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在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们进行的一次辩论性谈话中讲道：“你们往往忽略了中国有十亿人口这个数字概念。十亿人，一个人一天一个苹果，就是十亿个苹果，一个人一天一斤粮食，就是十亿斤……不要说共和党，民主党，世界上什么党也拿这个十亿没有办法。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个政党敢于站出来面对它。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三中全会以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把人民生活提高到现在这个水平，把工农业生产恢复到现在这个水平。别忘了你们的土地比我们多得多，而人口又比我们少得多……我是很为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而自豪的……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张洁这位《沉重的翅膀》的作者，善于发现社会的转机，国家的发展、变化，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个变化。这与王蒙在《春之声》、《相见时难》里，张贤亮在《灵与肉》、《河的子孙》里所表现的一样，是在民族复兴的意义上肯定转机、变化。这是中国士阶层自古相传下来的“顺时利世”精神，而非狭隘的集团观念。这也是文学创作的自由原则，真实性原则。因此，张洁听到美国那家杂志社负责人向中国作家代表团阐述“反政府=创作自由”的逻辑时，张洁说道：“你拦腰斩断了这个命题的出发点，即那个政府，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如果这个政府的决策是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这种推论，还能成立吗？作家的任务是现实主义地反映客观现实，违背历史真实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只允许暴露不允许歌颂，或只允许歌颂不允许暴露，都是不全面的。”
张洁的这种文学的自由原则、真实性原则，是富于民族主义的，它通向民族的复兴。
邓友梅的《烟壶》（1984）和冯骥才的《神鞭》（1984），都将民俗民情升华为民族精神、民族气节。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八十年代初叶的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张洁和张贤亮、王蒙等中年作家表现为对于有历史感的“土地”的思想的坚守。而王安忆、阿城、郑义等青年作家则表现为对于东方文化的坚守，从而形成一个自觉的寻根思潮。
寻根文学作家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重新认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
王安忆访问美国，经历了一次中、西文化撞击，对自己的血缘、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籍、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异常清醒的认识，“越发觉出了我是我”。《小鲍庄》则是这种意识产生之后创作的本土文化小说。联系小说中一大堆故事和现象的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背景。“仁义”是小鲍庄上的人们消弭一个个灾难而让日子过下来的东西，是至今仍然屹立着的人群中的人文价值。
阿城先在《棋王》（1984）中让他的主人公就一个具体问题阐发了宏观的本位文化理论：“洋人总和咱们不一样，隔着一层。”随后又在论文中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中西方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极不相同，某种意义上是不能互相指导的。哲学上，中国哲学是直觉性的，西方哲学是逻辑实证的。东方认同自然，人不过是自然的一种生命形式；西方认同人本，与自然对立。东方艺术是壮心之自然流露，所写所画，痕迹而已；西方艺术状物，所写所画，逻辑为本。”
阿城小说的主人公“三王”、李二等等，都追求内心的平静、自由，与自然默契感合，保持天性的完整，体现着崇尚虚静、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精神。
郑义的《远村》（1983）和《老井》（1985）都是描写太行山区人们的生活历程，两部作品的情节都进入了“今天”而主题又都在“昨天”，且都肯定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表现了民族本位的现代文化观念。
新抗战文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国门打开，日货大量涌人，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不少政要总是不时地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美化当年的****侵略。其文部省还公然下令修改中、小学教科书，企图抹掉、篡改侵略的历史。这些，引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国内某些势力的不满，对日本****死灰复燃，以及对日本新的形式的侵略的警惕。198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四十年之际，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以政府公职人员身份，参拜了祭祀着历次侵略战争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一千多名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此背景下得到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一阶段，题材、主题主要集中在表现当年的抗日战争上。揭露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描写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战，回答当今日本国内****抬头的势力，表现中国人民的情绪。其主调是悲愤。王火在《写出光辉的抗日战争》一文中写道，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这几年不但仍然有人在写，而且有了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因为直到今天，在日本国内，恣意歪曲历史、反对反省侵略历史、掩盖侵略罪行的右翼分子仍然嚣张。与政界顽固分子呼应，有的日本小说家仍在写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小说。正因如此，中国作家不会沉默，中国有志气有正义感的爱国作家，将会用真实、优秀而有生命力的作品来回答……”
老舍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抗战史诗《四世同堂》，在中国大陆被冷落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于1979年开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且随后由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成28集电视连续剧，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播出。广大观众踊跃观看，满城争说。他们随着沦陷区北平普通百姓的遭遇、觉醒和抗争而悲愤、痛苦、憎恨、振奋，爱国主义热情徐徐燃烧。
莫言的《红高梁》（1986）响彻着“高梁红了，高梁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的抗战主调，疏导了中国人心中的悲愤。小说描写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他们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有一天，一架日本飞机从村子上空飞过，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的院子里，把正在院里玩耍的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的。
因此，余司令一树起抗日旗帜，王文义就被妻子送了去。余司令领导的抗日队伍和日本侵略者的冲突处处表现为“红高梁”和“非高梁”的冲突。“爷爷”、“奶奶”们奋起保卫的是“红高粱”。高粱地又是抗敌的青纱帐。“红高梁精神”，象征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
徐志耕（1946～）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1987）记述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制造的震惊世界的大悲剧。
作品全部由详尽的史料构成：敌我友三方的报刊载文，幸存者的口述，当时在南京的国际友人的日记，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口供，保存在档案馆里的现场纪实，法庭审判记录等等，史志品格极强。全书从南京保卫战开始，写了城市的陷落，混乱的大撤退，日本侵略军残杀无辜百姓的血腥罪行，直至将战争罪犯押上断头台。作者饱蘸同胞的血泪，以详尽的事实和资料，较为完整地记述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力驳了日本某些势力散布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同时也警示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牢记这一惨痛历史。
这期间，还出现了以李尔重（1914～）的《新战争与和平》（1988～1993）、周而复（1914～）的《长城万里图》（1987～1994）、王火（1924～）的《战争和人》（1993）为代表的一批新抗战小说。
这批小说大多采用编年体，描写上下几十年、纵横几千里的战争岁月，透露出强烈的记载历史、警示后人的创作意图。
《新战争与和平》如题目所示，追求的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史诗品格。小说描写了从“9·18”事变后到“8·15”日本投降十四年间，中国大地灾难深重而又如火如荼的历史场景、重大事件以及贯穿于这段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之中的主人公刘本生和川岛芳子的不同命运。描写之中揉进了对于战争本质的思考，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华文化精神。
《长城万里图》标志着周而复超越了《上海的早晨》（1958）所体现的阶级模式而较为强烈地表现民族意识。小说以主导地位描写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武装抗日，各根据地的辉煌战绩，也再现了冯玉祥、张学良、张自忠等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坚决抗日，勾画了汪精卫等的“逆流”与“暗流”，并且独具一格地勾勒了日本侵略者一方的大量代表人物，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由诸如“亚洲安定”、“*****圈”、“反对白人的殖民统治”等怪论构成的****理论。将驱动历史事件的内在动因及外在的历史人物尽收笔下，表现出师承《三国演义》的意向。
《战争和人》从西安事变写起，到1947年春全面内战爆发前夕结束，在重大历史事件演变的进程中，描写了主人公童霜威曲折的人生经历，表现主人公在民族存亡面前选择人生道路的艰难、痛苦及其严肃意义，思考战争中人的命运问题，近似于《静静的顿河》的主题。
尤凤伟（1943～）的《五月乡战》（1995）描写个体生命不可能游离于民族命运，而终于与抗日救国融为一体。
这批新抗战小说比起1958年前后问世的“革命历史小说”模式下的那批抗战小说，在真实性、独立性上前进了一大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阶级思维模式。
莫言在《红高粱》里塑造的余占鏊式的抗日英雄，不属于某一党派，是“草莽英雄”，高密东北乡式的英雄，非英雄模式的英雄。他们与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自封的“英雄”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打”与“不打”。正如余占鏊所说的，“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红高粱》以这种立体美学，突破了1958年前后问世的抗战小说所体现的“第一种真实”。而莫言在《丰乳肥臀》（1995）里，消解“第一种真实”的同时，就彻底走上了相反视角的“第二种真实”。
叶兆言（1957～）的《追月楼》（1988）描写1937年南京陷落后，前清的翰林、现实中的地主丁老先生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他抱定决心，城破之日就是他殉义之时。日军进城后，他不愿躲进租界，从此蛰居“追月楼”上，或吟哦“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或与老友一起亡国人说亡国事。直到临终立下遗嘱，生不愿与暴日共戴天，死亦不乐意与倭寇照面，就葬在追月楼下。小说所赞扬的就是体现在丁老先生身上的民族精神和人格。
周梅森（1956～）的《军歌》（1986）、《国殇》（1988）也以新的视角从整体意义上描写了国民党官兵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