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陈嘉庚的抗争，陈仪一面暗中严令福建的地方媒体绝不能刊登陈嘉庚的“反动言论”，一方面对陈嘉庚进行威胁恐吓。面对陈仪政府的禁言，陈嘉庚没有屈服，他自费印刷了大量“陈仪祸闽”的罪状在西南以及东南各省大量散发。在陈嘉庚回到南洋之后，他还将福建省陈仪等人的罪状装订成册，印刷了上千份分别投递给国内的政界军界要人、各战区司令长官、各省主席以及福建同乡会、南洋各大报馆等机构的手中。1941年1月，中华总商会组织在新加坡举行全新加坡闽侨大会，会上陈嘉庚再一次就陈、徐祸闽的罪行在台上进行控诉。
正是通过这种不要命般的控诉，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最终将陈嘉庚的投诉交于行政院进行提案讨论，与此同时，在国民参政会上也有一部分议员对此提案进行了签名表决，于是院会组成了五人委员会前往福建就两人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调查。1941年4月，日军发动了对福建长乐的大规模进攻，面对日军的攻势，陈仪不战而逃，福州很快沦于敌手，对于陈仪如此的处理方式，蒋介石虽然有心庇护，但也无力回天，最终不得不罢免陈仪的福建省政府主席职务，徐学禹也在同一时间被调离，福建人民所遭受的陈徐之祸终于解除。
陈嘉庚“驱陈救闽”这一事件，可以称作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最有标志意义的议政行动，同时也是唯一成功的一次议政行动。陈嘉庚在这次行动之中身体力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侥幸取得了“惨胜”，但是，这一事件也激化了他与国民党上层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对其更是再不理睬，甚至还曾经派人暗中阻挠他连任南洋华侨总会主席的职务。对于国民政府这样的表现，陈嘉庚在回忆录中就曾酸楚地写道：“因救闽事生恶感，不意深恨见绝若此也。”官官相护到如此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其后期的垮台也就不足奇怪了。
第三节 接收中的乱象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国民政府匆忙开始了在各地区的接收工作。在这次接收之中，可谓是乱象频出。
面对国民政府近似于掠夺的接收，企业家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有效的对抗，只能听之任之。这也就预示着国民党政权苦心经营的大厦即将倒塌。
瓜分的盛宴：沦陷区资产的结局
抗战胜利之初，远在重庆大后方的国民党政府军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沦陷区进行接收，于是便先行让身处沦陷区的各色“先头部队”就近接收。于是，在收复区内如北平、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之中，迅速掀起了接收敌伪财产的疯狂浪潮。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地下工作者”最先冒出来进行接收。就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地下工作者纷纷“钻出地面”，成立名目各异的单位，接收敌伪财产。所有汪伪政权中的人，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只要有人向他们示意，他们轻则奉献金条珠宝，重则让出自己的住宅以及所有的家具用品。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上海的住宅已经全部易主。
除此之外，蒋介石委任的各路“先遣军”也开始纷纷行动。对于石家庄市的“接收”，最初就是从“先遣军”庞炳勋开始的。在“接收”石家庄市的伪市政府、道尹公署以及所属各单位的过程之中，所有住宅、贵重物品等庞炳勋一件不落全部“接收”。单是该市伪准备银行金库里的8亿伪准备券，其中的5亿被他们“接收”去了，这也表现出这些人的贪婪嘴脸。
在随后正式开始的接收过程中，国民党各级官员肆意抢掠，贪赃枉法，把对沦陷区的资产纷纷装进自己的腰包。
这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们在来到地方之后，首先将最好的房子作为自己的官邸，然后将接收的伪政府的财产用于自己享乐，同时还利用此时沦陷区的权力真空，将自己的亲人委派到各级新建政府之中充任官吏。与此同时，“逆产”要全部充公，在这些“逆产”产权的变化过程中便成为了大员们利用的绝佳机会。多数的接收大员利用逆产改制的混乱时机，将一部分资产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僚也没有闲着，一时间，京、沪、平、汉等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四五十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构，接收大员们成了沦陷区的主要权力实施者，他们已经不再为政府做事，只为攫取沦陷区的巨额财富。
按照当时国民党内军阀官僚的做派来说，何应钦不狂嫖滥赌，不吸烟食毒、也没有纳过妾，可谓是国民党军官之中“廉洁正派”的。当然，在这次接收工作中他还保持着“廉洁正派”的形象：他将接收的敌伪财产之中的舰艇、飞机、武器弹药、马匹、汽油的数目予以公布，而对于敌伪财产之中大量的小轿车、医药器材、服装、罐头食品、军粮、布匹、呢绒等等，却是只字未提。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整个接收过程之中，何应钦接收的“逆产”量只排在宋子文的下面，位于第二位，当时他的豪华别墅遍布于全国的各大、中城市。
当时的东南地区半数以上的敌伪产业都集中在上海，因此上海成为重灾区。现金、住宅、汽车、机器等各种物资被不同的人劫掠走。当然上海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北平、广州、天津、武汉等各大城市的接收大员们同样也是肆无忌惮地争抢着，接收中贪污、抢劫、偷盗成风，沦陷区人心惶惶、民怨沸腾。
宋子文从陆军总司令部手里接过接收大权之后，便紧紧地将这个权力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以便于从中敛财，从而分到最大的那块蛋糕。为了能够达成这个目的，除了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包办接收工作之外，宋子文还以“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为借口，让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敌伪产业为民营的条例。这一条例明确规定了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交清价款，可按估值七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由此一来，握有银行资本的宋子文便名正言顺地利用压低估价、抵押、借款以及贬值法币等手段，劫取几乎全部大的工商企业。
为了进一步掠夺沦陷区的财富，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权的力量对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进行了明文的规定，这成为国民党中央最高当权者对沦陷区上亿民众的一次公开掠夺。
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便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伪中储券与法币之间的兑换率定为200∶1。这相当于人为地将沦陷区人民群众手中的财产贬低了200倍。人民多年积累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在随后的11月22日，国民政府又颁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这一办法规定伪联银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5：l。同时，财政部又规定收兑期为4个月。在此期间，伪币与法币可以在市场上同时流通。这一规定进一步掠夺了人民的财富，从而使得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由于国民政府的这种伪币兑换政策，是伪币的币值被人为强行压价的结果，这一政策也这就使得法币在沦陷区成为硬通货，促使沦陷区的民众纷纷抢购法币，从而形成了法币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应对法币的供求不平衡，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印刷法币来应对沦陷区民众的强烈需求。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法币在市场上面的流通量迅速扩大，物价也随着飞速上涨，通货膨胀已成定局。除此之外，由于国民政府规定4个月内法币和伪币可以按照官方所定的兑换率在市场上同时流通，这又促使人们想方设法使手中所持有的伪币尽快换成物资，进一步加剧了物价的上涨速度。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带动之下，刚刚收复的地区开始发生急剧的通货膨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接收工作时的社会分化更加明显，以至于形成了接收大员们在收复区大发横财，而普通民众们却倾家荡产的鲜明对比。
到1946年7月，国民政府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已经大体完成。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收复区的大批企业、工厂、商店在接收中纷纷停工甚至是倒闭，彻底丧失了在战后恢复经济活力的能力。在这其中，还有一件更值得思考的事情，那就是这次接收腐蚀了国民党的各级官僚队伍，也使得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埋下了伏笔。对沦陷区的瓜分盛宴最终成为国民政府彻底失败的历史前奏。
宋子文：全面国有化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带领着战时生产局副局长彭学沛、财政部长俞鸿钧等一行二十余人，四处奔波进行接收工作。当时的口号是接收敌伪资产，复兴经济，恢复生产建设。在进行接收工作的同时，宋子文还进行了所谓的全面国有化运动。
在接收过程中，宋子文先后从重庆到上海，从上海到平津，又从平津回重庆，再从重庆到广东，他每到一个地方指导“接收”，视察“恢复生产”、“复兴经济”时，都要义正词严地宣布各种指示和规定，但是没人会听进去。因为这些所谓的特派员、接收大员、地方军政长官们，都想利用接收的有利时机，大发接收财。他们接收汽车、抢房子、抓黄金美钞，一个比一个无度。但是这些人与宋子文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宋子文以政府的名义，对接收的敌伪资产宣布实行了所谓的全面国有化，实则是实行少数人的垄断。
当时的纺织业在中国的轻工业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抗战之前，民营纱厂的数量是极多的。自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便开始在中国的沦陷区范围内抢占了大量的私营纺织厂。抗战胜利后，宋子文以敌伪财产全面国有化的名义，将这些敌伪经营的纱厂弄到自己的名下，还为此成立了一家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大型纺织企业集团，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则由宋子文的亲信束云章、李升伯、吴味经担任。
利用全面国有化这一名义，“中纺”接收的敌伪纱厂有61家之多，这些纱厂总共有纱锭1758480枚，占当时全国纱锭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由于“中纺”进行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异常巨大，从而在其成立之时便和中央银行签订了透支二百亿元的合约，此后中央和中国两大银行还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息贷款。除此之外，中央银行还向其提供大量的外汇，以供“中纺”进口棉花之用。由于当时的“中纺”利润十分可观，人们挤破脑袋也想进入到“中纺”公司工作，这家企业的职员待遇极为优越，年底分红也是异常丰厚，这是因为该公司名义上是国营公司，实则所赚之钱全部被经营者私吞，国家处于严重的亏损之中。
此外，宋子文还成立了一个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宋子文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中纺”置于管理委员会名义之下，他规定那些没有被国有化的民营小纱厂必须将纱布全部售予纺管会的代理机构“中纺”。当时每家纱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纱都要配与“中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纱可以自由买卖。
除了成立“中纺”之外，宋子文还让农林部和经济部共同出面，对敌伪统制经营的蚕丝资产进行国有化改造，成立了“中国蚕丝公司”。在此期间，宋子文为了方便控制全国的重工业和大工厂以及各类原材料经济部，宋还将隶属于行政院的“全国资源委员会”挖了出来，使其归行政院管辖。
宋子文利用接收以及全面国有化运动，不仅把持了沦陷区的轻工业，对重工业他也不放过。他以行政命令形式指派资源委员会管辖大工业和大工厂，仅在华北地区就将三十三个大型工厂企业改组成为华北八大公司，他们分别是华北钢铁、华北水泥、华北电力、天津制车厂、天津制纸公司、天津化学公司、天津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后来随着国有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宋子文还成立了开丰煤炭公司。可以说，敌伪在华北的所有轻、重工业之中的重中之重，全部被宋子文等人以国有化的名义所控制。在国有化过程之中，对于像东亚油漆厂、东亚烟草厂、亚西亚制革厂、新源化学厂等有利可图的公私企业，宋子文一家都没有放过。
在对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敌伪资产进行接收和国有化之后，宋子文又来到华南地区，在海南岛和台湾进行所谓的视察工作。他对台湾的制糖业进行合并，设立了“台湾糖业公司”，从而控制台湾的糖价，使得公司的利润高达百分之一百。
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领导和指导战后的接收和“国有化”工作，他从中获利最多，还带出了一大群党内腐败分子，大发战后的接收财。宋子文在战后这种利用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打破了人们曾对他抱有的幻想。
随着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的不断加剧，名为进行所谓国有化，实为私吞国家财产的宋子文成了当时国民党内外关注的焦点人物。随着其在美资产的暴露以及在接收中的种种恶行被揭发，1947年3月，在国民党内外的一片指责声中，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带着不光彩的历史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借贷无门：范旭东黯然离世
抗战的胜利让范旭东欣喜若狂，他决定重整旗鼓，重新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增砖添瓦。可是事与愿违，他开始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