆意抢、杀，认为自己足迹所到之处便是自己的地盘。面对武器精良的英国侵略军，藏族广大军民，顶着腐败的清廷代言人的压力，凭借原始的火炮弓箭，甚至石头，浴血奋战，在西藏大地上，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爱国主义的丰碑。小说最后一章写到江孜城堡的上方飘扬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一个“藏”字，面料是黄绸。江孜人喜欢看这面旗帜，因为它是宗政府的象征，西藏军团巍然屹立的象征。藏族人说：“如果英国人把旗帜全部染成血，旗帜也是倒不下来的。因为这面旗帜在人的心中，除非把西藏人的心挖出来！”《雪剑残阳》再现历史时引经据典，体现出鲜明的史志品格。
冯小宁导演根据《雪剑残阳》改编拍摄了电影《红河谷》（1997），这部电影在以原作所描写的历史事件为依据、汲取其主题的基础之上，增强了艺术幻想并深化了原作的主题。
电影文学剧本《红河谷》以老阿婆摇着神秘的转经筒开篇，全景式地展现了耸立的雪山、湛蓝的天空、澄澈见底的河水和奇异瑰丽的雪域文化。
两个外部的“落难”者从不同的方向分别进入这片雪域文化之中。
落难的汉族姑娘雪儿被一家淳朴的藏民搭救后，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并与老阿婆的孙子格桑两心相属。格桑彪悍、倔强、专情，富于自尊心。艳丽、高贵的丹珠超越等级观念，暗恋上了格桑，对格桑发出咄咄逼人挑逗的同时，也对雪儿摆出头人千金的专横。面对骄横的丹珠，格桑不卑不亢，雪儿达娃也不失平民的自傲。雪域高原的生活以它的灿烂多姿在和平地向前行进着。
英国人罗克曼来西藏“探险”，无视西藏的神秘而遭到大自然的报应，落人危难之中。被搭救后，他送给了格桑一个打火机。打火机在作品中成了西方文明的象征。包括罗克曼在内的英国侵略者想用西方“文明”——洋枪大炮征服西藏，这是他们又一次的、在整体意义上无视西藏的神秘。宁静的生活被破坏，虔诚的感情被亵渎，神圣的土地被践踏，整个西藏都怒吼了。无论是西藏的上层，还是平民，无论是骄横任性的丹珠，还是不卑不亢的格桑和温柔自尊的雪儿达娃，结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同侵略者展开了殊死卓绝的抗争。丹珠面对侵略者的凌辱，高声唱起富有雪域文化底蕴的民歌《在那草地上》，青春和爱情获得了更加壮丽的勃发。丹珠是西藏土生土长的女孩，她就是西藏，她代表着这块圣洁的土地。雪儿达娃两次被搭救。她感知了以老阿婆为代表的藏族人民的恩，格桑赤诚的爱。西藏不仅给她以生命，还给她以灵魂。她已与藏族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她的从“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做女人”到“下辈子还做女人”观念的转变，表现出对于人生的肯定和眷恋。格桑英勇不屈，敢爱敢恨，在更高的意义上不卑不亢，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最后，格桑再一次拿起打火机，面对这种“文明”的主人的恩将仇报，他的性格美升华了，他用打火机点燃了洋油，复仇的烈焰轰然而起，火焰引爆了炸药，而他则与恩将仇报者同归于尽，同时英国侵略者受到了中华民族的惩罚。江孜保卫战已向世界表明，尽管这里的人古朴纯真，但他们对“跳进羊圈的狼”决不手软。他们会对狡黠残暴、嗜血成性的入侵者给予迎头痛击，哪怕浴血战斗到最后一人。
《红河谷》所描述的悲壮的保卫战留下的是永远不死的精灵。藏族男孩嘎嘎在老阿婆背上成长，他的摇篮曲是老阿婆那经年累月的转经简直人人心的歌唱。宁静遭破坏，家园被蹂躏，眼看着父老乡亲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嘎嘎作为向导，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将一小股英军偷袭队引人沼泽，令他们葬身沼泽。影片结尾还是老阿婆摇着转经筒，与嘎嘎依旧行走在原先行走的大地上……他们坚韧不拔，生生不息，万代绵延。
由英国来西藏探险的记者琼斯成了作品的外角度。他憧憬东方文明，他来到这里寻找心目中的文明。他曾经在西藏的宁静的生活中寻找过。“幸运”的是，伴随着困惑与矛盾，他目睹了罗克曼的狡黠残忍，目睹了罗克曼所标榜的“文明”的战车碾过西藏高原，目睹了悲壮的江孜保卫战，丹珠那超俗的东方美的升华，格桑的恩仇故事，直面枪口不惊不叫的嘎嘎，以及冲入敌阵的白牦牛，喜马拉雅的雪崩，于是，他张开双臂高呼：“我看到了！”也许他看到的正是“永远征服不了的东方”。
《红河谷》远远地超越它的“时问面”一一“1904”，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大跨度里表现东方文明，在动态中表现东方文明。《红河谷》是东方复兴的征兆，中华民族精神复兴的征兆。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而上表现，凝聚为一句话则是“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的政治杂文集《中国可以说不》（1996）
表达了世纪之交中国人民激越的情绪。
《红河谷》重温世纪之初的一场悲壮，表现不可征服的东方文明。
《中国可以说不》则立足于世纪交年中国已经崛起之时，来表达中国人的激情：“如果说中国十多亿人口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能够过上现在的生活是一种奇迹的话，那么中国人也同样有能力实现下一个奇迹……在二十一世纪朦胧的晨曦之中，一个经济蓬勃发展、军事上强大而且政治上更有信心的大国轮廓，现在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了。”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度过新世纪的太阳升起之前必然要经历的一段艰难时光？对此，《中国可以说不》的鲜明观点是：“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取，但民族主义还是要的。”
因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只有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充分意识到必须具备强烈的民族抱负，并自觉地投身到本民族崛起的洪流中去的时候，这个民族才有可能受到历史的青睐”。如果说此前出现的新抗战文学是再现“昨天”来回答日本，那么，《中国可以说不》则是立足“今天”同美国对话。
《中国可以说不》是针对美国所谓的“遏制”的。关于“遏制”，作品以谐谑性的幽默写道：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并没有照着美国的想法变化和发展。中国作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繁荣与富强，对美国而言，既不愿看到又很难理解。尤其是中国大陆平稳地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并未出现美国所预想的结局。这让美国更难以接受。
然而，现实就是现实。
美国的战略非常清楚：遏制中国，最终搞乱中国。美国给中国描绘的图画只能挂在自家墙上独自欣赏。拉开一段时间的距离之后，美国也会渐渐发现，从色彩到透视关系都出于拙劣的技法。
《中国可以说不》的艺术是“反遏制”的艺术。作品写道：“领导信息技术潮流的美国，至今还没有一种技术，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诸如此类的货色压缩在芯片中，从而在世界这架复杂的机器中通用无阻。”对于美国霸权主义在中国的表演，作品则以哲理性的幽默写出它的变形、可笑，从而显得并不可怕：“美国的表演，再加上追随者的表演，已经让人看够了。毫无新意。美国得不到它想象中的喝彩。
如果它听到了什么动静，那只能是倒彩。”
在压倒一切的倒彩中，有一个更短促更有力的声音，那就是一个单音字——“不！”
“不！”这个单音节否定性副词是一雪百年耻辱，历史已经发展到现在——中华民族不可欺不可辱的现在，十三亿中国人民对于美国霸权主义的一个响亮的回答。
中国可以说不。
现在说正是时候。
全书都在透露“说不”的意义：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这是发自全体中国人民的和平、自主的声音。正如何蓓琳为该书所作“前言”中写的：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
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老子说：“自胜者强。”一个结束了屈辱的历史，结束了阶级斗争的纷乱，而专心致力于建设的中国，奉行和平、自主外交政策的中国，体现着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主潮，她必将带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特色去融于世界。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意义所在。《中国可以说不》发出了民族主义的最强音。
随着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地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炸死炸伤我驻南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导弹爆炸声Ⅱ向起，中国民族主义将形成高潮。中国当代文学将要带着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京华烟云》《四世同堂》、五十年代初期“建国文学”的继承走向成熟，并且完成她五十年的完整进程。而梁晓声的《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则是这一高潮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