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困于闭关锁国政策以前的许多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那个由她自主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中心，也是这个体系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这个星系里一颗永恒的行星，是其中最强大、最文明的天朝帝国，被围绕着她的其他卫星国尊崇、憧憬着。
中国和西方世界仅于30余年前才开始互相交流。中国签署第一批条约以承认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存在也不过在大约50年前。而且那些条约就只是起到初步介绍的作用，缺乏双方同意互相进行亲密往来、缔结友好关系的切实条款。从前的中国至多不过沿海地区的三四个口岸对外国居民和商人开放，外国人在大清帝国的领土四处游历则是不被允许的，北京禁止所有外交代表驻入，我们的公使团也滞留在军舰上、游弋在中国海岸。只要上述这些情况继续存在，那么我们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就会少得可怜，而中国人更无从进一步深入认识我们西方世界。
以上这种局面从1848年8月29日中国和外国势力签订第一份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861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才得以改变。天津条约规定外交代表可以常驻北京，各个阶层的外国人均可在大清帝国境内自由游历。
然后在人类历史上，两个伟大却截然相反的族群第一次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于是，开明、激进、敏捷、热切、机警的西方人遭遇了保守、华丽高贵、宁静平和的东方人。进取与保守相互交锋。已经跨入蒸汽、钢铁和动力时代的西方世界蠢蠢欲动，开始对孔子儒家思想主导的东方世界步步紧逼。各位读者，你们不妨来想象一下以下这个画面：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现代商人经引见来到了一位中国圣哲面前，两人被单独留下以互相了解、熟识，于是在此过程中他们都开始不断获得
对于对方的印象和认识。然而与此同时你们还需要注意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位圣哲其实极其不愿意接见这位商人。如此一来，你们就会对我所说的中西方最初开始交往时的情形有个清晰的认识了。
可以说，中西方之间绝对没有支撑相互交流的共同点，双方也无遵从互惠互利这个基本原则的意愿。我们西方人的确很希望能和中国人进行通商贸易，但是中国人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愿意和我们进行贸易的尺度。广州是中国仅有的一个允许与西方人进行贸易的通商口，他们还给中西方在广州的通商贸易设置了重重关卡，进行了种种限制。在这里交易的方式就是中国人用绳索将成捆的丝绸和成箱的茶叶从有着坚不可摧的城墙的城垛上放下来给我们，我们再把墨西哥银元和英国鸦片绑在那条绳子上传递给他们。可以说这条商贸之路的基础是极端薄弱的，因而至目前为止，西方人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限制机制而非鼓励机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是特别不愿与美洲和欧洲缔结政治和贸易双边关系，事实上她是拒绝拓展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的交流。清政府曾颁布法令禁止国人前往境外地区，如若谁胆敢违抗，回国的时候一旦被地方官吏发现，他就要被砍头。这项法令虽然多年间都未曾被执行过，但是它依然有效。清政府还禁止建造任何超过六英尺的帆船、船舶和舰艇，这一规定使得在中国除了短途之外的所有沿海航行都变得既无利可图又凶险异常。既然中国的港口不对其他任何国家的船只开放，而她本国的船舶又都连适当长度的商业航行都无法胜任，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推知中国既无意于欢迎任何外国来宾到访，更无意回访任何人了。不受限于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的唯一例外是有限数量的一些暹罗商船，它们都需定期注册登记和提供特许通行证。这些暹罗商船可以在曼谷和一些特定的中国港口进行往来贸易，它们每年都沿海航行一周，夏日里乘着夏季风或是东南季风悠然北上，冬日里又乘着西北风漂流回家。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是什么导致清政府选择了这种完全的闭关锁国政策，也不在于评判这种政策是正当还是不妥，但是清政府因闭目塞听而对西方国家的特性和地理位置一无所知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以下就是一些与此相关的实例。首先，现在的德意志帝国以前曾派遣外交使团来到中国，想要与其商议一项条约，但被清政府断然拒绝了。而后在英国公使的善意调解下，清政府才同意与德国进行商谈。对此，清政府给出了如下幼稚天真的解释：他们之所以改变想法同意与德国商讨条约是因为英国代表告知他们说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而且德国的国王还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另外，1870年，北京的某位最高层的政要官员因特殊任务要出使欧洲，临行前他吩咐下人除了其他行李之外，一定不要忘了为其准备150磅食盐，这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食物里一定要放盐，但是怕要去的那个地方会很难买到食盐。而且就在不久前的1884年，还有人偶然听到清政府的一位皇室内阁大臣在询问他的同僚说，“外国人有任何形式的婚姻制度吗？外国人是不是就是男女随意、混杂地生活在一起啊？”
随着这种完全无视而来的，就是中国人对于我们这些未能受到大清帝国文明洗礼的“不幸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相貌特征，产生了一些极为荒唐可笑的看法和认识。对此感兴趣的人类学研究者或许可以在北京或其他中国城市的书店里找到一些对“异族野蛮人”进行了生动描述和刻画的中国当代书籍[1]。这些书用很多精心设计、制作的水彩插图勾勒出了几类外国人形象。一类外国人有着长可曳地的耳朵，一类外国人有着奇短无比的腿；而书中对另一个种族外国人的描绘铁定会让这些人类学研究者们得出中国人一定听过而且是精确地了解“大猩猩”这种生物的结论；另外好比一种浅浮雕上隆起的节一般，一个族群的人们的脸像瘤子一样长在胸前；还有一个族群，人们的脑袋就长在左臂下，因而他们可以轻松自如地携带着它。由此种种，我们也就丝毫都不会讶异于中国人不愿和拒绝与这些他们知之甚少却又浮想联翩的外国人打交道了。
在受困于闭关锁国政策以前的许多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那个由她自主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中心，也是这个体系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这个星系里一颗永恒的行星，是其中最强大、最文明的天朝帝国，被围绕着她的其他卫星国尊崇、憧憬着。在她的东北边有朝鲜，北边有蒙古各氏族，西边是喀什和撒马尔罕，西南是喜马拉雅山、雪域高原上的西藏，缅甸和暹罗在其南面，安南和交趾分布在其东南边境，而琉球这个小小的王国则横亘在中国海的外围。他们围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系统、一个世界，中国就是这个系统和世界的中心。这些卫星国用尽了各种极为巧妙、丝丝入微的抬举、仿效方式来奉承他们这个天朝邻国。他们照搬中国的文明方式，尽可能地设立中国式的政府体系，他们借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其中一些国家还在书面语中采用中国的文字，他们从中国汲取艺术和文学的营养，他们都奉请和尊崇中国来做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女主人。中国是解决他们国内和国际纠纷的仲裁者，她还时不时发兵帮助他们平息叛乱，她自视为也被推崇为整个东方世界的守护者和管理者。
下面笔者会继续使用行星系这种说法。在这个行星系里，日本是飘忽不定和危险的一颗彗星。日本或许是所有东方国家中从中国那里获得了最大、最切实利益的国家。她所拥有的艺术知识、书面文字、大部分文学作品和至少一种宗教体系都是从她伟大的大陆邻国那里借鉴而来的。日本所赋予其两种名扬于世的主要产品“茶叶”和“蚕丝”的特定称谓也恰恰证明了它们是从中国引进的。但是日本总是那个引起麻烦、爱寻衅滋事的邻居，总是那股对中国的最高权威进行挑战的不安分势力。如果你认为中日两国之间近年来的纷争是一种例外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10个世纪历史的现代演绎罢了。
除了日本和中国之外，上述所提到的各个国家和中国间都建立起了一种界限明确、彼此心照不宣的关系和往来方式。即每年新年来临之时，那些小国都要派遣使团到京朝贺，向中国皇帝进献贡品，表达新年祝愿。届时中国皇帝将会设宴款待他们，而他们回程之时也定会满载着中国皇帝给其国家君王的回礼，这些回礼一般都会比他们带来的贡品更贵重，以彰显中国皇帝权力远远在他们君王之上，而财富也要比其多出许多。直至最近几年暹罗国王才不再向中国皇帝进献白象，而过往其所进献的白象中一些至今还生活在北京皇家养象的“象苑”中。同时如果不说是在若干个世纪里，那也是在几十年间，1894年-1895年的冬天可能是朝鲜国王第一次没能派遣使团去中国首都朝拜。在很长的岁月里，中国和朝鲜的物资运输和相互交流都完全是依靠那些被派遣去中国的使团，他们的随行队伍中还总是会有大批商人。中国政府赋予了这些商人特权，不对他们所买卖的商品货物征收任何形式的赋税。而当这些卫星国面临王位继承权问题时，为防止出现几位候选者为此而互相残杀的局面，一般就由中国皇帝的意志来决定谁将是下一个继位者。其中某些国家虽说只是在形式上，新的继任者还是循例要派一位特使去北京向中国皇帝禀报自己的继位情况，并且恳请能够得到中国皇帝的仁慈首肯。这种决定王位继承者的方式在朝鲜和安南[2]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预想般，精于严密算计、极度现实的西方人对这种维系松散的典型东方国际关系制度感到极端困惑，也产生了很多误解。在西方人的词典里，没有一个词语可以描述出中国相应于其卫星国的地位。因为在我们的概念系统里，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现如今被暂且、勉强定义为一种宗主国制度，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一个更适合的词语去说明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无法准确地理解它。然而不管这种国际关系是什么，它都不会是一种宗主国制度。因为构成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的最大关键点就在于：其一后者必须定期向前者纳贡，其二后者必须向前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是在这种东方国际关系中，无论是这两个条件的哪一个都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中国总是再三地向她的这些相对弱小的邻国们派遣士兵，以帮助其平息国内的谋逆造反和武装叛乱，但是却从未要求也不曾得到他们诸如此类的军事支援；同时除了互换新年礼物之外，这些卫星国的君王们也无需向中国皇帝交纳任何形式的贡品。至于所谓的互换新年礼物，那也是中国获得的永远要比赠出的少得多。
这种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有多模糊、多飘忽，那么它对于东方人来说就有多简单、多明晰，因为这恰恰符合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东方人将它称作是一种长兄和幼弟的关系。中国在提及她与其卫星国如朝鲜的关系时，总是使用原本用以表达一个家庭的两个兄弟这种亲属关系的称呼。在中国，这种宗法家长制绝不只是昙花一现，它奠定了其整个政府体系的基础。在这个制度下，兄长拥有超然于弟弟们之上的绝对权威，同时也需要对他们负相对责任。如果能将此牢记于心，那么我们理解起维系中国和她周边较为弱小的国家之间这种纽带关系来，也就会容易多了。既然这种制度的实行或废除都是因人的意志而定，那么它事实上就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威和精神上的控制，我们西方人对此是全然陌生甚至是尤为反感的。但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执行它还是否定它，这种制度才会如此合东方人的意，他们才会如此大加推崇它。
只要深入思考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正是千百年来中国在东方世界所享有的这种“天朝上国”的绝对权威，以及来自于那些相对弱小、文明程度尚低的邻国的无尽恭维、崇敬、奉承和颂扬，才导致了如今中国通国上下的虚骄自大，也因此让她有理由用几近蔑视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未以她为榜样从而未按照她的模式来塑造自身的化外之邦。中国居于一个由其谦恭的崇拜者们组成的小圈子之中，她摈弃任何异己进入其间。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中国或多或少还和印度有着来往，因而从东方人的视角和立场，她深知和欧洲的交往对印度这个伟大的南亚帝国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中国对于与欧洲和美洲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千百年来，她始终维系着东方行星系中那个稳定而又荒诞的霸主地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一致判定：被强迫和我们西方人相识、交流将会是破坏他们目前这种平和稳定局面的最坏诱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为悲哀的现实。
在这里，本书并不是要讨论如果有必要的话，任何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利以武力来胁迫另外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维持商贸往来和友好的外交关系。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国际法的权威人士们去思考。本书也不是要就鸦片战争的正义与否发表评论。笔者的意图不在于记录关于鸦片战争的各种不同观点，而在于尽可能如实、准确地描绘出它的真实情形。相信对于鸦片战争，每位睿智的读者都已充分了解事情的大致轮廓，都能够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事实上鸦片战争还唤醒了中国人心中很多沉睡的情感，中国人对它也持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且它也固定和歪曲了中国人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严重影响了中国外交的整个历程，于此种种，我们却没有充分理解，而关于鸦片战争的深远影响也未被得到清楚的认识。因而如若想要了解当代中国人，那就不得不先认真分析下奠定了其整个背景画面基调的鸦片战争。也仅仅是出于这一原因，以下本书将对鸦片战争进行介绍。
从1842年攻击广东虎门炮台[3]到1860年攻占北京北面的一个城门并火烧圆明园，不管导致这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陆海征战的其他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其他原因还有多少，又是如何严重，在中国人看来，这些行动的目的归结起来就只有一个——鸦片。他们认为西方人所有的其他申诉和不满都只是托辞和借口，都只是编造来推动一个主要目标的，那就是要打开中国的大门，将她作为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用以倾销他们那些种植于印度的鸦片。
对于中国人而言，事实清楚明了，而他们的逻辑也不容置喙。其实早在1842年之前的多年间，因为他们多次明里暗里触犯清朝的律法，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和中国广东地方官员就因毒品走私到中国这一问题屡有摩擦。随着东印度公司租约的到期，双方的矛盾也就进一步激化了。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东，道光帝坚定明确地诏令他，要不顾一切代价严厉禁止、彻底断绝、完全取缔所有形式的鸦片贸易活动。由此双方矛盾达到了顶点。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不久，就了解到在广州伶仃洋面的英国鸦片泵船有22艘，所运送的鸦片总价值高达900万美元。这是对中国律例的公然违抗和亵渎，因而根据通行、公认的律法，这些走私的鸦片连同运送它们的船只都应该被扣押和没收。林则徐要求外商自行呈报、上缴这些鸦片，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一再带头推阻，在林则徐的强硬要求和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下，他最后才不得不遵命缴出所有鸦片，并保证没有正在途中还未运送到中国港口的鸦片了。这被担保的共20291箱鸦片立即被彻底销毁了。林则徐下令将其投入两个在虎门海滩挖出的池子中，并在池子中灌入海水，等鸦片泡透后放入石灰进行销毁，然后落潮时再开涵闸，鸦片残渣泄入茫茫大海。在此过程中，军官们驻守于现场各处，以防止任何人趁机带走毒品，一个中国人因试图趁乱偷走些许鸦片，而即刻被斩首示众了。毋庸置疑，通过这种强硬的彻查方式，每一盎司鸦片都被销毁了。由此可见，以下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国政府拥有彻底杜绝鸦片贸易的坚定决心，拥有要求上缴和彻底销毁这些走私毒品的权利，而且拥有一位忠实的人民公仆——钦差大臣林则徐，他忠实、彻底地执行了自己所收到的指令。
中国人推断正是因为这一场合理合法、值得颂扬的禁烟运动，才使得英国派遣了陆军和舰队来到中国。中国的一些重要港口被英军攻击并占领，舟山群岛失守，六朝古都南京也被英军包围。大不列颠帝国可谓是把刺刀的刀尖架在了中国的脖子上，从而强迫中国与之签署了南京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需要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被焚鸦片，300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1200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此外清政府还将香港岛无条件割让给了英国女王。
这些就是深深印在了中国人脑子中的关于鸦片战争的事实情形，这些定格在了中华民族每一位子孙心灵深处的记忆永久地影响了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虽说事实上英国对中国其他的严重的抱怨与不满之处也对这次战争有着强有力的干预作用，而这些作用远非鸦片所能带来的。但是去跟中国人解释说不单单是鸦片，这些其他原因也同样影响了英国的此次行动，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你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就会通过指出以下这个事实来反驳你：直至1860年英法联军真正攻陷北京之前，那些针对我们国家的武力行动就没有完全停止过。我们的皇帝逃离了北京城，并在流亡途中病死，最后中国政府也被迫作出更大的妥协，同意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而不正是直到鸦片贸易被确保合法，大不列颠帝国才暂将其刀剑枪炮收起，而转为采用安抚、怀柔的语调和政策吗？明白人都知道，对此，中国政府曾多次、急切地作出努力，试图说服英国和中国采取一致行动，立即或是逐渐禁绝鸦片贸易，但是对于中国的这些呼吁，英国要么置之不理、不予回应，要么直接回绝。这样的事实让中国人更加坚信自己的推论，也加深了他们对西方世界的厌恶和怨恨之情。
这样的背景形势所带来的更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强制打破，她不得不直面现代西方社会，也被迫卷入了全新的、非其想望的国际关系中。从中国的角度，她会抱怨这是一次西方世界对其未经授权、无正当理由的入侵，这实属自然；而中国会误会和曲解那些诚心诚意想要为其最大利益服务的人们，这也在意料之中。她的统治者对现代国际法律的条例法则和专业术语、对各独立平等的国家之间交际往来的规则一无所知。因为这种无知，他们常常让中国政府陷于不利和错误的位置，输掉那些原是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本该获胜的外交战争。和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一样，他们也深知这个事实，只是无法抛下高贵的自尊，也过于保守矜持，所以无法公开承认这一点。清政府的一位内阁大臣曾在某一场合对笔者说：“无论哪一方是正确和正义的那一方，都不会有任何差别。不管问题是什么，最后中国总是不得不对其负责任。即便情况有利于我们，我们也总是会铸成大错，以失败告终。”这一悲哀剖白恰恰反映了最真实的情形，其所包含的真实度或许比说话者自身所能感受和意识到的还要高得多。
以下就有个实例，这事例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却充分印证了此内阁大臣的抱怨之辞。从古时候开始，北京城就有个规矩，那就是皇帝出巡时，他的銮驾所经街市都必须完全戒严、封闭，禁止其他一切人等通行。一次皇帝又要出行了，中国外交部提前两天就给各国外交代表发去了一份谦恭有礼的公文，知会他们说：此次因皇帝出巡所要封闭的街道并不在你们外国人居住区，您不会因此受到一丝一毫的打扰，而且此次交通中断仅仅只会持续几个小时。然而，除了唯一一家公使馆外，其他所有驻京公使馆都在回文中表示了对中国此种行为的不满。在这个事件中，清政府错就错在它过于想表现自己的礼貌和谦恭了。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和美洲国家首都的市政官员，更不用说枢密院，会因区区一件封锁了几条街道的小事而不厌其烦地去通知他国外交机构。他们只会简单地封闭街道一天，如果需要的话一个月，如若他国外交代表对此行为有任何质疑，他们也会迅速而有力地将其驳回。
当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人时，当我们能够认识到他们本身所持有的很多错误、缺点和优点时，当我们能够精确描绘出这头三十年间他们和外面世界的交往过程时，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这一时期并非对她古老的行为方式改变得太少了，而是改变了太多，顺应了太多，总体上她是在很温顺地迎合着现代社会的要求和需要。虽说表面看来像是如此，但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并不是淡漠、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当然他们骨子里还不免是小心谨慎、含蓄保守、骄傲自满的。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不那么令人舒心的境况下，被人从千百年的沉睡中粗鲁地摇醒了，而想要安稳地再铸和重塑这4亿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则还需要很长时间。
对比中国和日本在受西方文明影响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既无效力，亦无意义。因为这两个民族本质上截然不同。这就好比一个人总是能更轻易地脱下和丢弃从别处借来的那些衣饰，而恋恋不舍于自己亲手一针一线辛苦缝制、原本就属于自己也几乎已成为自己身体一部分的那些服饰。由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日本要脱下东方服饰，而改换西式服装，主要不过就是丢掉从中国借来的衣物即可；但是与此相反，千百年间，春去秋来、冬来夏往，随着时光飞梭流逝，中国人亲手设计、慢慢而又艰辛地编织出了属于自己的衣物。因而对于中国而言，“该换西装”也就意味着要舍弃这珍贵的一切。
除此之外，中日两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无论是在结交之初还是实际交往过程中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一切似乎都更有利于日本。鸦片战争正式而又强制性地将中国引入了所谓的“国际大家庭”，关于这一点，前文已进行了充分论述。而就在此事件后不久，日本也同样是在西方刺刀的刀口下，被纳入了这个国际关系体。美利坚合众国为日本举行了“欢迎典礼”，并签订了双方第一份条约。中国和日本都设立了严格的律法，禁止走私和吸食鸦片。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和中国签订了首份条约的人们是如何对待和无视这些法律的，但是与之不同，我们的外交官进驻日本时，却严格认真、审慎正直地尊重和遵守了日本的这些法规和意愿，这也就在实际上增强了日本当地政府执行禁烟的决心和力度。尽可能以最为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形容这种差异的话，那就是大不列颠帝国妨碍和干涉了中国政府执行禁烟的法律，而美利坚合众国则对日本的禁烟行动给予了道义支持。这一开始出现的完全走两条不同路线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比我们通常料想到的要深远得多，甚至于它都足以用于解释造成今天两个国家不同地位的原因。1872年，那时中日之间尚未建立条约关系，一批定居于日本的中国侨民向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状，要求转呈给朝廷。他们为自己在日本所遭受的种种不平和艰辛而鸣冤喊屈，抱怨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烟民，而日本政府严重干涉他们吸食鸦片的行为。这些侨民陈述和总结了自己因此而受到的各种折磨，并申诉说警察甚至还会习惯性地在夜深时闯入他们的卧室，闻闻他们呼吸的气息，以验明他们有无吸食鸦片。
1878年，清政府向美国提请：从中国政府自出经费资助的在美官派留学生中选派出若干名，进入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进一步深造。虽然这一要求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但清政府在那之后的三年为达成此事持续真诚地敦促美国政府，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拒绝是导致“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4]”被撤回的主要原因，而这项留学计划可谓是清政府为与现代文明方式及理念相接轨而采取过的最切实的规划。在中国尽力推进这一计划的同时，正如中国当权者们了解到的那样，由日本政府派送和资助的留学生正在安纳波利斯军海军军官学校学习各种关于海战的技艺与科学理论。中日两国之间最近爆发了大规模海上战役（甲午中日海战），其中日军的一些主要将领即是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我们当然无法估算美国准予日本留学生而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战役的结果，也同样无法知道我们这种拒绝行为会令一个原本就充其量只是半心半意于改进自身、更不确定也心怯于如何最好地推进这种改变的国家变得多沮丧气馁，多心怀偏激。
美利坚合众国和但凡中国移民所能到达的英国殖民地，这其中也就实际上包含了所有还会将中国苦力当做人看的国家，都通过了反对中国移民的法律。但是这些国家却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日本移民的立法行为。尽管中国政府也坚决反对本国人民向外移民，但是它并没有将自己的人民看做是社会渣滓，自然而然，它也会反对那些歧视和区别对待中国人的法规。
以上所进行的对照和比较不是为了跟谁争论什么或是谴责谁。长久以来，中日两个邻国互相强烈猜忌着对方，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们千百年的与世隔绝、自我封闭状态都被西方世界打破了。在此，笔者也并不想论及西方世界对他们所采取的不同路线的行为方式哪个明智或是轻率，又哪个正确或是错误。只因它们是对如今中国的态度和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实情况，所以才会被提及。也因此，任何人如若想从表层上和深层上都能更精准地了解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和中国曾设立过的那些组织机构，那么他（她）都必须记住这些不同的行为方式，如此一来，他（她）才能在脑子中勾勒出今日中国之种种情状。
自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至今已有30年，她毫无预兆、毫无准备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得不开始面对许多微妙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而这每一个问题都关系着国家存亡。在这30年间，中国主要由两位实权人物主导着国家政策、把握着大清帝国的命脉。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是唯一一位留守京城的皇室中人。他临危受命，与手握重兵的各国外交代表签订了议和条款。自这一事件开始直到他1884年退出官场，在清政府的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中，恭亲王奕都是目前为止最为卓著、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名字对于大多数外国人而言，或许没有直隶总督李鸿章来得熟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居住在京城而非通商港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皇室尊贵身份使得普通旅人很难接触到他，其皇家威仪也让普通外国人难以接近他。但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恭亲王奕才是清政府的真正首脑腹心，而李鸿章则是清政府的左膀右臂。
在其公开政治生涯的一开始，恭亲王奕就成功开启了一套与西方国家相互交流的外交体系，创立了有着前所未有的高效率的海关制度；与此同时，他还镇压了华中地区的太平天国起义，紧接着又镇压了西北省区的回族农民起义。他以令人咋舌的宽厚条件平息了外国政府因惊骇至极的“天津教案[5]”所产生的怨愤；在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时不愿行使跪拜之礼的问题上，他一开始也坚决反对，而后其具前瞻性的睿智眼光告诉自己继续反对会招致危险的结果，于是他屈服了；他在伊宁[6]事件上以计击败了俄国，他还杜绝了“苦力贸易[7]”，最后他因为法国侵占、中国失守越南南圻[8]相关问题被罢黜[9]，但所制定的针对此事件的政策还是被其后继者成功沿用了。
恭亲王奕訢是一位东方外交艺术的大师。在每一场特定的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外交竞赛中，他总是注重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对手，甚至这种关注度都会高于他对双方正在磋商的那些重要问题本身的关注。他可以专横也可以和柔，可以粗鲁也可以谦恭，可以坦率也可以含蓄，可以迅速敏捷也可以不疾不徐，可以很有耐心也可以性情暴躁，这一切都因他的最终行事目的而定，他能以令人瞠目咋舌之速度从一个角色迅速转到另一个角色。恭亲王奕成功的最大秘诀就在于他事先就已经对何时需要作出让步了然于心。他表面的突然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动摇不定，这只不过是其所戴多重面具之间的互相转换罢了。在这些面具底下，他研究着自己的对手，估测着对方坚持自己立场的决心有多大，然后再来决定自己的应对之策。他绝不会事先摆出任何退让之姿，甚而在临近最后一刻时，他会显得越发坚定和不屈不挠，但当他的对手要使出杀手锏或进行最后一击时，他又会迅速卸下自己作为敌人的面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笑容可掬、百依百顺的朋友样子。
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项外交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奕可谓是不二人选。整个大清帝国没人能比他更了解她的未来可能性和现今的固有弱点，也无人能拥有他那样广泛丰富的经验，承担过他那样沉重的责任。在恭亲王奕任总理衙门大臣的24年间，有过一位仅亲政了两年的皇帝[10]，他是一个脂粉气重、堕落邪恶的男孩，最后在其放荡、腐败、挥霍、荒淫的生活中死去。实际上，在恭亲王奕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都是决定国家政策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睿智、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最近被清政府重新召回，官复原职，这可谓是大清帝国的一个重大收获。
李鸿章1822年出生于中国华中地区的安徽省。他来自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这个家族现已因李鸿章此辈弟兄几人均身居朝廷要职、被赏赐顶戴花翎而声名显赫，他的母亲也因此被中国女人奉为学习的典范。李鸿章发迹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那时他尚是太平军势力强大的某一省份（江苏省）的巡抚。李鸿章曾反口下令将其诱降的太平军5位天将和藩王斩首，而这些太平军首领们是在英国戈登将军出面作保、承诺他们及其部下性命无忧并免于刑责的情况下才投降。[11]1871年[12]，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并担任该职至今。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最高级别的总督，因为京城亦在其辖区内。
李鸿章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因而他的举止仪态和思考方式都更像一名军人，而非政治家。他的身形在中国人中属特别高大威猛的，他的嗓音粗哑而又雄浑，但给人的感觉是极为平易近人、民主开化的。除了东方高官身上自有的矜持自制、显荣尊贵之外，他算得上是容易接近的。任何一个外国人只要能说动他的幕僚去为之引见，都有可能见到他。很多外国访客或许都从这位看似粗暴的老总督身上学会了什么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谦谦有礼。这其中就有我们国家的一位前州长，他在受到李鸿章极度谦恭有礼的接待后离开时，对一个美国朋友评论道：“好吧，我一点也不觉得他是一个未开化的老顽固！”而这整个会见过程他就在离李鸿章和其协助双方沟通的翻译不远处。
在其光辉璀璨的政治生涯中，李鸿章以始终如一、毫无疑义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对大清皇室坚定不移的忠心。他是清政府的左膀右臂。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拥有现代舰艇的海军和第一支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陆军。
遑论满人汉人，京城内外、全国上下，大清皇室对李鸿章的倚重、信任和对其建议的依赖都绝对大大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个官员。事实上，所有那些关于李鸿章不忠或是清皇室不再宠信他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其实不仅仅李鸿章如此，至少迄今为止，其他所有汉族官员也都未因统治王朝是满族人而去反对他们。因为在满汉问题上，满族人的统治是英明、温和、睿智的。除了属于个人偏好的极少事例外，清政府不允许对满族人和汉族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区别对待。汉族官员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满族官员。事实上，土著民族——汉族已经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满族，汉满已成一家。现在，就好像我们的英国朋友不会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拥有德国血统而去反对她一样，你也几乎不会发现一个汉族人仅仅因为自己的皇帝是满人而去反对他。
注 释
[1].这里的当代是相对于作者写作此书的时候而言的，即1895年左右的中国。下文中所提到的“现代”和“当代”亦同。
[2].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
[3].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
[4].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
[5].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
[6].伊宁位于伊犁河谷内。在西文书籍中，称其为固尔扎（Kuldja）。
[7].罪恶的贩卖华工行为，英国人称之为“苦力贸易”。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与英、法公使于1866年（同治五年）在北京签订《中英法续订招工章程条约（草案）二十二条》：严禁拐架人口，违者处死；承工年限定为5年，不得虐待华工，日劳动时间不超过9小时；契约期满回国，船资由雇主付给等。但草约签订后，英、法不同意对拐架人口者处以死刑，不予批准。此时，美国表示承认中方“二十二条”，从而获得继续招募华工权利。事实上直到上世纪20年代，掠卖华工才基本绝迹。
[8].越南南部一地区，西方人旧时称其为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9].中法战争（1883.2-1885.4）又作清法战争，是清朝与法国之间为越南主权问题而爆发的战争。随着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弃守越南北宁、太原等，慈禧太后借机布置倒恭大计，1884年4月8日慈禧太后罢免恭亲王一切差使，令其居家养疾。
[10].这里指的是同治帝（1856-1874），他在位13年，亲政两年，于1874年驾崩于皇宫养心殿，终年19岁。作者成书的1895年在位的是光绪帝。
[11].这就是“苏州杀降”事件。1863，李鸿章率军攻打苏州，素与苏州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不和的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跟江西赣镇总兵程学启秘密定下降约，后者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英国人戈登居间做保，双方都认为他最讲信用。纳降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12月4日，郜永宽刺杀谭绍光，李鸿章顺利拿下苏州，摆下鸿门宴杀了八个降将。戈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洋枪到处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
[12].此处应该指同治九年（18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