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左联之争与“两个口号”论战,有直接因果关系。若非解散左联而形成的分歧和龃龉,不会有“两个口号”的论争。还可以推断,左联解散,一定会有“国防文学”随之提出;鲁迅的反对如影随形而至,也是完全可以预计到的。印象中,很少有人注意事情本身的这种惯性,却更多强调、渲染着别的因素,比如胡风和冯雪峰所起的作用,仿佛不是他们居中带来一些隔阂,论争就不会闹那么大,甚而还有可能避免。就此,翻出很多说法:50年代批判胡风时,斥责胡风蒙蔽鲁迅,挑拨离间;后来又有周扬一方误以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胡风所提、倘起初即知为鲁迅所提,便不会与之论战的说法,以及鲁迅早就对“四条汉子”怀疑胡风不满、嫌他们专门反对自己所信任的人的说法,等等。这些,基本都围绕人际关系做文章。当然,未必不夹杂这层因素,但更内在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鲁迅自己的思想立场,以及前面所谈左翼文化阵营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权威并立的格局。
如同解散左联一样,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主张,也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作为左翼文艺界党内领导,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变化,所提出的今后文艺的工作任务。当时,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形下,周扬等仍克尽职守,努力搜集任何来自党的政治和思想动态。70年代末,周扬回忆道:
当时由于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得不到党的指示,看不到党的文件。党内思想相当混乱,我自己也茫然如在黑夜行路,暗中摸索,苦闷得很。我们只有靠从上海租界上一家名叫“Zietgeist” (“时代精神”)的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德国书店去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和其它有关书刊来看,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一九三五年秋,我在一期“国际通讯”上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的总报告,也有王明的发言。不久,我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版“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我们当时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党的最高领导和最大权威,对它是无限信赖和崇敬的。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得到了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内心的兴奋真是无法形容呵。我马上在同志们中间进行翻译和传达。这次国际大会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的战略任务,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 倾错误的危害性。“八一宣言”上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我由于封建家庭出身和所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入党以后就参加领导工作,脱离实际,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在工作中也有过“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现在看到了这些批判“左”倾错误的文件,又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我们提 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
除了自己的尽力揣摸和思考,萧三那封信也间接证实了周扬等对党的思想路线动向的解读,基本正确。可见,“国防文学”在党的政策上确有根据。虽然王明路线后来被批判,但《八一宣言》本身还是正确的。况且,也不能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不执行党的路线。
那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其含义来说究竟要反对“国防文学”什么,抑或在何种意义上反对“国防文学”?仅从字面上粗看,两者都是主张抗战的文学口号,似乎没有质的区别,我自己以往即感不得要领。
关键在于鲁迅口号里的两个词:革命;大众。“革命”,当然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大众”一词的含义,则极易误解,事实上,在30年代左翼文化范畴下,“大众”是一个特指,绝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般民众”。曾任左联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说:
“大众”二字在“左联”的历史曾经是有过固定的含义的。“左联”一贯用大众作为工农群众用的,“左联”建立的大众文艺工作委员会,就是在工人中进行文艺活动的。大众文学的含义就是工农文学,在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知识分子的中国文艺界,大众文学怎样能成为团结一切作家统一战线的口号呢?(《我和周扬在“左联”工作的时候》)
把这两个词理解对,即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仍旧带着典型左联色彩——《懒寻旧梦录》评价它“比较左”——这跟鲁迅开始强烈反对解散左联、及至勉强同意成立新组织却依然谋求秘密保留左联的思路,是相连贯的。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归纳一下“两个口号”之间的不同了: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是立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调整策略,使革命文艺与20年代末以来的“左翼”概念相剥离,转向并服从于建立尽可能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世界范围论则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而鲁迅所不能接受的正是“统一战线”,或者,怀疑“统一战线”将使无产阶级失去领导权。他对茅盾说:“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过去。”(《我走过的道路》)同样的看法,也对徐懋庸讲过:“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徐懋庸回忆录》)他写信给曹靖华,挖苦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指解散左联、另外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到后来,竟至于猜想解散左联、提出“国防文学”的“周扬一伙”,“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基于此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意在替“无产阶级”在抗战文学中争夺主导权,和制止“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倾向。
设想一下,分别站在他们各自立场看对方会如何?大概是一方认为对方太右,另一方则认为对方太左。这两个口号之间的是非,在当时确实不易看清。直接看,鲁迅比周扬等人革命得多。然而,它们所争论的问题作为历史一页翻过去后,结论还是清楚的。翌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形势下,国共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共识,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承认国民政府、红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这些政治变故与“国防文学”口号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如果鲁迅能活到亲眼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未知心中作何感想——据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西安事变”后,冯雪峰随中央代表团去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合作谈判,即因不能接受取消苏维埃、改编红军等,与博古闹崩,不再奉陪,一怒跑回浙江老家(冯的脾气素来很火爆的)。此一情节,颇可为“两个口号”论争作注——只是鲁迅所疑虑的“恐怕反要被人家统过去”的后果,显然没有发生。
故事发生整整七十年来,一直纠缠于“是非”二字,而演出许多恩怨乃至悲剧。但我想其实这两件事偏偏与“是非”无关。周扬一方总没有什么错,他们尽着本职,体会中央精神,而且体会得颇为正确。鲁迅有自己的思想立场,或于周扬所提口号的内容想不通,表达不同意见,也是他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实应跳出“是非”,立足于红色文艺的结构、体制或其生产方式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给予符合历史的解读。
我想,那就是红色文学一只脚刚刚踏入组织化结构,关系尚未理顺所致。首先,设若不面临组织化的问题,鲁迅与“周扬一伙”之间,发生再大的分歧和论争,也只是广义上的“文人相轻”普通一幕而已,引不出那么持久的故事。其次,设若组织化文学体制内关系已经理顺,话语秩序井然,大家各安其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麻烦就出在当时左翼文化阵营业被纳入组织化架构,但其工作原理却还有些含糊和混乱。“文委”、“文总”应该是唯一领导核心,鲁迅固是精神象征,但整个左翼文化的话语权应由“文委”、“文总”完全掌握。这样一种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置乎后世,无人不知,无人会作另外理解。可是30年代的认识大约还不能非常透彻、明睿。当周扬等做出解散左联的决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鲁迅就没有从组织的高度来认识和服从,他觉得他们不对,办了错事、观点不正确,就公开地反对和批判。而周扬一方虽有尊重鲁迅崇高威望的义务,但更有体现和执行党的政策的责任,这是当时特有的一种两难处境,而相权之下,他们只能选择后者。他们办事和说话,都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组织——解散左联和“国防文学”口号,都是组织决定,是很严肃的,怎么可以说改就改呢?其中矛盾,原原本本来说,无非如此。可是后来却屡屡被利用,打击这个,或打击那个,致成不解的积怨,播弄文坛半世纪,耗去太多精力以至生命,这才令人错愕扼腕。胡风、冯雪峰先跌入深渊,继之,“四条汉子”也被抹黑打倒,双方最终竟然同归于尽,成就一段啼笑因缘。
1976年周扬就这段往事上书中央,不外乎一是“澄清”,二是以某种方式给它划上句号。个中情怀可以理解,但读了却让人颇为感慨。上书说:
我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事先也没有请示鲁迅先生,这是错误的。
这不是事实,“国防文学”是根据《八一宣言》提出来的,也确实符合党的政策变化,怎么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呢?“请示”用词也不恰当,如果鲁迅乃是党内组织上的相关最高领导,应该“请示”,但并不是;虽然鲁迅被承认在左联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从组织原则上讲,党做出任何决定,对他实际上都只应该是征求意见,而不存“请示”之义。“请示”云云,恰恰反映了左联组织建设上的不成熟与尴尬。又说:
我们在对“国防文学”的解释,特别是在对待“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关系上表现了浓厚的“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应该“并存”,而我们却连“并存”也反对,一定要以“国防文学”为“正统”。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十分尖锐地批评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错误。
这不但不是事实,且将事实颠倒。事实上,两个口号之间,“国防文学”是开放、打破阶级界限、面向一切主张抗日的作家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对此加以批判因而是有一定关门主义倾向的。至于“并存”之不可行,乃是“文总”集体讨论后的看法,会上胡乔木做了长篇发言,指出统一战线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不好,容易造成宗派主义(《徐懋庸回忆录》)。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一定要以‘国防文学’为‘正统’”,也没有错吧?组织决定,当然应该是“正统”。
周扬的这个上书,明显存遗了对于“文革”的余悸,但也有人把它说成显示了放达的自我批评态度,以冀息事宁人。但我总觉得其中有沧桑,有世故。四十年前周扬面对文坛巨人、泰斗,我以为是不失直率的,也是守则和守责的;而四十年后的悔意——其实在延安他已开始检讨当初对鲁迅“不够尊重”——固然可能发自内心,但如果所悔乃是当时的讲原则和克尽职责,则未必不是人格的一种磨损。无论如何,周扬会从30年代“初入江湖”的经历中汲取很多“教训”。他的内心世界,最初也许就是从这儿开始了悄悄的变化。
4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辞世了,而上海左翼文化界则因是年两度大的风波颇伤元气,周扬等自从知悉胡风口号实为鲁迅所主,停止争论,双方随即陷入“冷战”。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一切更像是在十字路口,一时间,周扬在工作上似乎无事可做,“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扬突然在家的时间多了”(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居家著译,译出《安娜.卡列尼娜》,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研究亦于此时开展。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和艾思奇、周立波、舒群、李初梨等奔赴延安。从上海到延安,意味着现代中国红色文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战斗时期结束,同时,开始了另一个向成熟、严密的体制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也正是从这一刻,周扬与自己在上海近十年的密友夏衍转向不同的人生,后者先留在上海,再辗转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继续着同先前相似的生涯,周扬则来到中共大本营的延安,在相对稳定、安静的环境中,进入另一种角色。李辉所用“仕途上摇荡的秋千”的比喻,从这时起,渐渐可以成立了。前此,周扬是一个战士,甚至像隐姓埋名、涉险江湖的侠士;现在,他成了不折不扣的“官员”,被嵌入上/下、前/后、左/右关系至为明确的权力秩序,以程序化的有条不紊的方式工作、存在、思考与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