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梁朝人,是位大批评家。他将自汉至梁的一百多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加以评价,写成《诗品》一书。如此全面、集中地论诗,开创先例,影响深远,是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的。
钟嵘是靠刻苦自砺,努力奋斗起家的。据说,他“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沈约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高官,是名流。钟嵘没有从他这里获得奖誉,自然是十分遗憾的。事有凑巧,钟嵘在《诗品》一书中,评论到沈约,将他的诗列为“中品”。于是有人便说,钟嵘故意贬低沈约,以报昔日不遇之仇。后来虽有人为之辩解,但终究未能判清这件悬案。
钟嵘评诗,是有自己的眼光的。或褒或贬,都较能从实际出发。他评论沈约时说:“观休文(沈约)众制,五言最优……词宏于范(云),意浅于江(淹)。”在这里,他首先肯定了沈约的优点,然后才指出他的不足,沈约研究音韵,把四声引入诗中,加强诗的音乐性。在这方面,他是有贡献的,但过于讲求什么“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什么“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等,这对于诗,便是一个束缚。钟嵘对此评曰:“文多畏惧、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领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既肯定音乐性在诗中的作用,又指出它的烦琐对诗的危害。这是有点“一分为二”的思想的。如果认为,指出缺点,便是钟嵘对沈约的报复,那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钟嵘评论其他诗人时,亦常常指出他们的不足。如评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评王粲:“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甚至对那位隐逸诗人的老祖宗陶渊明,亦列为“中品”,难道,他跟那些隔世隔代的诗人,也有怨有恨吗?当然,钟嵘这种品评,是否公允,有无附会穿凿的地方,尚可研究,但既然有个人的见解,便公诸于世,这点,我认为是应该肯定的。
任何一个批评家,都会有个人的偏爱,有个人的审美观。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作品,往往多有溢美之词;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作品,也易流露出不满,这是难免的。但我想,只要不是阿谀逢迎,希望讨好对方,以获取一己之私利;只要不是居心不良,靠棍术称雄文坛,抓住作品一点毛病,便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妄图结果性命的,则温度高些或是低些,都无妨碍。因为一篇作品,尚且容许有缺点毛病,怎么能要求批评的文章毫无偏颇,处处都那么恰当呢?
批评家和作家,应是同志,是战友。有好的作品问世,应该积极热情地宣扬,不要害怕他人说这是谄谀对方;发现作品有缺点和错误,便与人为善地大胆批评,也不要怕人说,这是嫉妒身边的同志取得硕果。批评家在“监视”作品,读者也在注视着批评家。对于幼苗佳花,积极地扶植浇灌,读者自然会鼓掌,在错误面前,守口如瓶,不敢摸老虎屁股,读者也会悻悻然。批评家的职责,似乎不是在重复那些人所共知的道理,而是要树立榜样,指出迷津。他不仅应该有才学,而且要有胆量,有坚贞的品格。
钟嵘的可贵之处,是对于横在自己面前的障碍,敢于冲破,不躲躲闪闪,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认真地分析研究问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点是值得我们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