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代，官吏饮酒多得到朝廷的优惠，所以当官的酒鬼特别多。他们陶然酣然，乐此不疲，不过欧阳修饮着饮着，忽然惭愧起来。这时何故？
他有一首《食糟民》的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余下的糟堆在大屋里，日久天长，腐烂发臭。而种糯的农民，无米下锅，只好向官府买糟——吃“反销粮”。于是他叹道：“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一部《二十五史》，可以说是官饮酒、民吃糟的历史。“饮酒的”觉得理应如此，习以为常；“吃糟的”投诉无门，只能忍气吞声。《食糟民》所反映的生活，是不复存在了，但作为一种现象被消灭容易，作为一种思想意识被消灭却困难。随着历史的变迁，“我饮酒，尔食糟”，就可能演化成“我食肉，你喝汤”、“我拿大头，你拿小头”。名称不同，实质则一。从来只有饮酒的嫌酒不好，有谁听他们说过一句感谢种糯人的话？反之，小民百姓分得一点“糟”，则须三呼万岁，上表谢恩。
种糯的没有粮食，种桑养蚕的也没有衣穿。唐代杜荀鹤的《蚕妇》诗云：“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著苎麻？”宋代张俞的《蚕妇》诗也云：“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些都是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不过近日读到一篇文章，作者用“商品经济”的观点去解释，认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合理的。如果生产什么就用什么，倒是狭窄的小农经济意识。经他这么一点拨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理，不过跟着就糊涂起来。回顾历史，那时还没有什么商品经济。按此理论，种糯的、养蚕的，不饮酒、不穿罗，但可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换回他们所需的商品，其实做不到。饮酒的、穿罗的，不种粮、不养蚕可以，但必须从事其他方面的物质生产，或创造精神财富。如果喝醉了，便三日不醒，醒了便穿着绮罗去玩耍，去琢磨敲诈百姓的诡计，那岂不是蛀虫一个？欧阳修之所以不平，之所以惭愧，正是举目所见，多为这样一些蛀虫，自己想从这虫堆中急急跳出，因之他伟大，因之他可敬。若用商品经济观点去解释那些诗篇，可谓驴唇不对马嘴。
世上大概短不了有饮酒的，也有吃糟的。但不论哪个朝代，都没有想吃糟的百姓，却总有既想饮酒、又想卖糟的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