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东西是装在肚子里头的。人们管这叫“芥蒂”。平时形成了一些，延安期间形成了一些，30年代“左联”共事时也形成了一些。所谓“芥蒂”，就是心中疙里疙瘩；不愉快，反感，但未必能够说出来，甚至也不太好说出来，因为有比较确实的，也有不太确实、只属于猜度的。
丁玲有些文章，涉及文艺界她所不喜欢的现象和作风。例如，借怀念鲁迅时她这么说：“他也没有反驳过谁，说谁是大错特错；也没有批评过谁，说谁是‘左’倾右倾。尽管有些人的意见是幼稚得可笑”；“鲁迅先生却从没有摆出一副指导者的架子，用教训的口吻来说话”。以及，说“的确有些怕开会，尤其是比较有些文化、理论的人，怕去参加比他程度低、了解慢的群众的会”，说文坛存在“伪君子们的大度”，存在“官官相卫，或者更有攀龙附凤之心”，存在“小市民的趋炎附势”……这些，都不曾点名的，但我总从里面若隐若现读出她和周扬之间的一些情状——我是说，我自己替这些文字解读出了这种含意。
为什么偏偏这两个人“樑子”会结得那样深？除开具体的过节，我以为最最要命的一点其实是，他们彼此在性格上强烈的不喜欢。
丁玲的性格，不必说是极“扎人”的，骄傲、自负、泼辣、明确，被彻底整倒之前，她在中国文坛有“凤姐”之称。这是她身上根深蒂固、与生俱来的东西，或者还禀承了地域精神薰陶（“湖湘文化”）；她对此并非不觉，因为从小母亲蒋慕唐就向她指出，她“缺点就是性子不好，度量不大”（《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她曾经用“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样的话勉戒自己，但禀性就是禀性，丁玲最后终为其所累。
有些人记忆中的周扬，也不乏“盛气凌人”的印象。无独有偶，这两位50年代文坛的顶尖人物，都是湖南人。不过，周扬要比丁玲复杂得多。周的“盛气凌人”，都发生在他一言九鼎的时期，而当情势有异，他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姿态。《始末》提到，1951年，胡乔木主持中宣部工作时，周扬处境不太顺利，在年初的批判《武训传》和年底的文艺整风“两次运动中都犯了‘错误’，走了‘麦城’”；他被派到湖南农村参加土改，而一到常德就给丁玲写来长信，信中叙起了乡谊：“如果你回来了，那该多好”，多么亲切；又在涉及一件工作上的事情后有如下语：“我离京后尚未给乔木同志写信，请与我代问好，此信亦可给他一阅。”此语大堪玩味，《始末》评论说：“两位副部长之间谈工作，不直接写信，却要一位处长来转话，关系实在有些微妙了。”周扬于兹显出了深刻与细心，有多层意，其中的一层与人事关系有关。我们都还记得，《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出版周折以及周扬和胡乔木在里面起的不同作用，此外，丁玲出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也是由“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调来”，眼下，周扬用此话表示他意识到了这种关系，同时也婉转地对收信人假以辞色。他做事是有非常技巧和艺术的一面的。
周扬不骄傲，但容不得别人骄傲；周扬不好展现自负的心态，但断然接受不了别人的自负；周扬可以转圜周旋，但他绝不喜欢失去控制力。周丁性格表现有这些明显的区别，但透过表现形式，我们在深处看到他们其实拥有同一种性格，差别其实只是“明”“暗”而已。
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骨子里就是针尖对麦芒；何况他们各为文坛重镇，一个是话语权的掌握者，一个是领风骚者；何况他们历史上和现实中有那样多的摩擦、龃龉；何况他们在文学主张、价值评价上有那样尖锐的分歧；何况还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句话！
丁玲1955—1957年间的轰然倒地，与这两个人许多年以来的角力，自有直接关系；丁玲本人多年更一直把周扬看成她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的目光却不能不追寻更多、更深、更远。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是，周扬固然在文坛叱咤风云，但他真的能够凭一己之念，放倒丁玲这棵大树么？
历史。历史！它要比个人恩怨有力百倍，重要百倍。拨开“丁陈反党集团”冤案的草蛇灰线，我们看到了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历史谲秘地笑着，眨眼，仿佛在说：丁玲也好，周扬也好，只不过都是我所安排的角色和人物。
历史是从30年代的上海开始它的叙事的。鲁迅、冯雪峰、胡风、周扬、四条汉子、“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连串名词，背后是一幕幕鲜活的戏剧，交织着隔阂、误解、意气、攘夺与偏见。里面基本没有丁玲什么事；但是预埋了很深的伏笔，原因只为一条——人和人的亲疏远近；不单单是周丁之间的亲疏远近，更重要的是丁玲和谁比较接近，对此，以后我们会明白的。
然后，故事地点移到延安。人物名单有些变化，鲁迅逝世，冯雪峰、胡风没有出现在这里，丁玲的位置开始提前、成为主角之一；周扬继续担任另一个主角。也有几个关键词：文协、鲁艺、歌颂光明、暴露黑暗。有矛盾、有冲突，不过，跟上海的声势浩大和重量级较量相比，算不了什么。只是1942年下半年起势头各有抑扬顿挫，丁玲摔了跟头，周扬则站得更稳。这个阶段，历史仍然在为故事的真正爆发打伏笔、做铺垫。我们从事后推溯回去看，假若不发生50年代文坛的一系列大事，上海也好，延安也好，这些历史渊源恐将只是作为文学史的几页旧文，翻过去也就翻过去了。
伏笔、辅垫最后获得情节元素的性质，彼此凝结起来，以有机的方式发展成后来人们所目睹的环环相扣的戏剧，有赖于历史依它自己的精神、意志和逻辑，去展现和发展一种时代的主题。黑格尔说：“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罗的思想。”（《历史哲学.绪论》）历史是一个活物，它始终在思考——借助于每个特定时代的突出人物，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尝试去解决它。中国的帝权史，从春秋王权崩解以来，直到秦汉，思考数百年才有明确答案。近代西方民主政体，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确定基本框架，也一直是一个思考过程。50年代初，中国处在新生国家的创建期，这特定历史时刻本身内在地具有一种思考的任务，为新的历史的展开和运行提供思想基础。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新政权并不是建立在现成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因此，这国家的创立者和精神之父毛泽东，直到去世为止，尽了全力在意识形态建设和整肃上。
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兼带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短短几年，毛泽东亲自而频繁地过问、发起和领导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整肃。是时，国家百废待兴，还与最强国美国打一场战争，即如此，毛泽东仍把相当的注意力投于与意识形态相攸关的文艺问题之中，足见重视异常。
锐意有为的态度底下，文艺运动接踵而至。许多年之后人们方始意识到，以运动方式解决问题，事情也会为这方式所左右。运动，一旦“动”起来，本身就将生出一种惯性，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搞完一个，还得搞第二个、第三个……永无止境；除非摆脱此种思路，转而寻求别的解决方式。
但是，在缺乏别的思路的情形下，滚雪团式地开展运动，有逻辑上的必然。因为发起者主观上有一种判定，认为乃至相信反动现象、反动分子的存在都不会是偶然和孤立的，因此每一次运动的结束，同时也隐含着还有多少“阴暗角落里的敌人”没有被挖出来的疑问。顺着这种思路，人们会把一些并不相干的事情，用特殊的逻辑组织、纠集起来，使它们看上去是统一相通的。
彼时，许多事件确实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不管当事人感到怎样牵强附会，来自思想意识形态的“分析”，会很有力地证明它自己，并且以“逻辑正确”使推论径直转化为“事实”。丁玲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名字和陈企霞捆在一块，组成反党集团。丁玲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人。《始末》说：“他们始终只是同事，不是朋友。尽管丁玲很喜欢交朋友。肯定，陈企霞身上有她不喜欢的东西。”“‘文革’之后，丁玲在1979年1月，陈企霞在1980年7月，相继回到北京，但两人几乎不来往。”但是，这不重要，或者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满足“逻辑”上的论证，两个并不密切的人，哪怕两个彼此反感的人，仍然可以结为反党集团。《始末》就“丁陈”感慨道：“硬把他们拉在一起搞成一个‘集团’，这实在是个政治笑话。”只要离开那个时代，人们都会有此感觉；不过，那时绝没有人发现这其实是“笑话”，相反，都很严肃地相信它的真实与确凿，认为完全站得住脚。因为事实是可以听从于“逻辑”的。那时，把这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
丁玲的“飞来之祸”，其实就起于围绕她埋伏了一些极为不利的逻辑分析的由头——也即前面所讲的“伏笔”、“铺垫”。普通情况下，这些东西至多作为文坛掌故、逸闻，被后人钩沉一番，当作文学史、作家论的有趣材料写到论文里，但在50年代，它们是致命的。
胡风被揪出来后，那逻辑开始发生作用，就像酵母作用于面团，虽然还需要温度、时间，但“化学过程”是从这里开始的。紧接着，出了《红楼梦》事件，为化学反应增加了一些温度和时间。再后来，陈企霞隔离审查，面团终于发起来，“丁陈反党集团”这锅馒头可以出笼了。
1955年8月3日起，拉开丁玲冤案序幕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连续开了几次，“一开始并不是批丁玲，也不是批陈企霞”，“而是追查胡风分子”。让我们都记住这一点：丁玲冤案是以胡风冤案为背景的，没有胡风案在先以及将对胡风的斗争引向深入的“运动惯性”，至少在1955年丁玲还将安然无恙。许多人——包括丁玲本人——把悲剧归结为周扬的打击和陷害时，忘记了这一点。个人因素有没有呢？无疑是有的。问题在于这种因素在整个事件中居于什么地位。胡风、冯雪峰、丁玲之间是朋友，很好的朋友；他们跟另外一些人，比如周扬，不是朋友。不仅不是，而且各有多年的成见。这样的事实，很容易使人得出印象，明显是周扬利用大好时机，一一报复和打压昔日的论敌、对手。
然而，分别追问或还原胡风、冯雪峰、丁玲的厄运的由来，却发现跟周扬并没有关系。胡风案由“三十万言书”而起，尤其是他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恶毒攻击”。冯雪峰则因《文艺报》对“小人物”文章的处理，被毛泽东指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丁玲的罹祸，到1958年1月的《再批判》特辑，真相大白——毛泽东亲笔写道：“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的敌人”。这是毛泽东自己的看法，不是周扬塞给他的。
人际关系，不能说不是原因，不能说没有起作用，但相比之下显然是比较外部的，也是比较次要的。
我无意为周扬开脱，他是丁玲冤案的主要经手人和实施者之一。不过，如果将此事解读为主要为个人的争权夺势以及打击报复、嫉贤妒能，我认为不单是对周扬本人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我们是否因此放走了那个时代的基本事实。应该客观、中肯地指出，丁玲案是历史造成的，起于13年前那个“伏笔”。事实证明，13年前发生的事情，性质是严重的，丁玲虽然平安无事，其实则嗛而未发，对她的某种判断不仅形成，且历十余年未变，即便其间她已经以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非常努力地洗心革面了，但到1958年《再批判》毛泽东亲笔一出，历史终于做出回答：1942年春天的那一页，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儿，并未翻过去。
《再批判》特辑刊出之日，丁玲应该不知道“编者按”里有相当一部分“御笔”。但她曾对儿子表示过，建国后与高层领导多走动也许会好些的想法，说明她也感到如此重大的事情并非周扬乃至陆定一能做得了主，一定有相当高层的背景。那么，多“走动”会否有好处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未必。1951年7月的某个周日，毛泽东游颐和园时，曾专程到丁玲园内的居处“云松巢”看望。可见从私人关系上毛泽东并未有意疏远她。一个伟大的领袖，不会让私人关系影响对原则问题的思考。1955—1957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以及毛泽东钦定《再批判》、为它修改“编者按”，皆非以丁玲个人为目标。那是思想的清算，是意识形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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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一案，跟胡风立刻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很不相同。从1955年8月3日到1957年7月25日，整整两年时间，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先赢者笑得并不踏实，似乎已经落难之人却险些实现咸鱼翻身，双方你来我往，没有哪一方单纯收获惊喜或沮丧，而是各自分别品尝、体会了反反复复的滋味，极其富于戏剧性。
这种区别主要源于胡风案一开始即为钦定，而丁玲案在长达两年时间内并没有听到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表态，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后一切才明朗。从此，丁案铁定，不再反复或悬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