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面主人公，李德林也无任何奇遇。这种现实主义写作是一种“无奇遇写作”。作家对于他的这位既熟悉又感亲切的主人公的性格不做精选，不写成“先进”。就是他的廉洁，也不是理想而是现实意义上的。小说描写他从乡下动身回县上过年，司机帮他往吉普车里装东西，虽然他不收礼，但是牛羊肉蘑菇核桃烟酒还是有一些——
“这都是明睁眼露的事，也没必要羞羞答答。”小说人物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新现实主义”描写人物的方法。
小说把这位农民出身的乡长还原为农民，还原为人。李德林觉得他对老百姓，甭说产生了什么感情啊什么爱心呀，就连他大年初一给住院的农民送饺子，被电视台记者凑巧遇上，采访，他也感到不巧，没啥说的，只是觉得“当干部的得关心群众”。李德林是土里生土里长。他当乡长的所作所为，完全出自“乡土”价值观念：“能给旁人特别是老百姓多做点事，也是光耀前者后荫来人的积德的事……”
《年前年后》的现实主义品格还在于它写出了乡长主人公年前年后在县上的窘境与不合时宜。在县上刚刚流行的关系学面前，他感到自己的反应“实在是太迟钝了太迟钝了”！他妻子说他“在乡下呆傻了”。他的自我解嘲里也包含着对于某种社会风气、对于流行的官场学的嘲讽：“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县里的领导毕竟最像领导，城里的夜晚毕竟最像夜晚，妈的，全城就我一个傻瓜……”
正月十五已过，小说接近尾声，李德林的处境更加可怜。刘大肚子甚至冲击了李德林的家庭，于小梅事实上已是刘大肚子的，李德林要孩子拴住于小梅的愿望彻底落空。然而他对另一个心愿却更加执著，抓紧落实小流域项目。并且在内心里警示自己，今后要格外注意廉洁。
这意味着这位主人公——连同整部作品，对以县委书记、人大主任为代表的县上的干部，在年前年后所表现的已现实化了的腐败行为持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李德林心里装着的理想——“小康”也较为切近，富有现实感。然而它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又无疑是个奇迹。
李德林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化”了的带领农民奔“小康”的乡镇干部。
李德林形象寄托着作家对于普通百姓的深切关怀，体现出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主体不仅移向现实生活，还明显地移向平民百姓，乐于充当百姓的代言人。这使新现实主义与同时代的“新状态”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新状态”文学是一种“个人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亦即创作主体的自我书写。韩东（1961～）的《三人行》（1995）描写三个文人对人生的游玩，以此表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无所归依的状态。北村（1965～）的《最后的艺术家》（1994）描写一个艺术家群落的集体沉沦，从反面书写了对神的信仰和皈依的拯救之路。北村的《施洗的河》（1993）描写土匪头子刘浪，作恶多端又病人膏肓，最后却获得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拯救，表现了上帝的灵光。陈染（女，1962～）、林白（女，1958一）的知识分子女性写作，使“新状态”的“个人化写作”更加“私人化”。她们：书写心灵，书写欲望，书写身体以及性爱心理的历程和倾向。陈染的《无处告别》（1992）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重围中述说“女性主义立场”；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1994）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展示了私人内心生活，如作家在“题记”
中所写：“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
表现当代人的价值观念
李德林形象体现出新现实主义“非环境决定”的特征。此前的“新写实”表现的是“环境决定论”，而环境在那里呈单一性质，都如同泥沼，人趴在污泥中可以心安理得，甚至自鸣得意。《年前年后》揭露了现实的丑恶，官场的腐败，李德林对此发出鄙夷，给以坚决的批判。但是，新现实主义并不停止在揭露、批判上。它将揭示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作为前提，描写主人公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面对种种的艰难，也面对种种诱惑，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探索有价值的人生。李德林也善于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力量，尤其是农村的发展变化给他的道德理想以有力的支持。李德林是站在平地上，肩负重任而挺着胸膛向前行进的人。
新现实主义是在新的历史现实面前探索人生的文学。
何申的《富起来的于四》（1997）继作家对农民脱贫的关怀之后，表现了对富起来的农民的关怀，农民对新的人生价值的探索。小说以谐趣性的幽默笔调描写了富起来的农民于四的喜悦、自豪、大气。他经商有道，造福乡里：修桥、补路、助贫……他觉得自己是穷人富起来了，想的还是穷人的事。他说：“别看我有钱了，毕竟咱是穷人出身，咱知道穷的那滋味，不好受，我乐意大伙都富起来。”小说在动态中刻画这位农民主人公的性格。他身处穷山沟，眼界不宽，不乏愚昧。但小说没有将此写成所谓“国民性”，而是写成文明的发展过程。
小说描写每过一段时间见到于四，都当刮目相看。这位经济上富裕起来的农民，眼界不断拓宽，观念不断更新。富起来的于四，走在通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富起来的于四》体现了何申的作品以至“新现实主义”关注社会进步、发展的意义，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圣贤遗训做出了现代阐释。
何申的《热河大兵》（1999）将人生置于历史进程中来表现，获得了“现代人的命运”的意义。大兵形象体现着普通中国人民的命运，“新中国人”的命运。小说中的历史格局与余华的《活着》酷似，但是历史和现实在这里具有多重性质，人可以对价值作选择。旧生活给这位热河大兵造成的“伤痕”不是福贵（《活着》）那样的“自伤”而是“他伤”。即使这样，何申也没对这位主人公的行为完全认同。
热河大兵集美丑于一身，粗俗中透出“可爱”，洋溢着乐生精神。
李佩甫（1953～）的中篇小说《学习微笑》（1996）以某国营食品厂濒临破产为背景，描写女工刘小水的境遇、挣扎以及选择。
“公共厕所前摆着一张收费的小桌，她的苍老的母亲就坐在小桌的后边，母亲旁边是一个小孩车，车里站着她那八个月的孩子。有风刮过来了，荡起一片腥腥的灰尘，母亲的脸很脏，孩子的脸也很脏，她的母亲一边收费一边摇着小孩车照看她的孩子。孩子许是饿了，在车里一蹿一蹿地动着，哇哇乱叫。”——这一景况就是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其实她已下岗——刘小水生存状况的缩影，也是中国成千上万下岗职工生存状况的缩影。
小说以凄惨的笔调描写了刘小水和她的家庭及亲属为穷困所受的煎熬。她的公公曾是八级钳工，老劳模。退休了，两年前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为了挣出治病钱，如今在电影院旁边卖汽水；她的父亲也曾是八级车工，退休后，厂里开不出工资，他便给医院死了的患者洗尸体，穿尸衣；她丈夫被车间主任叫去赌博，说这是为了“团结团结”同事，被派出所抓去，他一坦白，结局是“很不团结”，要罚款三千元……刘小水感到“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是在小说开头部分，表现的是刘小水对自己恶劣的生存状况的认识。作家怀着深深的同情描写刘小水等八名女工被厂里抽出来，为准备接待来厂投资的港商而参加训练班“学习微笑”。教“微笑”的老师说“微笑表现的是一种自信”。可是“日子没法过了”的刘小水表现不出来自信，于是她一笑泪先下来了。在小说绝大部分时间里，刘小水都是在哭，哭就是她的生存状态。作品描写了刘小水这样的失去生存依据的“小人物”的悲哀，描写生存状况同大自然恩惠的反差，以及由这种反差所造成的心理创伤：“阳光下，她看见儿子在厕所门前的小孩车里站着，在一片明亮的臭烘烘的空气里，父亲蹲在车前逗孩子玩，孩子的小脸红扑扑的，在笑……”“如今，她最害怕上街。走在大街上，她会有种老鼠的感觉。阳光很好，她却成了一只老鼠……她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大商场了，她是不敢看，不敢看那些摆在柜台里的东西。东西真好，真艳，也真贵，她害怕那些东西。”
《学习微笑》描写刘小水的厂领导、上级主管部门的官老爷们，直至副市长，他们既是刘小水当前困境的一个原因，又是她向下堕落的一种诱因。他们属于干部中的腐败分子。这些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是被当作“学习微笑”之后的“活动”来描写的。他们先于港商而来。
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役使女工陪他们享乐。《学习微笑》的主题不在表现如何铲除腐败，如何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行社会解决。《学习微笑》是写行为哲学的。
以刘小水为代表的八名女工，以及《学习微笑》整篇作品，对上述的腐败行为发出了尖锐的批判。八名女工对官老爷们的腐败行为恨之入骨。小说两次描写“活动”时刘小水想起忘了给公公掂尿壶，表现了对“活动”的鄙夷，以及不与其同流合污的决心和保证。
《学习微笑》不是仅仅在“小人物”意义上，而是在当代人意义上塑造刘小水。工厂破产，下岗的处境向她压迫下来，环境时时威逼她堕落，诱使她“匪”，然而，她看到资不抵债的厂子的钱被官老爷挥霍时哭了；因港商被副市长先行拉走，合资告吹，刘小水又哭了。
哭又是刘小水对处境关怀的表现，是不与环境同流合污的表现。《学习微笑》隐秘地揭示了一个规律：人一与环境同流合污，就会“匪”，就会失去自由。刘小水的丈夫，一去“团结团结”同事，便身陷囹圄。
刘小水陪官老爷“活动”时，不任那些权势凌辱，毅然维护人的尊严。
生活天天逼迫她“匪”，而她就是不“匪”。她心里说，“我要匪早就匪了……”《学习微笑》描写在极度艰难的处境里，人对于人生的选择，表现苦难中人的行为哲学，不堕落的哲学，不“匪”的哲学。刘小水的丈夫虽一度流俗，但作为人的正气不泯。刘小水的公公竟是站着死的。公公死后，刘小水代表全家断然拒绝接受公公生前所在工厂的“救济”，并且对嘴上挂着“做主”的干部干脆地说：不要你做主。
《学习微笑》表现的是在社会急剧变动的面前，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当代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自主的人生哲学的形成。这种自主的人生哲学，才是刘小水一家日子能够过下去的东西，在阳光下使刘小水由哭泣转为微笑的东西。女工刘小水是在困境中拒绝妥协，坚忍地站立着向前行进的伟岸形象。《学习微笑》中的刘小水和《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所坚守的人格理想都明显地具有对于传统道德的继承，他们所探索的新的价值观念是传统文化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出的现代异彩。
刘醒龙（1956～）在《路上有雪》（1997）中描写了乡镇干部安乐和高天元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正视痛苦、坚韧不拔的精神。
关仁山（1963～）的《大雪无乡》（1996）描写了中医世家陈家父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肯定了父亲拒绝给当地所谓“乡镇企业家”潘老五充当保健医生，而不顾年迈，甘愿经受劳苦，在冰天雪地里猎取红眼兔子，配制祖传秘方“立佛丹”，给五保户糊涂爷治疗腿病的“悬壶济世”精神。他的《九月还乡》（1996）
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重新发现，以及由农民土地观念的新变迁所带来的农村新秩序、新矛盾，描写女主人公九月，由去乡到还乡，创办新型农场，带着污点、伤痕，重新探索一度失落的人生价值。
王庆辉（1968～）的《钥匙》（1997）、何顿的《喜马拉雅山》（1997）描写现实经济生活中人的精神世界，表现了浓厚的人文精神。
“新现实主义”中的人，不再是垂怜的对象。在这里，人的价值是能够实现的。这是当代人道主义，是当代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一种“探索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是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艰难面前应运而生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在探索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也在整体意义上探索如何重建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伦理和道德，以共度艰难。这是对于“改革文学”的衔接、发展。
“新现实主义”实质上是“探索的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描写的一个个的乡镇、工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新现实主义”小说可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问题小说”。但是，它探索的领域不在经济，而在精神。它所探索并致力于建设的一种精神由刘醒龙一篇小说的题目体现出来了，那就是“分享艰难”。
《分享艰难》（1996）没有完整的故事，有的只是西河镇镇委书记孔太平如何艰难地在那里支撑着全镇的破烂摊子，公职人员发不出工资，教师组团请愿，泥石流……小说写他怎么样拆东墙补西墙，为解决镇上严重的财政问题一一为给教师补发三个月的工资，他设置圈套，从派出所手里夺过“罚款权”，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个体户手中“罚出”十二万元，又强行从教育站手里要下四万元给镇委会，不料，山里发生了泥石流，这四万元钱全都用在被泥石流毁掉家园的灾民身上……小说写他怎么样在各行各业间“摆平”，怎么样化解各种矛盾，调整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无意间显示出一种新的“哲学辩证法”。
小说人物之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洪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