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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种年龄的人，知道周扬，是从“四条汉子”开始的。既从“四条汉子”开始，他自然便跟反对鲁迅的恶名拴在一起，至于别的，概无所闻。“文革”结束后周扬重新露面，我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这时他当然又是正面人物了，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这些，是知道的；至于是否在心中感觉到他的威望，似乎谈不上。那是因为年轻，或因为年轻而无知，全不晓他从前在文坛是何等的呼风唤雨、一言九鼎，直到他去世以后，读别人的怀念、回忆文章，字里行间依旧流露出对他当年威势的余悸，这才好像有点明白在历史上“周扬”二字意味着什么。
然而，也从未产生将他研究一番的愿望。那时头脑很简单，认为既然周扬终其一生是个文艺官僚，所说所写每句话、每个字，皆系官样文章而与自我无涉，就实在不会有什么研究的价值。虽然80年代初，他从理论上提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很抱好感也很佩服，但并不如何看重，因这种问题于青年一代来说并非问题，我们的思想已走得更远。唯因其主张思想解放，所以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导者中间，他是比较为年轻人认可的，后来他患病、成为植物人，普遍比较同情。1989年7月，他在那样一种情形下亡故，我印象很深。
他的身影，在我脑海中真正变得清晰与“高大”，是我着手为延安专题研究做准备的过程中。这项研究，改变了我许多意识。例如，对文学史是怎样构成的这样一个问题的看法。早先，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以为文学既然以创作为本，主干当然是作家和作品；不同气质、不同风格、不同才具的作家，写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进而这些作品经由读者的接受和批评家的发扬，再对后世文学形成影响，这样就自然地构成了文学的历史。虽然这是对文学史构成的较为简化的描述，但一般情形下大体不差。那时我所未意识到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红色文学的特殊性。这一文学潮流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先以“左翼文学”面貌出现，30年代末和40年代进入延安阶段，最终生长出来共和国文学这个果子。从结果看，我们得说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这种文学跟中国以往的文学或者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文学之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充分组织化的文学。一切的文学现象——创作、批评、思潮、文学运动直至文学的出版与传播——之前，先有一种经由组织系统体现和落实的意识形态的领导。其基本秩序我们只须读一读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经典文献，即可了然。这是一种在全新形态上建构起来的全新文学，打破了史上历来的基本的文学关系，也形成了特殊的文学生产方式。过去我们说创作或作家是文学的主体，而在组织化的框架下，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在作家的创作和发表的前头，先行存在一些决定性的环节，规范、指导甚至直接规定文学生产的所有细节，大到创作方法小到主题与题材的确定，虚至作家的世界观实至作品某一段落的具体描写、用词用字。可以说，在这种文学当中，真正的主体不是作家及其创作，而是组织起来的思想和艺术秩序，创作是在其规范下发生的，至少，在其规范下创作才被接受为文学上的事实。从左联时代开始，文学一直打着这种烙印，《讲话》及共和国建立之后，整个文学生产更是被一套逐渐形成的完整严密的体制所掌握。研究一下红色文学的文学制度史，就会较为清楚地看见其发展完善过程；例如，拿中国作家协会跟它实际上的前身“左翼作家联盟”相比较，就可以对这种文学在组织化上的演进如何趋于完备，有非常具体的认识。
暂且放下过于宏大的话题不表，回到周扬这个人物的意义上来。对此，周巍峙先生有简洁而准确的概括：“他是左翼文艺坚强的年青领导者，解放区革命文艺的代表人物，他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家，新中国文化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我在准备延安专题研究时，一再面对他的存在，发现他虽然不曾亲手创作过一部作品，但延安时期许多重要作品的产生，或导致这些创作的基本背景，都与他有关。我吃惊地注视着这一点，并由此开始从根本上修正自己对于文学史构成的习惯性看法。随着阅读渐多渐广，从延安时代前推到30年代，后伸至五六十年代，结论益发清晰而不可动摇了：他是自20年代末中国这一主流文学中，对历史施加了最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长期的领导位置上，凭籍组织化的机制，成为这种文学的“祖师爷”（“文革”大批判中所得封号），虽然他一生不曾染指创作，但不论多大多牛的作家都不好跟他相比，因为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在他领导、指导之下从事写作的。
以往那种认识偏差，我想是普遍的，不然，对周扬的研究不至于这样寥落。周去世后，只有1998年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因为这一年是他诞辰90周年——有两本重要的书问世，一本是王蒙、袁鹰共同主编的《忆周扬》，另一本是李辉所著《摇荡的秋千》。虽然这两本书主要都不是研究性质的专著，却第一次以出版物形式把有关周扬的资料和看法集中到一块，对研究者来说弥足珍贵。《忆》书编收了58篇怀念和评论文字（另有少量悼词、悼诗、唁电等），多出自周的故交、故旧之手；此书的特色是，文章基本都公开发表过，可以视为其作者的比较正式的言论。《摇》书的主体部分，是李辉从90年代初起，就周氏其人陆续访问文坛人士或其亲旧而形成的记录稿，受访者计25人；跟《忆》书不同，这些访问记录带有私下聊谈的性质，甚至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该书出版之际受访人已然作古）未经本人审阅——这不意味着这些记录在真实性方面可以打上问号，相反，比之于由本人润色修饰过的正式文本，也许更能显现一种本原的风貌。转眼，几乎又整整过去了一个十年。然而，回首这个十年，传记与研究都没有大的开展，特别是未见更深一层的开掘。这跟周氏的历史地位不相称，跟我们对这段历史应有的探讨也不相称。明年便是周扬100周年诞辰，我觉得应该以此为契机，使人们真正认明这位现代中国红色文艺史上“关键先生”的意义。因此，虽然学浅识陋如我，仍率尔操觚，勉强成此文，以期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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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周扬其人之前，我们先得明白，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其实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上述每个时期的周扬，都不大一样，甚至很不相同。
所以首先强调这一点，是估计到很多人也许并不清楚存在这样的区分。他们脑海里的周扬形象，是相对固定的。然而实际与此相去甚远。周扬走过了复杂的经历，一直处在自我调整与转变之中；思想主张、内心世界以至性格为人，都在变，而且幅度不小。“文革”后，很多人对于周扬似乎变了一个人惊讶不已，那是对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缘故。
这就带来了理解与认识周扬时绝不能忽视、疏漏的一个要点：这位中国的日丹诺夫[ 1952年，一次在听胡乔木做报告时，周扬悄悄对张光年说：“你看乔木的报告还有点日丹诺夫的味道哩！”我觉得，这种赞誉更多地曲折透露出了说话者自身对于某种目标的追求。参见张光年《回忆周扬》。]，这位在公开场合从来只以鲜明单一的形象示人的红色文艺CEO，其精神与内心在有基本面之外，其实又具有多层性和多面性。固然，精神上自相矛盾、自我冲突或者变动不居，乃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至为广泛的共性，但由于特殊经历、特殊地位之故，周扬于个中滋味的感受，或许是远甚于其他人的。贾植芳先生谈及周扬时，有一个十分中肯而睿智的提醒：“他是非常复杂的，值得你花工夫研究。”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般易于把周扬这样的人设想成铁板一块，然而，那是一个难以察觉的误区。以我看过的资料，与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对周扬是很难寥寥数语加以概括的。他身上，有着历史的复杂性，也蕴涵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所注定不能超越的困惑、摇摆、多变、不确定性甚至偶然性等等特质。真正了解周扬，必须从他的复杂多变入手；见不及此，则不能走近他内在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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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周扬的观感放在一起，分别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时期与周扬认识或相熟络的人，对周的描述颇相径庭。“我有一个印象，他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这是张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扬形象。“有官气”，与张年龄、资历相仿者，对周扬的感受，基本都包含这一点。到五六十年代，周扬就不止“有官气”了。于光远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谈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会议上所“亲见”的周扬——他连续使用如下数词来形容：“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达成等文坛后辈，周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电”、“严肃精明”、是恩威如山、气势凛然，直至“厉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地动山摇”。“文革”间，对“旧中宣部”的批判，有“阎王殿”之语。批判者想到这样一个词，自是别有用意；不过，从当年慑于周扬威严的另一些人的感受来看，意想不到也同样说得通。
曾经，还有一个周扬，一个让人陌生的周扬。读一读在30年代初与之打交道者的描述，你或许觉得不是同一个对象。1929年周扬在日本时的旧识谭林通先生，把他眼中的周扬说成“是一个极重友情的人，感情丰富而真挚”。（《难忘相识在东京》）翌年，周被日本人遣送回国，在上海经人介绍认识“剧联”的赵铭彝。1991年，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当年的周扬做了一番令人瞠目结舌的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 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摩登男孩？难道这跟后来让青年王蒙“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的“周扬同志”是同一个人么？周扬相貌不错，美姿容，一表人材；但赵铭彝所指显然不是相貌，是性格，他明确指出周那时“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访谈最后，赵铭彝专门讲了后来的周扬与当时的区别：“他到延安后我就和他基本上没有了往来。我一直在学校教书，他当了领导人。1950年我到北京见到他，朋友过去是很好的。但我不去找他，他忙得很，偶尔在会场遇到……时间久了，也就没有过去那种交情了。对他后来的性格，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了解。”推说不了解，语气却透出“士别三日”的感慨。
赵铭彝的讲述，为夏衍所证实。夏衍也是最早认识周扬的人之一。周因为口音重，不适合演戏，赵铭彝就把他介绍给夏衍，于是转至左联机关工作。夏衍性情潇洒，虽是“革命艺术家”，身上却不脱多趣游闲的名士风度。而经这样一个人告诉给我们的早期周扬是：“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他把这样的意思强调了好几遍，甚至有点击节似地说：“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听上去，周扬的“潇洒”竟是夏衍也自叹弗如。
相对而言，这是他“个人形象”比较单纯的时期。他刚刚从漂泊日本的苦闷中走出来，忘我地投身于符合自己理想的事业。他的能力和工作业绩显然受到同志们好评，迅速走进左联领导核心。与此同时，也收获爱情——在一次演讲中，打动了一位女大学生的芳心。苏灵扬若干年后回忆说，自己本是冲着丁玲大名来听演讲的，结果演讲者却临时变成一个操浓重湖南口音的青年，从头到尾她只听懂了一句：“丁玲有病来不成，让我来讲。”可是这毫不妨碍他们之间擦出情感的火花——30年代的周扬竟是如此的浪漫，为了让这次感情的相遇刻下永久印记，他告别“周起应”，从恋人名字中撷取一字，改名“周扬”。
无法想象，“周扬”，这个日后人们提起它常与“疾言厉色”甚至让人“汗流浃背”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竟来自于卿卿我我、儿女情长。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恋爱。周苏相遇时周扬已有夫人吴氏，周艾若（周扬与吴氏所生长子）说，父亲是瞒着在故乡的妻子与苏灵扬热恋并结婚。此事令人惊诧之处，与其说在道德方面，毋如说更在于这么一个威严持重的人，当年内心也怀有剧烈的越轨冲动，并毅然将其付诸行动。岁月之于人，真可谓沧海桑田。诚然，那时他只有二十来岁，但我不认为青春是决定性因素。很多人，身体虽然也在老去，性情却未必发生着跟周扬一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老友夏衍就是近在眼前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