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四年雾月5日（1795年10月27日）到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
政府根本没有解散两院的权力，但在这次以建立极端权力为目的的革命之后，再没有第二级权力机关来监督人民的最高权力。不能按照法律来保卫革命，剩下的只能是独裁。但独裁手段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胜利后，自己也面临着垮台。
回顾革命
法国革命推翻旧政府、摧毁旧秩序的目的非常明确：建立自由的政体和完善的社会制度。在前面，我们对法兰西民族争夺政权的几个阶级进行了叙述，特权阶级希望能以等级制度和三级议会作为反对宫廷、资产阶级的手段，并建立特权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则希望通过执行1791年宪法，以此反对特权阶级和群众，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群众则寄希望于1793年的宪法，战胜其他各阶级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些政权因为具有排他性而没能巩固，但每个阶级都暂时掌握了统治权并都摧毁了本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制度。
在督政府代替国民公会掌政之后，阶级斗争一度变得和缓，人民在经历了1789年至1795年的剧烈变动之后，十分希望建立一种新秩序，能够安居乐业。这一时期，每个阶级的上层人物各自组成党派，虽然仍旧为政权及政权的形式而争斗，但总体来说，大的运动时代还是结束了。革命在第二阶段表现出第二个性质，在从事政府的组织和安定工作时期，需要放弃自由。各党派因为丧失特殊的自由权而变得颓丧，重点从政治主张转到私生活上来。革命的第二阶段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自由放任阶段，这段时间主要是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第二个阶段是行政和军事阶段，即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
革命也引发了具体的后果，先将人民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之后将他们变为劳动群众，最后则又使他们成为士兵群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各种信仰都发生了动摇，各种思想也开始融合，中等阶级和群众的当政时代一闪而过。7月14日之前的法国，拥有坚定信念和崇高道德，议会根据理智而行使最高权力，法官属于人民，市民阶层有自己的自卫军；8月10日之前的法国，阴郁而动荡不安，一个阶级独揽政权，实行它主张的制度，共和国时而像议会，时而像军营，在信仰民主制度的同时对人民群众实行黑暗统治。
从拥护自由到君主立宪，再到拥护平等、博爱、共和，在每一个时期，人们曾坚定地拥护某种观念，但到了督政府成立之后，经历了各党派相继倾覆的大风暴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崇高的热情，群众的热切希望也遭到毁灭，人们开始什么都不相信。回想起之前的政治生活，心有余悸的人们还是继续追求享乐，再次沉迷于充斥着舞会、宴会、车马的放荡生活中，甚至超过从前。旧制度旧风尚开始复辟，督政府时期所产生的风尚，在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形成新的风尚之前，还是会出现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奢侈促使勤劳产生，投机买卖和正当商业一同经营，沙龙也为各党派互相接近提供方便，最重要的是，文化也开始重新自由发展。
督政府的政治和军事
督政府成立之初，内忧外患，形势令人沮丧。国内没有固定的秩序，也缺乏行政管理，国库空虚，通信因缺少经费而迟误，纸币的滥发破坏了信用和贸易，经济混乱而萧条，由于饥馑没人愿意出售粮食，各个军火库早已空空如也。军队的境况也是如此，军队缺乏给养，士兵缺衣少食，连每个月的硬币津贴都不能按时发放，穷蹙导致了军纪的废弛，进而在战争中不断失败，退居守势。
在失势之前，救国委员会曾采用征用和最高限价法的手段来满足军队和国内的需要。然而当这种强制征用停止后，粮荒便开始出现，军队和人民连接陷入困境，而对最高限价法的反抗，更加剧了这种危机的到来。国民公会曾经是一个富足的政权机关，但是为了保卫革命却濒于破产。包括国王领地，高级僧侣、正规僧侣和逃亡贵族的地产在内的大部分国有土地都一一变卖，收入用来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和满足军队对外作战的需要。
热月9日之前，指券的发行额已超过八十亿，之后又增加了三百亿，这种办法不能再继续使用，只有尽快恢复生产、改用硬币，才能纠正这种严重失误。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虽然满怀热情，但才能却一般。巴佑尔这样描写他们：“几位督政官走进空荡荡的卢森堡宫，里面甚至没有一样完整的家具，他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研究了当前的局势之后，草拟了一份就职文告，宣布政府即刻成立，并且把文告送交给两院。”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分工。法学家勒贝尔活动能力很强，负责司法、财政和外交，精明强干的他很快成为督政府的首席文官。才气平庸的巴拉斯虽然缺乏谋略，但在关键时刻能采取强硬手段，因此负责警察部门，以监视各党派的活动、识破他们的阴谋，此外，他还担任督政府的代表，在卢森堡宫设立了一个共和国代表办公处。廉正温和的拉雷韦耶尔在国民公会和公众舆论的拥戴下，进入督政府，负责教育、科学、艺术、工业等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前炮兵军官勒图尔纳，曾是国民公会末期的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海军和殖民地两个部门。卡尔托自担任督政官以后，便负责指挥军事的责任，并且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干和坚强果断掌握了大权。
五个督政官团结合作，致力于国家重建和造福人民。他们在共和国中央确立了政权机构以后，遵循宪法的规定，开始建立各郡的政权机构，并且尽可能使所有的行政机构目标一致，并且以坚决的行动促使对牧月和葡月事件不满的两派都能接受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制度，并力图恢复革命最初时期的无畏精神。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政府凭借明智而坚决的行动恢复了一点信用，粮食开始流通，经济得到复苏。一个月后，巴黎的粮食问题已不需要督政府供应。这种由革命激发出的积极性迅速转向工业和农业方面，在取消行会、分散土地、废除特权之后，一部分居民开始离开俱乐部和公共场所，置身工厂和田地。此外，文化设施也增加了三倍之多，并且改进了国民公会时期的教育制度，完善了包括国立研究院、小学、中央学校、师范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负责思想文化部门的督政官拉雷韦耶尔，为了再次建立崇拜自然的信仰，创立了敬神博爱教，并为此建造寺院、编制歌曲，但因敬神博爱教与基督教的信仰和革命者的无神论存在冲突，只能作为一种主张被保存下来。
由于财政拮据、缺乏资金，督政府曾不得不将国家仓库中的一些宝贵物品出售或抵押，以解燃眉之急。如今只剩下了不好处置的国有产业。为此，经两院批准后，督政府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但由于此项措施既缺乏信心又没有好的领导，收效甚微。之后，督政府建议更新纸币，发行总额为二十四亿里弗的土地票，并按三十比一的比值收回指券。土地票以国家财产为保证，可立即兑现，因此在发行后售出了很多国家财产，继指券之后，土地票成为革命第二阶段的指券，同时也是纸币向硬币的过渡。
共和国的军事形势也不容乐观。国民公会末期时，中央政府立场暧昧、态度软弱，军事胜利和经济匮乏一样，军纪松弛。此外，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约束那些在军事上有所成就的将军。国民公会曾派皮什格鲁指挥莱茵河方面军、儒尔当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命令他们包围和占领美因兹以全面控制莱茵战线。但享有极高声誉的皮什格鲁却辜负了共和国的极大信任，反而勾结孔代亲王，策划反革命活动。他故意在海得尔堡战败，将儒尔当的军队带入险境，之后又撤出曼海姆，撤除对美因兹的包围，将这一带的边境暴露给敌人。这时，美因兹、莱茵河方面毫无防御能力，旺代再次爆发战争，英军也威胁着大西洋和荷兰海岸。由谢雷和克勒曼指挥的意大利方面军，也因为给养缺乏而难以坚守。
为此，卡尔托拟订了新的作战计划，要把共和国的军队插入敌国的心脏。任命国内部队指挥官的波拿巴率领意大利方面军，儒尔当仍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莫罗指挥莱茵河方面军。被替换下来的皮什格鲁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但他拒绝了。由波拿巴、儒尔当和莫罗指挥的三支大军，在提罗尔隘口会师后以梯队形式向维也纳推进，准备从意大利和德意志进攻奥地利。如果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能够一举成功，那么反法同盟在欧洲大陆的首府将被共和国占领。
奥什将军负责指挥大西洋沿岸战事，并被要求结束旺代战争。此时的旺代军已经准备屈服，萨维内战败后，主要将领和精锐部队伤亡过半，失败和厄运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坚持作战的只是夏雷特、斯托夫莱等几个头领，叛乱者只求与共和国讲和。这次，奥什也一改之前的作战方式，他采用了让步的办法使群众脱离叛军，之后再打击他们；奥什将保王问题和宗教问题分开，宽容天主教，并利用神父来反对叛军的将领。数次交锋后，节节败退的夏雷特被奥什擒获，企图继续抵抗的斯托夫莱也被人扣留交给了共和军，作为叛乱发动者的两个人，以死亡终结了叛乱。
此外，奥什还平定了布列塔尼，消灭了舒安党，解放了被控制的莫尔比昂郡，舒安党的大部分头目抛弃武器逃往英国。平叛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督政府，于是督政府在获月（1796年6月）向两院报告：内战已经全面结束。
民主派的密谋
在民主派和保王派争取统治权的斗争中，督政府的存在本身便是障碍，因此受到两派的打击。民主派是一个坚强不屈、敢于冒险的派系，对它而言，热月9日是一个受痛苦、受压迫的耻辱日；从那天起，它被逐出政府，失去了社会影响，也失去了权力和暴动的力量。虽然民主派被瓦解并失去权力，但是还没有被消灭。尤其是在保王党的葡月事件失败后，它便再一次从衰落中兴起，并且在先贤祠建起自己的俱乐部，督政府暂时容许了它的存在。
俱乐部的领袖是自称“人民的护民官”的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胆子很大，坚信民主制度，在共和派中很有势力，他宣传的信仰是“共同幸福”。随着加入先贤祠俱乐部的人数日益增多，感到焦虑的督政府试图加以控制，之后，俱乐部的集会延长到夜里，携带着武器的民主派甚至计划向督政府和两院进军。于是，在共和四年风月8日（1796年2月），督政府关闭了先贤祠俱乐部，并于次日将此事报告立法机关。失去了集会场所的民主派便开始拉拢宪警团，企图废除共和三年宪法。得知消息的督政府便先发制人，解除了宪警团的武装，并遣散其成员。
再次失败的密谋分子又拟订一项攻击和暴动的计划，成立“救国暴动委员会”以反对督政府。除了密谋首领巴贝夫，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前国民公会议员瓦迪埃、阿马尔、舒迪厄、里科尔、德鲁埃等人，十头委员会时代的旧将军罗西尼奥尔、帕兰、斐昂、拉米等人，此外很多失业军官、旧雅各宾派的群众、从各郡逃到巴黎的“爱国者”也参加了这支乱党的军队。“救国暴动委员会”为罗伯斯庇尔的死唱挽歌，他们的首要人物经常到他们称为“理性寺院”的地方去开会，此外，他们还接触格勒内尔军营中的军队，并与一个名为格里泽尔的上尉商量进攻计划。他们议定：成立由热月9日反动之后被流放的六十八名山岳党人和每郡一名民主派代表组成国民公会，建立“共同幸福”，并决定从各城区分头出发，同时进攻督政府和两院。并且确定了暴动的日期。
但事情并不能常常按计划发展，和大多数密谋活动遇到的情况一样，格里泽尔出卖了他们。在花月（5月）21日，也就是进攻的前一天，密谋分子在举行秘密集会时被捕了。这次荒唐的暴动尝试明显带有狂热色彩，人们想起不久以前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因此产生了恐慌。巴贝夫家中搜出了谋叛计划和各种文件。成为囚犯的巴贝夫仍然狂妄地要与督政府进行谈判，督政官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密谋者送往旺多姆最高法院。
巴贝夫那些不甘失败的拥护者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果月（8月）13日夜里十一点时，六七百人手执马刀和手枪试图进攻督政府，看到有卫队把守后便转向格勒内尔军营，希望通过之前布置的加尔营来占领军营，但没想到加尔营已被调走，马洛率领龙骑兵上马应战，无力抵抗的密谋者大部分被砍死和俘虏。可以说，这次出动是共和派的最后一次斗争，他们每失败一次力量就减弱一份，经历了格勒内尔军营的战斗后，这一派彻底被击垮。除了交战中伤亡的成员，很多人也被各区的军事法庭处死，如同以前革命法庭对待他政敌的手段一样，格勒内尔军营的军事法庭先后五次共判决三十一人死刑，三十人流放，二十五人监禁。
之后，旺多姆最高法院对巴贝夫及其同谋者阿马尔、瓦迪埃和约瑟夫·勒邦的秘书达尔泰进行审判。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公开陈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妻子也陪伴他们的每一次出庭，巴贝夫甚至告诉她们，要跟随丈夫前往刑场，因为他们受刑的理由会为她们带来荣耀。在最高法院判处巴贝夫和达尔泰死刑后，两人先后用短剑自杀了。这一派最后的领袖巴贝夫就这样死去，自此以后，就只有拥护民主派的人，而没有民主派政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