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最后的一个月，丁玲由盛夏陡然进入寒冬。6月初，作协党组已经就丁陈问题的复查做出结论：“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要摘去这个帽子；周扬、刘白羽也承认，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过火、有偏差。这些，只差一点便公开宣布。就在这关头，风云突变，一二天之后，最高层做出了反击右派的决定，改变了几十万人的命运，而丁玲在其间尤其像是行走于阴阳交界处，变化迟一点到来，脱离苦海，若早一点到来，则坠入深渊——事实是后者，她实在背运。
除了当事人命运遭际的戏剧性，两年中，丁玲一案也将中国文坛变成一个大舞台。那些吮毫染墨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不论名满天下的前辈，还是初涉文坛的后生——几乎都是我们今天所仰望的一些名字——纷纷在从未学过表演艺术亦无导演指点的情形下，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万般生动，纤毫毕现。
首先不能不提到的人，是作家康濯。1955年丁玲事发，即因康濯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康由此进入中国作协五人肃反小组，继而再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但是，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文坛舆论对周扬等很不利，丁玲的案子眼看就要翻过来，此时，康濯心生悔意，在会上洗刷自己：“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此语引起同为作协负责人的郭小川极大不满，在日记中称其发言“令人作呕”，“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斗争一尖锐，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难堪的是，未久，风向转了过来，康濯急忙再度调整形象，作了另外一个重新严厉批判丁玲的发言。据说，韦君宜不顾压力，当即就“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
另一个在斗争中与丁玲“反目”的密友，是陈学昭。作为密友，陈学昭揭发出来的东西，非得以耸人听闻来形容不可。她指证丁玲不单讲过检查《文艺报》即是整她，讲过“一本书主义”，讲过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甚至讲过“周扬卑鄙无耻”、“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
郭小川，这个我在大学时代因为一首《团泊洼的秋天》而对之心存感动的诗人，这个我脑海中的悲剧受难者，在批判丁玲的过程中，态度是那样鲜明、坚决，即使自己关起门来悄悄写的日记，也没有流露犹疑和同情。
许广平在发言中说，丁玲对她讲：“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由此“我开始体会丁玲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原来她的写作是为自己的。”关于冯雪峰、丁玲、周扬对于鲁迅的态度：“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冯、丁）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别有用心的人，借鲁迅的名字来攻击周扬同志。去年鲁迅墓迁葬时，周扬同志和我都在上海，我在预拟的发言中把鲁迅说成‘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周扬同志建议改为‘鲁迅不只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个，而是中国人民最优秀最忠实的儿子’，鲁迅墓碑上的题字，也是他请主席写的。”
中国影剧史上德高望重的夏衍，批判时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丁玲的私生活，称当年在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戏剧泰斗曹禺发言：“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喜欢有一堆人捧着她，围着她转。”透露丁玲获斯大林奖后对他讲“以后要写几本好书了”，并将这么一句表示，说成“口气里有一种过于自负的味道”。
老舍的发言：“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评，没有闹情绪。……我钦佩丁玲、赵树理等党员作家的成就。但是，我对配合卫生运动，写打苍蝇的快板等通俗作品的作家也不轻视。……我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市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我到颐和园去休息，我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而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丁玲在颐和园有一个小院子“云松巢”。“丁玲同志，我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态度，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我希望你改过自新。说老实话吧，别顾面子，丁玲同志，洗干净灵魂吧！你能改过，我还会向你伸出手去。你不改，我们连看也不看你！”
在批判现场，陈明先生亲耳听到，一个人发完言后下场时一边走一边说道：“丁玲是最坏的女人！”那是一位“平素关系不错的老作家”。陈明先生没有明言，是哪一位“老作家”。
也有另外的方式，例如孙犁。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闻知噩耗的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又过了几年，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天津也去了几个人，我在内。大家都很紧张。在小组会上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据认为一贯与丁玲彼此也颇有些“相轻”的赵树理，反而似乎没有试图如何表现。他留下了一个记录。那是1957年6月6日关于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对1955年的工作“失误”做了说明后，赵树理说了一句：“白羽谈起来，好像都是误会。团结是双方的事，从研究错误出发。”
形形色色，各显其神。
其中，仍然有持正和不畏惧的人。韦君宜当场指斥康濯“反复无常”时，是这样的人。还有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等，他们因为在丁案中的持正，后来也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样的人，历史不该忘记。还有文讲所的徐刚和曾在文讲所学习的部队作家徐光耀，他们在回答组织的调查时，都尽量以实相告，不揣摸“上”意而故意抹黑丁玲。
在“丁陈反党集团”这个平台上，50年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最精英的一部分，做出了富于时代特色和历史内涵的回应。这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文学史，不仅仅由作品、作品批评和文学思想构成，某种意义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和表现，比创作了什么作品、提出了什么理论观点，更真实。都说“新时期”以前，现实主义从文学中消失了。其实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个形式。作家虽然不用现实主义方法从事创作，却用实际行为共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充分的现实主义叙事。
6
故事没有结束。不仅没有结束，更让人感慨的段落还在后头。
一个杰出的、正处在创作生涯黄金时刻的女作家，其名字从此从中国所有报刊上消失了——除开被批判、被臭骂的时候。
一个文坛上显赫的人物，一个女强人，一个也许曾经最接近于中国作协主席位置的女人，连同她可能创造的历史，消失了。
一个级别为副部级、在北京拥有两座四合院、在颐和园还配有消暑的别墅小院、不领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并且积有3万元巨额存款（当时大学教师月薪50余元、普通工人月薪30余元）、行则软卧宿则宾馆的“富且贵”的女人，沦往北大荒，土墙茅屋，挑土、挑鸡粪、切鸡菜……
但这些都不是我所感慨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