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6月，徐舜寿随同东北航校机务处副处长顾光旭等同志南下去南京、上海、南昌、汉口等地，搜集和接收国民党溃退时留在各地的航空器材、工厂和技术人才，以备我军建设空军之用。他们在南京接收了大校场机场和国民党空军配件制造厂，在上海接收了江湾、龙华、虹桥等三个机场和国民党空军供应司令部等单位。
路过上海时，徐舜寿去看望哥哥徐迟。
“一日，忽然来了一位解放军，一下子破门而入。一瞧到他，大吃一惊，竟是止多！我的弟弟徐舜寿，他已成了解放军战士。自从李小姐带走了他们一家，不过几个月。士别三日，自当刮目相看。”
（徐迟《我的文学生涯》）
他把离开上海以后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哥哥，徐迟把这些经过也详细地记入了自己的传记中。
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1949.9）
“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成立于1949年9月17日。这是解放后最早在上海建立的一个航空工程研究机构。
研究室成立后，下设飞机、发动机、军械和特设仪表电器4个专业组。全室人员迅速投入工作和学习，热情很高，积极主动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新任务，包括：调查国民党空军航空工业概况；草拟航空工业工厂的建厂计划，为建国后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飞机设计和筹建新的飞机工厂准备资料；编写教材，以配合部队作战训练；配合上海防空作战，及时清理江湾机场的大批炸弹，以供喷气战斗机急迫驻防使用；配合防空与作战需要，协助抢修和扩建军用机场等。经过调查，研究室提出了一份“伪空军航空工业概况”的报告，这是当时仅有的关于国民政府航空工业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历史资料。
1950年3月，华东防空司令部参谋长蒋天然率研究室李扬群等5人，担任扩建和修建上海、浙江地区机场的调查任务，以迎接人民空军南下解放舟山群岛。
1950年上半年，航空工程研究室奉命迁往南京小营。同年下半年，华东军区正式成立空军司令部，研究室一部分人员分配到空军工作。之后，其余人员陆续分配到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机关和沈阳、哈尔滨、南昌等地飞机工厂、研究所以及一些航空院校工作。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工作上、技术上有较高的成就，成为专家、教授或各级领导干部。”
（《上海航空工业志》）
在接收工作组的基础上组成的华东军区航空处，尽力聚集航空技术人才，成效显著。航空处处长蒋天然在顾光旭、郦少安、徐舜寿和上海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扬群的协助下，动员了国民党空军和航空工业局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五六十人参加工作，随后筹建组成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
这批人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国民党空军供应司令部和南昌航空研究院工作而不愿去台湾并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的技术人员；二是由航空工业局派往英国、美国工厂实习期满回国的技术人员，途经香港时，不愿去台湾而回到上海。他们都富有爱国心、事业心，希望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出力。经过李扬群等同志的联系、动员和组织，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脱离了国民党的机构，秘密转移到地下党员许锡缵家中，隐蔽下来，等待解放，并在解放前夕护卫了航空工厂和仓库。解放后，这批人员中的一部分，如昝凌、黄志千、陆孝彭、虞光裕、齐志琨、俞振亚、汪方典、黄家敖、韩志华、胡昌寿等，成为航空工厂、研究所、设计所和航天研究所的技术领导干部；另一部分人，如王裕齐、余承业、程宝渠、李定夏、高永寿、徐鑫福、黄克累、曹金涛、张寿宝、王裕平等，成为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学院、海军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或院校的领导。他们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研究室飞机组（1949.9—1950.11）
周恩来副主席对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及这批航空技术人员十分关心，曾对华东军区粟裕副司令员说：“这批人才是我国航空工程的技术专家，要很好地使用他们，有计划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粟裕副司令员指示航空处专门为他们举行欢迎宴会，并到会讲话，王裕齐代表工程技术人员表态，恳切地要求立即参加工作和学习，特别是建议学习政治，改造旧的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华东航空处所属航空工程研究室成立后，王裕齐任主任，李扬群任副主任。研究室下设飞机组、发动机组、电气仪表组等。飞机组的组长是曹金涛、副组长是徐舜寿，组员有陆孝彭、高永寿、黄志千、虞光裕、韩志华等。航空工程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清查仓库，调查、草拟航空工厂建设计划，编写教材、资料，抢修、扩建机场，配合空军作战训练等。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航空工程研究室是航空处的特殊编制单位，其成员应按中、高级知识分子待遇，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要予以信任。航空工程研究室成员深受鼓舞。
徐舜寿与全组人员一起迅速投入了工作和学习，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调查了国民党空军航空工业的情况，参与编写了“伪空军航空工业概况”的报告；领导全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拟订了筹建年产300架小型战斗机的建厂计划草案；参加三野后勤部主办的上海各仓库军用物资的清仓调查；参加浙沪地区机场调查、计划及修建和扩建工作等。抢修和扩建上海、福建等地军用机场的任务十分艰巨，徐舜寿和参与抢修机场人员，冒着敌机骚扰及恶劣气候的影响，克服施工条件差及环境艰苦等困难，经过半年的工作，如期完成机场的修建任务。这些机场的迅速修建和人民空军的进驻，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空军的来侵，保卫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航空工程研究室成员都是专业人才，不少人留过学，有的已在国内外航空界崭露头角。被派去干仓库清查、突击修建机场这些非技术性的工作，时间久了，难免有些想法。
“9月间航研室的同志们因为干久了突击工作，想回到本行的岗位上，情绪上很不安定，而上级又没有及时处理。我那时候虽竭力想做一些说服工作，但并无成就，群众的情绪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说服的，而相反连自己的情绪也发生了波动。”
（徐舜寿《自传》）
徐舜寿的情绪也产生过波动。他为“波动”付出了代价，延长了入党预备期。在1960年“整风检查总结”中他写道：
“1950年下半年，为了要求到工业部门工作，曾和组织闹意见、闹对立。1951年到局工作以后，由于自己想搞设计、搞生产，而当时任务是修理。所以工作积极性不高，这些都在1952年整党时受到了严肃批评。”
1950年1月底，航空工程研究室由上海迁往南京。1950年下半年，华东军区司令部成立，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撤销。1950年9月，航空工程研究室对徐舜寿的工作表现，作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记述了他的工作经历：（1）初级教练机，中型运输机，喷气式驱逐机三种飞机机体制造厂筹厂计划草案（半年）。（2）三野后勤部主办的上海各仓库军用物资调查（一个月）。（3）参加浙沪地区机场调查、计划及修建（半年）。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肯定了他的思想表现：
“由于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违反全国人民利益的，因而坚决起义到东北，到达解放区后，通过工作和学习，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认识逐渐提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仰逐渐提高，1949年底入党，入党以后的主要进步是逐渐认识了革命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抛弃了小资产阶级意识遗留下来的急性病和幻想，懂得了‘稳步前进’的真理。”
在鉴定意见的最后，有徐鸣基、王春林等23人的签名（均有章），航空工程研究室副主任李扬群代表组织写了“同意小组意见”。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12）
1949年5月徐舜寿到达沈阳，三姐夫伍修权给他上了第一堂政治课。
到东北航校机务处工作后，他随同顾光旭副处长南下视察和接收，有机会与顾光旭更多接触、交谈思想，得到顾的帮助。
他在《自传》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