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越过了“大跃进”，越过了“右派”摘帽，越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0年后，不为人知的丁玲，从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白发苍苍，两颊松垂，一个邻家老太太。
老去的不仅仅是容颜和外表，逝去的也岂止是时间和岁月。
有必要复述一下本文先前曾经描绘过的那个丁玲：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迴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1992年在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别人从她笑声中接收到的，也是同样的信息。
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丁玲，就我个人而言，经由阅读存在于心目中的，只有这个丁玲。然而，这个丁玲一去不复返了！
1955—1957年挨整期间，丁玲认过错，却从未低过头。不如说，即使认错的时候，别人也清楚地感觉到她的骄傲，那种与生俱来的她个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1963年，“右派”摘帽工作开展过程中，丁玲从北大荒给她的“死敌”周扬写思想汇报时这样说：
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
多么可怜的措辞和语气！《始末》评论道：“简直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了。”收件人周扬读着里面的每一个“党”字，当不难于体察书写者寄寓其中的多层意思。
这是那个傲人的丁玲么？韦君宜说：“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我对郭小川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思痛录》）
因为傲而直，因为直而傲，是丁玲给所有人的印象，也是她几十年行走文坛、闯江湖一贯不改的风貌和个性标志。但是，命运的播弄终于使这个人丢掉了骄傲，同时，也丢掉了直快。
她竟然开始耍起了“心眼儿”！1978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为了能回北京，身在僻壤的丁玲深谋细虑，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只身去北京“活动”的丈夫陈明，巧为布置。
“不必多找人，但也不躲人，理直气壮些，但少说多听，沉着老练。”（12月10信）
“这些文章（前一封信，她说打算去一趟北大荒，搜集素材，写写王震）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12月16日信）
“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指周扬，此处是借用子女们对周扬的称呼）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12月21日信）
曾经那样孤高、鄙薄权术、自认为不耐在官场虚与委蛇而拚力从高位上抽身的丁玲，而今是这样娴于“政治”、工于心计。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她什么，年过七旬，流落在外二十年之久，病痛缠身，老境益增，还不得不为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日夜焦虑、失眠……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景况，只会让人辛酸、慨叹罢了！
宋之问《渡汉江》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也许，当苍老、衰迈的丁玲，一步步从太行山另一侧向阔别二十余载的北京走来时，是她的故旧以及全中国的文学读者们“不敢问来人”——她，还是那个目光炯炯、英气勃发的女中豪杰吗？
1979年7月18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里面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始末》）
重新回来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
为回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此为真实的丁玲，内心的丁玲；字字沉重，睹之令人热泪难禁。
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她将“鼓起余勇”，于瞑目之前挣脱套在脖子上的政治枷锁。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请注意，她说的是“四十年的沉冤”。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
她随即取来录音机，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痛哉斯言！
一年多以后，1986年3月4日，丁玲在京逝世。距今整整20周年。
她活了82岁。“丁玲”这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短篇小说《梦河》）；是年，她23岁。51岁以后，“丁玲”基本停止了文学写作。减去前23年和后31年，在全部82年人生中，作家“丁玲”，只存在了28年。今天，铁凝49岁，王安忆52岁；她们的创作却都正处在蓬蓬勃勃的鼎盛期。
1955年，丁玲留下刚刚开头的长篇残稿《在严寒的日子里》，果真走进了“严寒的日子”；随后，“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
铁凝的恩师、丁玲的弟子、《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将50年前的亲身经历记述下来，书名《昨夜西风凋碧树》。非常恰当的书名，所以我也把它用为本文的题目。
在“丁陈反党集团”案中凋谢的，不仅仅是丁玲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年富力强、才具卓拔的女作家。
徐光耀写道：“他们（批判会上奋起批判丁玲的文坛诸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作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人帽子。他们都是有资格名垂后世的，此后，当他们面对后人，要出全集的时候，再重翻这些‘发言稿’，还能找到法子安放这些尴尬吗？”
然而，又必须面对——不仅仅是“他们”，包括作为后人的我们，包括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应该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