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倒卖援华物资之外，宋氏兄弟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财生意，那便是与孔祥熙一起控制当时重庆大后方与境外保持联络的唯一运输线。自从抗战爆发之后，作为中国南部仅存的海运港口，香港负担着全国的物资运输任务。为了更好地保持这条生命航线的畅通，国民政府在香港设立了两个运输机构：一个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另外一个就是西南物资运输处，从当时的负责人来看，第一家是由孔祥熙的长子、时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的孔令侃掌权，另一家的总经理便是宋子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两个机构控制着国内外通往重庆大后方的所有运输业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沦陷，孔宋又投入到开辟滇缅公路运输线的工作中来。在抗战的八年时间里，这两家运输公司垄断了重庆大后方所有的对外流通业务，可谓是雁过拔毛，钱赚的是昏天暗地。
虽然宋氏兄弟鲸吞美援的手段非常隐蔽，但还是被美国方面察觉到了。美国财政部在1942年就开始对宋氏家族在美国的财务状况展开秘密调查。在这一年2月11日，时任驻美外交部长的胡适就收到了宋子文以外交部公文的方式发的一条非常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在这之中所列的六家银行，便是宋子文的洗钱渠道，胡适看后虽然大为恼火，但也无可奈何地照办了。
可以说，在宋子文重新回到中国政坛的时候，他是带着敛财的目的去的，为此，宋氏兄弟们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为其日后退出政坛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也正是因为其不断地侵蚀着国民政府的每一根基石，才为国民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一个伏笔，这值得后世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们进行深刻的思考。
大后方企业的发展
就在孔祥熙一手遮天的大后方，民族企业家们的企业都面临着被兼并的危险，这一时期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发展着，再加上孔祥熙打算利用国难时期对这些民营企业下手，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在抗日战争初期，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对战略物资进行转运的主要任务。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卢作孚通过兼并和“以运费投资”等办法，将自己的产业进行了迅速扩大。民生的轮船从战前的48艘，迅速增加到最多时的115艘，旗下还有了机器钢铁和印染纺织等工厂，成为重庆大后方最显赫的民营企业。对于民生公司的快速发展，孔祥熙颇为眼热，他曾经向卢作孚提出，由中央信托局为民生投资200万元参股。要知道当时民生的总股本仅为700万元，一旦孔祥熙以200万元参股，将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卢作孚急忙向时任交通部长的张公权求救，张公权托付交通银行的董事长钱新之向孔祥熙表示：“民生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由纯粹官办的中央信托局大量投资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财务上的帮助，也应有商股性质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适当投资为宜。”孔祥熙深知卢作孚在四川有着甚高的民望，所以面对这样的婉拒之辞，他只好暂时作罢。但是，从这一事件之后，民生便很难在银行贷到款了。
有一次，民生主要股东名录以及占股表被孔祥熙搜集到，于是他就暗中派人到这些股东家里上门收购。卢作孚得知此事之后，马上通知财务处严加注意股票的过户情况，因此孔祥熙的这一计谋又没有奏效。但是一手遮天的孔祥熙并没有善罢甘休，为了从民生捞点好处，他强令卢作孚将民生总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大楼让给央行，卢作孚百般无奈，只好将大楼拱手让给了孔祥熙。
像卢作孚这样有着官方背景的企业家开办的大后方企业发展都如此艰难，对于一般的没有深厚背景的企业来说危险可想而知。卢作孚算是从孔祥熙的魔掌中侥幸逃生的为数不多的企业家，但是，四川的另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华西兴业公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32年，胡仲实、胡叔潜两兄弟创办华西兴业公司，公司旗下设有炼钢厂、汽车修理厂、机器厂、砖瓦厂、木厂等多家企业，同时还自营煤矿、铁矿、耐火材料矿和一家专科学校。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华西兴业公司主要负责承建西部大后方的水泥厂、电力厂以及自来水厂，在大后方的重型工业企业中算是规模最大的联合体，其中华联炼钢厂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就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提出“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的策略，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面对如此良机，胡氏兄弟希望能够借助政府的力量，将华联炼钢厂进一步做大做强。于是，他们千方百计找到孔祥熙，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支持。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与孔祥熙搭线的做法却是“引狼入室”，终会被其逼得死无葬身之地。
胡氏兄弟打算对华联进行扩建，使钢铁产量能够突破日产30吨。这个计划的全部前期投资需要300万元，其中的一半胡氏可以筹得，另外一半则希望能够得到政府方面的贷款。孔祥熙希望能够投资合办，胡氏为了避免后患，坚持只是申请贷款，与官僚资本之间建立的只是“企业外部关系”。对于这样的条件，孔祥熙开始运用他的欺诈策略，他同意贷款，但是中央信托局只给60万元的第一期贷款。于是胡氏在到账的200多万元的基础之上启动了这一项扩建工程。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胡氏兄弟始料未及，就在基建动工和从国外订购的仪器设备全部到位之时，中信局却不肯再行贷款，华西兴业公司顿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于是胡氏兄弟只得再一次求助于孔祥熙，但这时孔祥熙却明确提出公司要官商合办，他还以这件事深得蒋介石的赞许为由对胡氏兄弟进行逼迫。
面对这样的局面，除了极度惊恐之外，胡氏兄弟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余地。当然如果只是加入一部分官股，对于其公司来说也不算是坏事。可是，就在谈入股条款之时，孔祥熙的贪得无厌让他们大跌眼镜。谈判中，孔祥熙将股本总额一下子提高到了1200万元，要知道当时胡氏整个华西体系内所有的工厂、矿场和现金加起来也不过200万元。被逼无奈之下，胡氏兄弟只得照办，于是孔祥熙指示财政部让四大行联合投资，同时将他自己的裕华、祥记也入股，使得双方的资本得以合并。1939年7月，一家名为“中国兴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钢铁实业公司成立了，其中81%的资本为国营以及官僚资本，胡氏兄弟的股本仅占了19%。随后孔祥熙再一次耍花招，将资本额增至6000万元，由此一来，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孔祥熙第三次增资，使得中兴的资本总额增至12亿元，比原来翻了一番，到此时，商股股权比例只剩下5%了。面对这样的结局，胡氏兄弟悔不当初，带着无限懊悔，两人先后离开了企业。中兴公司也没有得到善终，扩建之后再没有炼出新钢，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就这样一家近代民族重工业在重庆国民政府的压榨之下断送了它悲惨的命运。
对于华西兴业而言，他们的结局不算太差，在孔宋相继执掌大权的时间里，大部分的后方企业在国民政府的高额盘剥下因为资不抵债而纷纷破产倒闭，就是那些勉强存活下来的民族企业也是小心翼翼地经营，他们要时刻防备着国民政府的变相兼并，可谓是惊险异常。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后方的民族工业一直萎靡不振，不但没有建成新的、值得称道的大企业，就连内迁工厂的生产状况都非常的让人沮丧。而在宋子文当上行政院院长开始掌权后，他对振兴大后方经济始终也没有提起兴趣来——这位金融家从来不把发展实业放在眼里。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大后方企业的发展已经是穷途末路，中国的经济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变革。
陈嘉庚：一己之力“驱陈救闽”
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就在所有民族企业家们都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有一支硕果仅存的话语力量，他们就是那些定居海外、政府不能够控制的华侨富商们。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华侨的无偿捐献是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援之一。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不断地发行救国公债以充实国库，但国内民众的力量终究有限——在1940年认购的公债仅有800万元，这对于政府浩大的军费开支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就在这种日益危急的情况之下，海外的华侨富商们被重庆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当然，这些爱国华侨们也没有让祖国人民失望，在1937年到1942年的6年时间里，单是南洋的华侨富商们就认购了多达11亿元的救国公债，可谓居功甚伟。而在这些富商之中，奔波于南洋诸国之间的领导者，便是当时已经是67岁高龄的陈嘉庚。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以南洋华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率领50名南洋华侨回国慰问，他们冒着被日本飞机击落的危险乘飞机抵达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当天，先后有200多个团体的上千名群众到机场迎接。
当慰问团抵达重庆之后，自蒋介石之下所有的党政军要人们纷纷进行了宴请。但这份热情让陈嘉庚开始了一日盛过一日的担忧，因为他在重庆大后方看到的竟是官方处处是莺歌燕舞、官贪将骄，而民间却过着困苦生活的悲惨景象。
随着近两个月的大后方观察，陈嘉庚笑容渐失，最后甚至心事重重。这在他出版的《南洋回忆录》中便有明确记载，他是这样写的：“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就在对中国的前途失望之余，陈嘉庚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的延安，那里将使陈嘉庚产生另外一种真切的感受。
与重庆一样，慰问团一行人在来到延安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自毛泽东之下的所有中共高层热情接待了慰问团一行人。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了七天，他看得十分细致，特别是关于商业的部分。
在这里，陈嘉庚看到了有别于重庆的另外的一种景象，延安城外1里路，有一条百米长的小街，所有的店铺全是私营的，这里的政府也没有进行所谓的买卖垄断或是存货公卖的现象。正是经过这次延安之行，南洋侨商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主观看法。延安之行之后，陈嘉庚心中形成了对国共两党新的看法。
回到南洋之后，陈嘉庚立即发动当地的商人们捐献了一批医用器材和急救药品运到了延安。而他在回南洋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便是带头将家乡福建省的国民党大员驱赶出去。
当时福建省的主席是陈仪，他是蒋介石在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在福建，陈仪大搞“统制经济”，相继组建和成立了运输公司、贸易公司和企业公司三大国营企业，从而对福建全省经济的命脉予以垄断。在这些企业之中，辛亥革命先烈徐锡麟的侄子徐学禹为他从事具体的运作，此人身兼福建省银行董事长、三大公司董事长等12个要职，真可谓是福建地面上的孔祥熙。
陈、徐两人在福建一手遮天，在其治理下，福建财政逐渐陷入萧条和紊乱之中。根据当时陈嘉庚的回忆和书面记载，福建地面的货物“平时商家自行雇运三四天可到者，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从而使运费倍增，货物在中途出现严重的损坏甚至是腐烂，使得福建的物价暴涨。如南靖所产的木材，民间自由运输时的运费为每百斤025元，在统制运输之后涨到了1.05元，而且由于运转的迟滞，南靖当地的木材堆积如山，而就在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漳州城却是柴价高昂。还有就是涵江的虾米，民间运输只要三天的时间，而国营的运输公司在两个月之后才能运到，此时的虾米已经大半腐败变质，无法进行售卖。由于统制运输的缓慢，使得泉州的米价由每市斤1元疯涨至每市斤60多元。福建陈仪政府在垄断闽江的运输之外，还在陆地上设立众多的检查哨所，凡是百姓携带超过20斤米入城者，就会遭到查禁和没收。在福州城外更是设立了多达12处的检查所，携带10斤米便会立刻遭到拘捕。
就在民营的商业被牢牢控制之后，由陈仪控制的官僚资本却是异常的繁荣，陈嘉庚曾经在书中写道“公务人员与奸商大发财利，多则百余万，少者数十万元”，而福建省的老百姓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陈、徐等人还对言论进行严加控制，福州通往苍前山的闽江大桥常有百姓跳江自杀，对于这样的负面新闻均予查禁。
目睹到福建省的惨状，陈嘉庚怒不可遏，于是他冒着被抓的风险分别给蒋介石和陈仪写信，请求政府“迅速下令撤销统制，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面对陈嘉庚的请求，陈仪的回答是：“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蒋介石更是回电明确说道：“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
看到蒋介石政府这样的态度，陈嘉庚彻底绝望了，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行走于福建的各个地市，大声疾呼，号召各地的商会、同乡会一起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