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来说，将中国的政权体制归类为“绝对专制”似乎是恰当的，但是从其实际运作过程来看，这样的一种归类就不仅无法描述出它的本质，而且也是具有误导性的，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中国的政权体制就是一种简单而又纯粹的家长式制度。中国式生活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家长式制度源于封建宗法理念，即古时人们都普遍很尊敬和崇尚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中国的政府组织形式也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家长式理念之上。
西方人总是会误解关于中国人的一切，这俨然已成了一种规则。而如预期般，这种种误解中，当属他们对中华帝国政府体系相关问题所产生的误会和曲解最为繁多，也最能理解、最可宽恕。在一位现代政治体系的研究者看来：一个政府体系内，当权者们应由公开的大众投票选出，政府应有明确、精准的权力分配机制和制衡机制，对人民应直接而又明确地负相应责任，它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也应始终透明化，保持对大众公开。与之相比，中国这种已延续了几千年的政府体系就好似一个无望解开的大谜团。因为对他而言，中国的政府组织就是各种界限不清、相互冲突的力量令人困惑迷茫地纠缠在了一起。他试图顺藤摸瓜找到解开这一团乱麻的线头，但只能是无功而返、自行放弃，最后徒留一片茫然和犹疑不定，不知道是该感叹这样一种体系竟然留传千年直至今日更不可思议呢，还是该感叹哪怕只是一天，有人竟然能一直生活在这种统治体系下更不可思议！最后不得已，他就只能使用那个熟悉的旧短语来给其归类，给中国政府贴上“绝对专制”的标签，然后放下这个问题，不再去深究它。
站在一个中国以外的观察者的角度，得出如斯结论绝不稀奇。中国老百姓仅有很少、甚至是没有那些对西方人而言必不可少的特有权利和权益，而且说实在的，他们也并不渴望拥有这些权利。“陪审团审案”是不存在的，一般中国的被告人也会对这样的审判方式不以为然，他宁愿将自己的案子交托给父母官1人而非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审理。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就没有跟“人身保护权”沾边的只言片语，他们也不曾知晓什么是西方人常日高调谈论、耳熟能详的“权利守护者”和“自由大宪章”。
中国人对我们的选举只是觉得好玩而不感兴趣，对当政者的选定和法律的制定没有任何发言权。中国的法律只不过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它由各个个别案例累积而成。而所谓的法典——中国确有一部法典[1]——则是由千百年间堆砌起来的皇家政令、圣旨、诏书有条理地编纂、统合而成的。这些政令都是从无数以往的判例中校勘整理而成，几乎触及到了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案例和所有可能出现的细微情节。中国人普遍对律师持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抵触情绪。在西方所有的司法程序中，他们最为反感的就是在我们的法庭上，会雇佣律师、存在律师。中国有位著名的政治家曾对笔者说：“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常识可以帮助我们辨清事实真相，从而做出正确的审判，最后让每件案子水落石出，我们不需要雇人来扭曲事实、颠倒是非黑白。”
事实上，当所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越来越强调“政府的所有合法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这一论断的时候，中国人却至今连考虑都不曾考虑过这种理论。中国人的理论与其只差一词，它留存于仅一些人有幸得以阅览的一本古书中，这本书里明文记载着“皇帝的权力是由上天赐予的”。不管岁月如何流转，也遑论皇帝是贤明、昏聩或是中庸，中国老百姓都一直坚持着这种“君权受命于天”的“天子”之说。回溯到彼时种种已成为历史事实、化作了绚烂瑰丽的神话和传说的上古之初，千百年来，风云变幻，历经王朝兴衰更替，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却亘古未变。在这漫长的许多个世纪里的任何一个时期，你都无法发现中国政府体系做过什么重大调整。迄今为止，他们的史料记载表明，现今清朝的政府体系也几乎就是两千多年前尧舜时代的政府体系。
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说明中国人有改变其政府组织形式的意图或是为之做过努力。这套政权运行机制不仅仅存在，它还满足了在其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的需要。而且，非但中国人不曾批判、否定过它，它还被中国周围那些相对弱小的邻国们照搬使用。这种统治制度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制度存在的时间都要长，它统治着约占全球总人口1/3的广大人群，并且保证了其百姓们能享有适度的自由、和平和繁荣。就如同以前的多个世纪里一样，中国的这种政权制度显然如今也仍然令其被统治阶级心满意足。因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这种制度必然有其令人称道之处，必然存在着能激发人性美好、善良的那一面的因素。
不管是何缘由让这种体制维持了如此之久，都不能说是因为中国人性格中缺乏反抗精神，所以他们才会安静顺从，才会在这样的压迫制度下，没有如其他更激进的民族一般揭竿而起。的确，中国人是小心谨慎、行动迟缓和含蓄保守的，但同时他们也具有顽强不屈的独立个性，对自己的权益有着一种与生俱来、强烈坚定的热爱，也会像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一样，迅捷而又积极地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战。或许他们不会和其他民族采取一样的方式，但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中国老百姓起来反抗他们地方官的事迹不胜枚举，但这些起义都只是针对滥用政府职权的官吏，而从来都不是反对政府体系本身。据知，他们会用最具民主精神、最无礼唐突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地方官比如知县等。老百姓们甚而还会揪地方官的辫子和掌掴他们耳光。但这并不是由这些官吏要行使其作为执法人员的职责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滥用了自己的职权，凌驾在了“天子”赋予他们的权力之上。中国老百姓们常常会给他们的地方父母官取绰号，用以描述这位官员的特性或其执政风格。他们甚至还戏称皇帝为“我们的首席办事员”，当然了，极少人敢使用这样的称呼。
从理论上来说，将中国的政权体制归类为“绝对专制”似乎是恰当的，但是从其实际运作过程来看，这样的一种归类就不仅无法描述出它的本质，而且也是具有误导性的，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中国的政权体制就是一种简单而又纯粹的家长式制度。中国式生活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家长式制度源于封建宗法理念，即古时人们都普遍很尊敬和崇尚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中国的政府组织形式也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家长式理念之上。这一理念唯一的“专制”因素就是：在封建家长式宗法制之下，父母对子女拥有无尽权利和绝对权威。如今的大清帝国，家长式宗法制度发挥了充分的威力，它的执行比其他任何法令条规都要来得严格。这一制度的理论很简单，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父母是儿子的绝对主人，只要父母在世，儿子都必须顺从和侍奉他们。在我们的观念世界里，这也就等同于只要他的父亲活着，这位儿子就永远不会长大、不会老去，换句话说，他永远无法从其父身边独立出去。他必须在父亲生前一直随侍在旁，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一旦父亲辞世，他就必须为其举办一场极尽奢华的葬礼来悼念他，并要为父亲守孝三年，其间妻子决不允许生育，而且只要他活着，就得每年去父亲墓前祭奠两次。
大清律法规定任何人辱骂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或是妻子辱骂丈夫的父母、祖父母，都要被判“绞立决”。其他违背孝道的行为也会被判以各种极刑。它们是最为严格执行的大清律条。在法律上，中国政府保证每一位父亲于其一生都对儿子拥有无限的权力，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求他必须对其儿子的行为负责任。一个人触犯了法律，如果其父母和祖父母在世的话也将要和他一起接受惩罚。因为理论上说来，子不教，父之过，正是因为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失职，所以才未能将其教育成良民。1873年北京城内所发生的一桩令人震惊的案件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当时一名中国人被指控盗掘了某位王爷的陵墓，从其棺木中盗走了一些价值不菲的随葬品。虽然并无迹象显示他的任何亲戚事先就对其犯案行为有所察觉，更无证据表明有其亲戚亦参与了犯案，但是他整个家族5代共13口人，其中包括一个已年逾90的老翁和一个未及两个月的婴儿，全都被株连处死。罪犯和他的父母被凌迟处死，其他人男的被斩首，女的则被处以绞刑。
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大清国的整个行政体系就是由这样一种家长式权威支撑起来的封建宗法观念中发展而来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国家的一个缩影，而整个中国也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中国式家庭。一个有着专制的一家之主的家庭构成了大清国最小的行政组织单位，然后它们以最简单的加合方式组成了第二级行政区划单位——村庄。每一个村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村落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被赋予了一定的管理和控制权利，相应的，这些老人们也要负责教化年轻村民，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其遵纪守法。实际上这种半官方的“长者委员会”可以不受官府干涉，自行管控村里那些不太重要的事务，而且他们的意见在处理重大问题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种地方自治方式不仅得到了那些高级官员而且受到了登基的每一位皇帝的完全认可。以200年前的康熙皇帝为例。康熙可谓是中国最为贤明的皇帝之一，他曾连续颁发了18道圣谕，其中明确规定了其子民对他人以及对国家所应负的各种责任。为加强教化作用，他就曾下令让全国各地村子里的长者在每个月初一和十五将年轻人召集到一起，为他们宣读、详细讲解这些谕旨的全部内容或是部分内容。再往上，由村镇组成的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域单位是省，它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美国的一个州。整个大清国就是由这样的18个省组成的。
这个体系的中心人物自然是皇帝。他是陛下，所有大汉子孙——中国人很自豪地称自己为大汉子孙——都是他的子民。他的权力直接为神所授，他秉承天意治理天下。他的话就是圣旨，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就代表至尊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对中国境内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分财富都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是它们神授的主人。大清国不存在内债，在这样的政权体制下，也不会有所谓的内债，因为当皇帝需要原本就属于他、现在只是名义上为其子民所有的那些物件时，他无需借，只要直接取走即可。大清国所有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属于皇帝，只要他提出要求，凡16-60岁的男性臣民都要任凭其差遣。皇帝还另外担任着祭天司仪一职，这一神圣的职责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天下臣民们对他的敬畏，加深了他身上的神化色彩，另一方面也导致他只得深居皇宫内院，隐藏在重重宫闱之后，与世隔绝。他是上天之子，同样的，也是天神的大祭司。只有他可以代表自己的臣民在神圣的天坛敬拜和祭祀天神。在他履行这一职责时，没有受公众认可的其他人可以替代他或是当他的帮手。皇帝孑然一身，孤零零地站在他的子民和天神之间。对老百姓而言，天神是宇宙最高的主宰，是人间所有幸福和灾祸的源泉，是公正完美的法官，它时时刻刻都在惩恶扬善。而皇帝则是上天的儿子和仆人，站在他们这些子民和天神之间，搭建起了他们与天神沟通的桥梁。对于他们来说，天神是皇帝的先人，也是他们的祖先。
虽从以上描述看来，皇帝的权力好似是无限大的，但事实上他不会比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家长之权力更大，不会比他们更专制、更武断。这两种权力在本质和程度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中国的皇帝只不过就是他的臣民的家长。他在人们称之为“中华帝国”[2]这一国家的广袤疆土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所享有的特权和天下所有父亲都是一样的，即便是那些最为卑微、最为粗野的父亲在其家徒四壁的土屋和茅草屋里也行驶着与他一般大的权力。基于现实需要，他把自己的部分家长权威分给了各个等级和不同部门的官员，由此这些官员也就各自成了其辖区内老百姓们的父母官。因而，这样的家长制观念是串系着整个中国政权体系的主要线索，是这套政府运行机制的元理论。这也就解释了中国式的政府体系为什么可以维持那么长时间，以及为什么它对中国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威慑力。
那些皇帝任命的官员们被赋予了不少便宜行事的权力，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个行政区域例如村庄就都成了一个自治区。地方官们只需对结果即政绩负责，至于过程和方式即具体政策则由他们自行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辖区内维持秩序，伸张正义，最起码要做到不会让老百姓去京城告他们的御状，当然也还需按朝廷规定征收和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就都是天高皇帝远，无人会干涉他们了。这样一种自由政策带来了两面性的结果。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它给了地方父母官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可以去了解民意民生、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一些官吏可以滥用职权，借机为奸作恶。同时，在这样的渎职行为发生时，它也确保老百姓定会去谴责那些作奸犯科的官吏本身，而不会把矛头指向赋予了他们此种权力的朝廷和皇帝。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组织机构间不是衔接紧密的而是松散脱节的。因而中国老百姓才会在起来反抗的时候，抱怨的不会是政府的专横干涉，而是政府的漠不关心；控诉的不会是政府管得太多，而是政府管得太少。而一旦真有官员贪赃枉法，他们往往也会较迅速地出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从这个角度看来，皇帝虽说表面上拥有绝对权威，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发挥的威力却不大，倒似乎成了一个挂名首脑和傀儡，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必须说，从整体来看，中国的法律是温和、人道的，最起码要优于其他亚洲国家法律很多。乔治·斯坦顿爵士曾翻译过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他评价其说：“当我们把眼光从胡言乱语的波斯阿维斯陀经或是印度往世书转到这部专业、理性的中国典籍时，就如同从黑暗来到了光明，从一年老昏聩的世界来到了一通情达理的乐园。同时，这部法典中的各项法令条规都极尽详细、繁琐，我们很难找到一部欧洲法典能像它一样既内容丰富又始终相互连贯，或者能如它一般免于复杂、偏执和杜撰。
当然，这套政权体系里也有很多可以提升老百姓对皇帝及朝廷支持度、满意度的其他因素。中国政府设置了许多审查、监管制度来防止官吏滥用职权。京城大门永远向老百姓敞开，他们可以随时将状纸递去京城，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说来，这无须邮资、运费，也不需付出任何代价。尽管大清帝国政府并不会过多插手地方事务，但它有一套很健全的人事监察制度。京城中六部之一的吏部就是专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的官署。
除了擢升和罢免官员这样比较大的人事赏罚、变动外，如同学校记录学生荣誉、过失的考核制度一样，吏部还负责详细记录众官员日常表现中的功与过，而功过相较之后的结果就决定了他们日后的官场生涯。在决定官员升降、任免的众多因素中，某些条条框框从我们西方人的角度看来显得着实有些古怪。比方说，中国官员们即便是那些最高级别的官员也总是会因为一些明显不在他们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而主动向朝廷请求惩处。在中国，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权倾朝野的勇士和政客李鸿章就曾不止一次向皇帝自请责罚，而原因则是连日暴雨，他辖区内的某一条河决堤、泛滥成灾。另外某一个官员，虽不及李鸿章那么显贵，也曾因一场旱灾和连日饥荒导致其统辖省区饿殍遍野，而向朝廷自请卸职，想必他认为这完全是由自己造成的。
中央政府还设立了一系列封赏制度用以奖励那些兢兢业业、功勋卓著的官员。其中一项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和军功，赏戴花翎。花翎为孔雀翎所做，它又分无眼花翎、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其中三眼花翎最尊贵；一项是“赏紫禁城骑马”也叫“赏朝马”，即允许官员骑在马背上进入紫禁城的外宫门；一项是赏赐貂皮长袍；最后一项是“赏穿黄马褂”，这也是清朝皇帝对臣下的最高褒奖。这种马褂全用明黄色的绸缎或纱制成，明黄色即淡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极为尊贵。皇帝随时可以授予或是收回这些个人封赏，这不一定会影响官员们的实际官位和职权。上述后两项封赏仅最高级别的官员才够资格享有。有时朝廷也会追封那些值得称颂的忠臣之先人，赐予他们一些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表彰他们为国家和朝廷培养了最为热忱的、忠心耿耿的栋梁之才，可以说，这是一种出自善意却毫不适用的奖赏。
中国的此种政权体系绵延了数千年，赢得了来自社会各阶层持久而又衷心的拥护。它之所以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得归功于还尚需我们注意的以下两个最重要因素。
此种政权体系被描述为一种纯粹的家长制，它构建在家长权威理念之上。研究这一体系的学者可能会在以下两种观点中取其一。他们要么认为，这种政府组织形式就存在于中国人的基因中，留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要么认为人类在远古时代随意地选择了此种制度，而它的恒久流长就要归于持续的教育作用，是教育塑造了大众的思维模式，让其去迎合政府的基本理念。不管这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中华帝国”的观念深深扎根在了中国人的脑子中，它符合了中国人的价值审判标准，迎合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两千年来他们所接受教育的内容和范围都一直未变，至目前为止，“孝道”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和环节。“百善孝为先”，孝顺这一美德被看做是所有优良品质的来源和根本，是道德规范的主体内容，也是一切荣誉和繁荣的源泉。
孝道或许可以被称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每间学校的每本教科书都在讲授孝道，它贯穿着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不论是古时还是今日，那些奉行孝道的典范事例都会被上奏给皇帝，皇帝也会赐予这些孝子们非凡的荣誉。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中国所有的男孩和女孩都听过那些将“孝顺”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的人们的故事。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这些故事里主人公的名字和他们善事父母的“孝行”了如指掌。这其中，二十四个孝子以“孝行”感天动地的故事经过多方宣传，在民间流传最广[3]。而前文已提到的康熙皇帝颁布的《圣谕广训》[4]中，就专有一章用以劝诫人们要行孝道，其中为诠释“尽孝”所能带来的益处，还专门举出了一个“二十四孝”之外的孝行故事。这一故事太有趣、太特别了，很值得译给读者一读。它的大致情节如下：常州地区有一陈姓大户人家，一家数代同堂，700多口人聚居在一起，而且全家坚持同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同时他们还养了大概115～120条狗，这些狗也坚持要一起进食，如若其中一只没有及时赶来就餐，其他狗也会拒绝吃食，要等它一起。就此，康熙这位受人爱戴、英明贤能的皇帝教化老百姓们道：“你们看，这陈姓人家的生活是多么和乐融融啊！他们的孝行甚至令牲畜——狗都被感化了！”
我们或许没有必要去探询是否故事里这户陈姓人家真饲养了一种特殊品种的狗，又是否康熙皇帝被臣下编造出来的虚假故事欺骗了。因为无论如何，这个故事都很好地揭示出了：中国政府为将“孝道”思想灌输给老百姓用尽了各式各样的方式和手段，直至“孝顺”这个词在他们脑子里成了所有美德的同义词，而“孝道”在他们心中也成了一切宗教的至高境界。孔子时代这一思想已然存在，而孔子将此种孝道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一再推进、强化，极大增强了它的影响力。在孔圣人看来，孝道就是一切个人、民族美德和智慧的根本和结晶。2000多年间，他的著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引导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政策。上至皇帝、王爷贵族，下至乞丐、市井小民，都在争相引用他的话语。引自他的言论平息了许多争论，化解了众多纠纷。毫无疑问，这种长期持续、一脉相承的“孝道”思想教育和中国政权体系的基本理念——家长制丝丝相扣，在每一方面都结合得严密无缝，因而它是中国式政权机制之所以能维持如此之久并牢牢禁锢住老百姓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政权体制保持长盛不衰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处理国家事务的行政官员都是从人民大众中遴选出来的。整个皇室，除去它的家长——皇帝之外，从未过多占据朝廷的官职，或是干预国家政事。虽说皇家成员、皇帝亲属可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年长的儿子、年幼的儿子、女婿、近亲侄子、远亲侄子等等，但这些世袭有封号的皇室贵胄并没有国家公共资金的援助，也未占据朝廷的一切显耀职位或是捞到政府的所有肥缺。皇帝间或赐封的那些很少的爵位头衔也只是名义上的荣誉，空有其名而无实权。它们仅仅是对个人突出功勋的褒奖，从不意味着谁下一步就能获得实际的一官半职或是半厘半毫。虽从某种角度上说来，爵位头衔是世袭的，但它们是有期限的。因为按朝廷规定，通常的世爵均定有承袭次数，一般是每一代减一等，袭次既尽，世爵也就取消。即便是皇家子弟亦无例外。笔者曾多次雇佣一个帮工，他的家族是皇帝的血亲，曾被赏赐佩戴皇家黄腰带，但他却只是一个泥瓦匠，一天仅赚六分钱。
因而在皇帝和他的子民之间，不存在享有特权的阶级或给他们造成隔阂的人群。就连皇位继承权本身，虽说它实际上只是一个世代承袭的问题，但也并不一定非得恪守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即皇子是否具有嫡长身份不是选择皇位继承人的唯一标准。皇帝自行选立储君，他理当从选贤的标准出发，观察其各位皇子的言谈举止和性情特点，然后从中择定他认为最有经世治国之才的皇子作为自己的皇位继承人。嫡长子常常被撇在一边，现今这一王朝——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就是其父皇的十四皇子[5]。理论上说来，皇帝可以完全跳脱出皇室范围，从其他任何臣民家中挑选自己的继位者。当然，这仅归于理论，从未被实践过。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一窥中国的政府组织形式吧！皇帝独立于天地之间，他是天神之子，是整个“中华帝国”数千百万老百姓的父亲。他通过一整套精心设计的规章制度，从黎民百姓间拔擢出了各个等级、各种职衔和各责任部门的官员，作为辅佐自己的左右手和耳目。仕途之门对所有国民都是敞开的。“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男孩都可能是日后的首辅宰相。但每一个人都必须从官场阶梯的最底层开始一级级往上爬，至于能攀升至哪里就要取决于他自己的能力、热情和对皇帝的忠诚度。这不仅仅是空谈和理论，这是个事实。因为曾身居高位，我们自然也很容易就能追查到他们的过去，在以往的许多个世纪里，中国大多数首席国务大臣——宰相、首辅、军机大臣或是总理大臣等，都是出身于贫苦人家，那种贫寒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也该庆幸我们没有经受的。在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的一两个例子：文祥，清朝著名政治家之一，曾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多年。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其父仅靠租种不足10英亩农田来养活一大家子人。文祥的同僚和继任者沈桂芬则是一位街头小贩的儿子，他的父亲一天如若能通过自己的生意赚到10分钱，就会觉得无比幸运了。这些案例都绝不是例外，他们使得“贫穷人家走出宰相”几乎变成了一条定律。
除去选拔制度即官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之外，那个伟大的东方帝国现今正时兴的政权机制和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所依循的政府体制之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和美国一样，政府都是属于人民的政府，行政官员都是从民间择选出来的，每一个被统治者也都可以心怀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统治者之一的宏图远志。而正如预期般，由此就带来了以下众多结果：在中国，普罗大众都抱着雄心壮志，积极去争取那些公认属于人民的政府职位；老百姓保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的言论权利，可以去评论和批判其地方父母官的执政方式和行事作风；同时这也在大众意识中种下了普遍的民主精神的种子，这最后一点是那些无法解开谜团、将中国政府体系看做是“绝对专制”的西方人最感到异常、最无法理解的。或许没有比中国老百姓们在谈及他们的行政官员即便是那些最高级别的官员和皇帝时所采用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更好的证据了，这种态度上的迥然差异最直接地证明了：在中国，各阶层人民都完全明了其政府机制的理论和实际运作模式的基础——家长制。老百姓们以最自在的方式讨论着前者：他们对官员们的政策法令和私人生活评头论足，给官员们取各种绰号，也总是把官员们当做自己的“伙计”来看待。但是谈论起后者即皇帝时，他们就从来都会是屏住自己的呼吸，使用着最为崇敬和虔诚的语气。
不难知道，这样一种政体要合民心民意，保持长盛不衰，就必须高度重视老百姓的情感需求。缺乏管制或是暴政压制，这两极分化的统治方式中国老百姓之所以都可以接受和宽恕，是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某些特定官员的错误造成的，而非朝廷或是政府体系本身有问题。同时，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中华帝国”境内每户人家都至少有或是希望日后能产生那么一门在朝廷供职、为官的亲戚，这就使得他们更易满足，对官员们生发了更大的包容心，对其可能会犯的歪曲正义、颠倒是非、玩忽职守等种种错误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若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行政官员们是来自和择选于民间，本身也是他们的一部分，那么对这些错误行为，老百姓们只怕是一刻也无法容忍。
中国这种拔擢处理国家政事的官员的制度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进一步介绍，它对于保持和维护中国的政权体系和统治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 释
[1].这里指的应该是清朝的基本法典《大清律例》。
[2].中华帝国（The Central Empire），又称中央帝国或中央王国，也就是中国。是明清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称呼。明代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开始称我国为“中国”、“中华帝国”、或“中央帝国”等，而不使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当时和传教士有交往的一些士大夫，也用“中国”来称呼自己的国家。事实上，“中国”一名虽有3000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简称“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作者全书都是以“the empire”等而非“Qing Dynasty”等来指称当时的中国。这里第一次出现完整的“中华帝国（The Central Empire）”一词。
[3].古时“孝道”的典范，莫过于“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序而诗之，用童蒙，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后来的印本配上图画，通称为《二十四孝图》，流传甚广。二十四孝故事包括鹿乳奉亲、百里负米、芦衣顺母、亲尝汤药、卖身葬父、卧冰求鲤、弃官寻母、刻木事亲、行佣供母、闻雷泣墓等等。
[4].事实上，《圣谕广训》是由清廷颁布，并运用政治力使之广为刊行的官样书籍。此书的内文，基本分为康熙《圣谕是十六条》与雍正的《广训》两个架构。《圣谕是十六条》乃摘自康熙所颁上谕，而《广训》部分，则完成于雍正即位次年，雍正就康熙《圣谕十六条》各条目，创作了十六篇短文，以及一篇序言，成《圣谕广训》。
[5].事实上，清朝并无哪位皇帝是十四皇子，但是皇位非嫡长子继承的现象则实属普遍，如康熙为顺治第三子、乾隆为雍正第四子等。而道光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