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听夏衍怎么说:“他变化大是在从延安出来之后”;“他从延安出来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变了。地位变了,被摆在领导者的岗位上。”这位老友还很细腻地指出周扬每一步变化的具体表现:“不过那时(指延安出来到建国前之间这段时间—引注)我们还可以和他开开玩笑,解放以后就不行了。他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转达者。”(《摇荡的秋千.与夏衍谈周扬》)
变,是经历造成的。
仲尼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中国历来把权力看得很严肃,一旦权力在身,人也不得不跟着严肃起来,不严肃,似乎就引起权力的动摇。所以,不单名与器不可假于人,实际上,表情、语气和态度等,也不能随便假于人。“王命在身”,一定会端起架子。
夏衍前后所见的不同的周扬,与权力的增长相一致。很多人或许从中看到的是周扬个人权力的变化,其实更应该看到的是红色文学体制的变化。夏衍讲了一段颇重要的话:“一个人呀前后完全不同,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不同,去延安之前和之后完全不同……左联不同于地下党,党领导文艺不可以发号施令,发号施令仅仅在很小的圈子里面。那时他没有权的。”周扬的变化,形象地说明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发展历程。在上海的周扬,虽然担任左联领导职务,但“权力”意识还没有来打扰他。邓拓夫人丁一岚说得好:“我们那时投奔共产党,不是为了当官,还没有掌握政权怎么当官?”跟今天领导即官、官即领导不同,那时所谓“领导”,与其说拥有权力,不如说意味着担着更大责任而已。权力感,是随着获取政权的可能性渐渐明朗,而形成和增加的。那的确是延安以后的事。
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1934、1935两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其继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变,导致巨大损失,包括阳翰生、田汉在内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领导机构“文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幸存者只剩下周扬、夏衍、钱亦石三人。不久,夏衍离开上海避险,钱亦石也“提出他因有公开职务不便多参加党的活动”(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最后唯有周扬自己独撑局面。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赖周扬;当他向党交出那份名单时,无疑从此确立了自己在文艺战线不可动摇的一种地位。这地位,是干出来的,甚至是用生命危险换来的。实际上,周扬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维系并扩大了左翼文化界党的队伍,还包括在失去和党的联系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涣散的“文委”及所属各联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等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夏衍:《懒寻旧梦录》)由于周扬一段时间以来的卓越工作,他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最终来看,他也称得上“不辱使命”。周扬为保存左翼文艺的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讲堂上,讲得都不多,人们多不清楚。挺过那段黑暗艰难的日子,1936年4月陕北终于来人(起初尚不知道来者即冯雪峰)时,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统多达一百多人的更加壮大了的党员名单!
30年代周扬的贡献,与左联联系着;同样,有关他的是非,也与左联联系着。为此,我们必须理一理左联的来历,尤其是把它的性质说清楚。
左联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简称。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文学组织化的开端,是现行文学体制之源。
它的诞生,想法来自于党,组建过程来自于党,日后的运转、工作之经费和内容也都来自于党。它是在20年代末“革命文学”兴起的条件下,由周恩来、李立三等当时中共高层分析形势,做出了整合文化力量、在这领域开辟革命战线的决定。经过数月筹划,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
但左联并不是孤立建立起来的,只因它名气太大,至今不少人只知左联,不知其他。其实,与它一道建立起来的,是党领导下整个文化艺术领域的完备的组织系统:
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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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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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社联”、“剧联”、“音联”、“美联”、“教联”在这塔状体系中,“文委”作为党的领导组织居于顶端,中间是“文总”,下面是各门类的分支组织。这是一个层次井然的组织结构,从中不难看到现在党领导文艺的职能分割和管理秩序的雏形。
这套系统,是党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第一个实验。其基本构想,是以党为领导核心,将有进步作家以及文化工作者团结在周围。简而言之,它包含两个诉求:坚定不移地体现党的领导,同时具有广泛性。这双重诉求,也决定了左联将在内外分别采取两种形态,即公开情形下是个社会团体,但是,左联内部实行党的领导。这样,又产生一个特殊需要:在党外寻找某个极具号召力又很合适的人,来担当左联的象征和盟主——显然,鲁迅是此位置的不二人选。
鲁迅了解并且接受这种关系。左联六年,党的领导和鲁迅个人权威之间有协调得比较好的时候,尤其左联党内领导为鲁迅所信任——例如1933年前由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时,误会既少,纵然发生,亦较易弥合。然而一旦情况有变,党内领导换成鲁迅不喜欢或不愿接受的人,原本潜在的相牴牾的可能性,即不免浮出表面。
读夏衍《懒寻旧梦录》可知,左联确实存在双重权威并立的格局,但对它可能带来的问题则估计不足。一方面,左联以党为核心,筹备小组十二人,“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党员”。另一方面,党又明确给以鲁迅在左联以特殊地位,最初两个重要文件——左联发起人名单和左联纲领——都是“拟出初稿之后,就选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从这样一个程序可以看出,鲁迅的地位和话语权是高于左联内党组织的。潘汉年还告诉夏衍,“中央负责同志(应指李立三—引注)和鲁迅谈话的时候”,鲁迅也提出了特殊要求,即:只挂名、一般不出席左联的会议,“有必要的、非他参加不可的,可以参加”。于是潘指示左联把每次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我(夏衍自己)向鲁迅汇报”。实际上,这使鲁迅在左联的地位更加特殊。这为后来诸多纷争与不快,埋下伏笔。
“周扬一伙”最早在鲁迅心中招致不快,起于前者的工作作风——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觉得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鲁迅既为盟主,左联成立之初,又从党中央和左联制度程序得到了对他权威加以尊重的承诺,他就有理由在心理上保持这种期待。当左联党内领导为他所信任,或双方沟通较畅时,他不会感到期待落空。可是后来,客观条件有变,他与党内领导的个人之间,渐不相谐,而白色恐怖又使彼此联系受到极大阻碍。这时,鲁迅对于自己权威在多大程度上还得到尊重,产生狐疑。他多次在私人通信中以曲折的语言表达这一点。例如发现左联出的一种刊物没有寄给自己,鲁迅把这说成“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据夏衍说,实际上是因为“1935年2月19日的大破坏”未能将刊物送达鲁迅,而“按这期刊物的内容来看”,绝没有对鲁迅“保密”的必要。左联内部有人就他的文章进行商榷,他描绘起来是:“用假名夹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糊不得要领。”“真好像见鬼”。在给胡风信中,指出周扬给他的印象,就是“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另一信,将左联的党内领导径直比作“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里固有鲁迅性格偏于多疑的作用,但左联存在党内党外两个层面则是事实;他上述想法和用语,说明他确实经常由此在心理上有一些活动和反应。
鲁迅的嫌怨表面化和公开化,是因两件事。第一件,1936年初左联解散;第二件,是紧跟着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
左联解散,从已有材料看,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苏联“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以极左著称,有口号“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解散。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改建色彩宽泛、较具弹性的“‘全苏维埃’名义的各种文学艺术组织”(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那时唯苏联马首是瞻,左联之建,本身就是比照“拉普”,事实上也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分部,基于这渊源,既然“拉普”被认为有封闭倾向、过左而解散,作为其中国版本的左联也失去存在依据。第二,1935年底,左联收到其驻共产国际总部的代表萧三来信,明确下达了解散左联的指令,这个指令是由王明做出的。第三,根据新形势,左联领导层产生另外组建文艺家新组织的想法。周扬派夏衍把这种想法转告茅盾:“夏衍告诉我,自上海党组织遭破坏后,‘左联’的工作陷入瘫痪,人自为战,没有统一的行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可见,左联解散不仅以特定国际国内形势为背景,且有上级的直接指示,非“周扬一伙”擅自所为。
但鲁迅不赞成,也不理解。历史证明,解散左联,建立全国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是顺应历史的,也是符合党在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的。作为党的干部,周扬等必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夏衍托茅盾去对鲁迅解释:“它(指‘左联’)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缩小了。”把解散左联与发动文艺为抗日救亡服务的关系,讲得很清楚。
然而鲁迅得到解释,仍不同意解散左联。反对的理由是,担心统一战线中将失去“核心”和“组织”,亦即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最后不知谁被谁统了去。茅盾把鲁迅的意见反馈回来,夏衍认为担心其实是不必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边,这就是核心”——夏的本意应是,抗日文艺统一战线当然还是由党来领导的。茅盾再次把话传给鲁迅,鲁迅却笑了:“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鲁迅的反对,至今存在一不可解处:萧三那封明令“解散”的信件,是经由鲁迅转交左联领导人的。夏衍回忆录十分肯定鲁迅看过此信。换言之,第一个或最早知悉此消息的人,恰恰是鲁迅。可知他的反对,应非事起突然所致。其次,对于解散的决定来自“上头”,非周起应之流擅自作主,他也应心知肚明。那么,他的反对究竟为何?多年后有人声称这表明鲁迅自觉反对王明路线(《摇荡的秋千.与王力谈周扬》),显然是无稽之谈。
对此,《懒寻旧梦录》有句话引起我的注意:“解散‘左联’,必须先在党内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花了约半个月的时间”。这句话,要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时间状态,从鲁迅转交萧三来信到将左联解散的决定通知鲁迅,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的悄无声息可能赋予了鲁迅诸如“秘密起来”的复杂猜想;二是程序状态,夏衍用词很明确,“必须先在党内取得了一致”,如果换在鲁迅的位置,以盟主心情和所曾得到的承诺来看,难免有被当成摆设的感受——而且是在这么一件关键的事情上。总之,还是双重权威的结构性矛盾致生罅隙。
经过再做工作,鲁迅表示他可以赞成成立新组织,但坚持左联也要保存(以秘密方式存在)。这个意见在“文总”讨论中,被认为是不适当的。鲁迅犹未甘愿,最后又提出一个要求,发表解散左联的公开声明,宣陈解散的原因,是在文艺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动之举,并非由反动势力压迫所致(鲁迅的用词是“溃散”,见其与山本彥实的谈话纪录)。这个要求曾为“文总”考虑采纳,最终还是顾忌会影响新组织开展工作而放弃。至此,在左联解散问题上,鲁迅的立场和意见皆未得遵奉,而且不知何故,对不再发表公开的声明这一点,事先也未跟鲁迅打招呼,便即行解散左联。当左联联络员徐懋庸把既成事实告知鲁迅时,后者“就脸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回忆录》)
旋即发生“两个口号”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