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极“左”政策统治下，受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现实政治的困扰，中国当代文学民族主义匮乏。从***文化专制中解放出来，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实现自觉的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兴起。陈祖芬（女，1943～）的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1980）表现了极“左”政策对于民族主义的困扰，以及民族主义对于阶级斗争的超越。
作品报道了我国内燃机专家王运丰早年留学德国时，获悉新中国诞生喜讯，激动不已，忍受“柏林妻子”离去的痛苦，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最大的幸福就在于为祖国奉献自己的才能。而接着他便由被戴上“德国特务”的帽子开始，经受了下放劳动、遭批判、靠边站等一连串的磨难，1977年才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在十多年的坎坷之中，支持他的人生价值是为“中国母亲”而奉献自己。他确认的是最伟大而又最平凡的真理：祖国高于一切！作品肯定了王运丰矢志不渝的价值观念，启发人们如何铲除阻碍这种人生价值实现的社会弊端。
在新的文化冲突中兴起
“浩劫”过后，面对百孔千疮的现实，中国同先进工业国家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加之改革：开放后，西方价值观念的涌人，在相当一部分国人中，民族自信心减弱，甚至丧失。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大地滋生、泛滥。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思潮，回应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国内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王蒙的《相见时难》描写了上述两种价值体系、两种社会思潮的冲突。
《相见时难》以美籍华人蓝佩玉回国治丧为中心事件，描写了发生在1979年里的一出喜剧。领导层里的“风派”人物孙润成，“文革”期间挥拳痛斥翁式含和蓝佩玉相互“勾结”，而现在却又随风倒，竟要翁式含出面帮忙巴结蓝佩玉这样的“海外关系”；比蓝佩玉年龄尚小并且在她父亲去世后又改嫁他人的杜艳，显示出格外的热情。她千方百计地要拉上这个海外关系，以挤进“美眷”行列。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闯进宾馆看望蓝佩玉，垂涎于蓝佩玉或许给她的报答——电视机、电冰箱，至少是一台进口的洗衣机加烘干机，甚至能跟上蓝佩玉“到美国腐朽上一年半载再回来”。杜艳是王蒙笔下的一个虚无主义者，对内的民族虚无衍生出对外的殖民地性格。杜艳是精神上的“沦陷者”，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在“新时期”的再现。王蒙较早地揭示了在建国三十年之后滋生于中国大地的后殖民地意识，并且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忧患。翁式含从杜艳的大“解放”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价值标准”在影响着“这个世界”的某些人。蓝佩玉感到：“也可怜！这是‘解放’吗？我倒觉得，更确切的说法是——解体！不是有点可怕吗？”
王蒙关注现代思潮，敏感于中、西文化之问的比较。他在一篇报告文学中写道：“我两次访问过美国，访问过西德和墨西哥。我曾经写下了一些出访见闻，写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描写欧化论者倪吾诚服膺于欧洲的服装、化妆品、鞋子和走路（更不必说跳舞了）的姿势，描写他自傲于在欧洲学会了游泳跳舞骑马喝咖啡，描写这个“外国六”“张口欧洲，闭口外国”。
而在《相见时难》里描写了蓝佩玉对由诸如紧身衫、性刺激等等美国“消费文化”的体验，描写了她对自己与环境间存在的荒谬的清醒意识，描写了她不甘愿做“渺小的雌兽”，而保留着“东方人的无法解脱的执拗的痛苦”。她在美国生活了三十来年，却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回到中国到处寻觅东方文化精神的象征“香袋”。在二十世纪中国新一轮的中、西文化大论争中，王蒙给予“全盘西化论”有力的批判，态度鲜明地宣告了“全盘西化论”的破产。
蓝佩玉一直相信：有一种光明，一种力量，一种希望，那是在中国。翁式含体现着蓝佩玉所向往的光明、力量和希望。与杜艳不同，翁式含处于中国的深处，是深层的中国。他是执政党中的务实派，几十年来致力于社会的建设和进步。他所经受的“相见时难”，发生在“劫难”——作品由于存在致命局限，将其称之为“挫折、失误”——刚刚过去的历史时刻。这种“挫折、失误”是务实派在中国同世界经济先进国家之间出现的巨大落差面前的窘迫和痛苦，是一种清醒的落后感。这种感情，包含着自觉的主人翁精神。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既没有权利像蓝佩玉那样沮丧，也没有权利像杜艳那样“沦陷”。他既自觉又自豪地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认定自己的位置是“在中国干”。
翁式含身上的民族主义在“1979年”里经受着洗礼，同时也在洗礼中形成。它是中国人在祖国的百孔=f疮面前表现出的强烈的自强、自信精神。《相见时难》是王蒙反思小说中的“民族篇”。小说以蓝佩玉准备登机回国开头，以蓝佩玉坐着飞机离开中国结尾。经过一番寻觅，她找到了中国。她觉得中国“伟大，深邃，痛苦”！“真是深不见底！”她在飞机上安然地睡了。睡梦中喃喃地说：“中国！”两年后，王蒙在报告文学《访苏心潮》中将这首“中国”畅想曲全部唱出，并且点出它的“国际主题”，凸现它的动态特征：我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作品结尾，又以嘲讽的笔调写道：
我在美国也碰到过一些自我感觉颇佳的朋友，他们热烈地、如数家珍地讨论这个洲、那个洲、这个国、那个国的事情，似乎都比当地人该国人都更了解该地与该国。他们都勇于也“善于”对外国的事情做出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式的判断，并流淌着一种令人吃惊的责任感。
王蒙敏锐地感受到，国际政治问题正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国际环境问题。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刚刚艰难起步之时，王蒙以文学形式代表中国人发出了自强自信、独立自主的声音。这是中国二十世纪末叶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先声。
王蒙在短篇小说《春之声》（1980）里就摆脱了1979年时翁式含式的窘迫与痛苦。《春之声》在落后感、差距感之上，表现了对于转机的感知，对于进步的感知。《春之声》报道了“春天”。《春之声》已豁然开朗。
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1980），从它的二元标记，到作品中所展现的两种生存状态、价值体系，都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差异。这里许灵均的父亲时隔30年回国与《相见时难》中的蓝佩玉回国有着相同的意义，都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价值标准”走进了我们的国门，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许灵均同翁式含、蓝佩玉一样，未经灵魂的搏斗，便选择了“土地”、“家园”。这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选择。许灵均没有把他和秀芝结婚的经过告诉父亲和密司宋。他考虑到这个婚姻的反常方式的背景是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他怕告诉他们以后，反而会引起他们嘲笑那在他心中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他相信父亲和密司宋能品出咖啡苦中有甜的妙处，却难以理解生活的复杂性。许灵均与父亲的一段对话，集中地表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许灵均所做选择的历史感：“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许灵均的选择是高意识的。它表现了“大灾难”过后中国人精神的伟岸。
张洁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议，并到美国各地参观访问。为了向千千万万的同胞转达对美国的了解、认识，她写了一组“访美散记”。
在“访美散记”《金斯伯格，你将怎样呢？》（1983）里，张洁向我们介绍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的“意识迷幻哲学”的领袖人物金斯伯格。这种哲学，导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把抽大麻叶、吸迷幻药、颓废、淫乱……作为一种辉煌的、革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损害了他们的意识和功能，失去理智，定向力出现障碍，产生幻觉，身心招致毁灭。美国的评论界对金斯伯格欢呼声甚高。而张洁却在这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美国作家身上看到了“软弱、迷茫和混乱的意识”。金斯伯格说他是“为了反抗美国社会的不公正”而吸毒，说他常常感到“迷惑”，“经常不知道我该做什么”。金斯伯格崇尚的是“个人主义”。对此，张洁写道：“而在我看来那至少是缺乏社会意识的表现。”张洁以朋友的感情，“真想帮他一把”，可是困惑于“无从下手”，“我们中间隔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民族习惯……还有那种不可互相理喻的、意识上的隔膜……”作品向我们展示的就是在诸种差异之上的中、美两种社会之间存在的价值体系的差异，并且对金斯伯格——“一种美国生活的象征”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张洁的“访美散记”触及了敏感而重大的关于“自由”的问题。张洁告诉我们，在经常关心别国“自由”的美国，对“自由”的解释是“不完整的”。美国一家杂志社的负责人向中国作家代表团这样阐明美国读者的观念：“一切反对政府的作家，都是有良心的作家。凡是对政府持赞成态度的作家，都是不自由的。”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先是闪烁其词：“我们美国有一个特点，不大喜欢翻译别国的作品。”待到问他这种特点是怎样形成的时，他解释道：“我们只翻译和出版和我们政治观点一致的作品，如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这种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
对此，张洁笑道：“你们这里倒还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我们那里已经取消了这个口号。”张洁以揶揄的笔调表达了敏锐的思想：“说实话，在我到美国之前，原以为美国的作家，确如有些人所宣传的那样，是极端自由的，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的。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他不但受政府的限制……还受命于出版商。”张洁让我们看到，美国式的“自由”概念，是充分意识形态的，是地地道道的冷战思维。
“访美散记”表现了张洁作为一位中国作家对于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化现象的关注，也表现了一位中国作家对于自己的身份、尊严的珍重。她述说道：“并非我这个人喜欢挑剔，不好伺候。到了外头，你将发现，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在外头，我从不认为我仅仅是张洁，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我不把对我的态度仅仅视为对我个人的态度，同样我也不把我的言行仅仅视为我个人的言行。”张洁感到代表团一出爱荷华，落入美中关系委员会手里以后，待遇就每况愈下了。她感受到了对方思想深处的意识：“免费请你们来开开洋荤就算不错了，你还挑剔什么？”张洁为这种意识正本清源，并且在更大的意义上给予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次“美援”——美国倾倒在我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穷的土地上的旧衣服、旧鞋、旧皮带、旧军装、美国兵吃剩下的巧克力等等各式各样的破烂——不知帮助美国处理了多少垃圾。“而至今，在某些美国人那里，我仍然感到倾倒垃圾的那种劲头。”
张洁对美国“垃圾”的敏锐感受，与民族尊严不可分开。而这种尊严感是一种文化表现。它体现着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怀，对于历史和现状的关怀。“散记”写道：“因此，每一处微小的不敬都会激起我的愤慨；因此，我总能感觉到那虚饰的热情下所掩盖着的居人之上的不平等。”张洁还写到9月18日从香港飞往洛杉矶那天，几个日本人恰恰坐在后面，粗野放肆，大喊大笑。文章责问道：“那天是什么日子，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怎么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世界已经被暴发户所占领。”“散记”以深厚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对无文化现象表示鄙夷。
“散记”是写给中国人民的。“散记”是述说给祖国的一份衷情。
这是作家出访的坚实的基点，又是出访中加强的主题。“我感到自己的腰板儿，从未有过的硬。因为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我身后有那么一个伟大的、卓绝的、历尽艰辛而仍然挺立着的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那样多的苦难而仍然屹立，仍然奋进。那时候，当我远离着她，冷静地把她的美丽和缺陷看得更清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地爱她，我的受苦受难的母亲！如果让我再重新投一次胎，我仍会选择你，妈妈！”
“散记”也将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新的中国介绍给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