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日本自战胜俄国以后，以为东三省为日本以铁血为中国收回者，自应有优先权。自前清以来，中国总是委曲求全，然日本亦不愿用武力。后军阀抬头，对东三省觊觎之心更甚，初只想用柔软手段。自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以为三省大权操于张作霖，而张虽为武夫，应付得宜，办事有分寸有手段。日本关东军想走内线，初由本庄司令夫人，招待张氏最宠的五夫人，游览大连，本庄夫人亲自招待，关东军武官于经过处，列队欢迎，好不威风。大连市中到处张灯结彩，由日本招来艺妓演员，排日游宴观剧。且赠张五夫人以珍贵礼品，尽欢而归。以为有此内线，商量自易。岂知老张于军政大事，向不谋及妇人，故白费心思。本庄且招本国新闻的讥讽。后郭松龄叛变，奉军力不能支，几至溃散。关东军自动协助，张贴布告，声明若子弹落到附属地，不惜还击。盖张军在附属地内线，郭军则在外线，明明暗助张方，使张军处于有利地位。郭军处于被打地位，郭遂失败。关东军以为这次救张出了危险，如此市恩，必应厚报。孰知张氏不等他们开口，同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到正金银行，将私人存款尽数提出，共五百万元。偕同町野顾问，亲诣司令部，对本庄司令深致谢意，谓承大力，幸胜叛军，奉上区区私人存欸，以备犒赏。关东军少壮派军人见其眼明手快，足智多谋，除暗杀之外，别无他法，遂发生皇姑屯炸车之惨事。
他们以为主帅已丧，学良年轻少阅历，较易就范，故派重臣为吊唁使，慎重将事以期说服学良，东北另树一帜。岂知学良国难家仇，更难说话，于是只有出之武力一途，方能达到目的。其时关东军以国内少壮派尚未得势，有所顾虑。而中国北伐之后，继以内战，不能团结，国军喘息未宁，正是侵略的好机会。于是关东军随时寻衅，适因万宝山事件，双方冲突，以张学良片面废约为理由，严重抗议，学良置之不理。遂种种寻衅，演变至自拆铁路，诬为中国拆毁；中村少尉失踪，诬指为中国暗杀。遂于九月十八日炮轰北大营，掀起事变。时为民国廿年九月十八日，故称为“九一八”事变。
时学良在北京养病，甫出协和医院，令奉军不抵抗，退入关内。又闻有受中央密令，为保全实力。关东军先据北大营兵工厂及通信机关，后遂全占沈阳（即奉天)。那时日本政府尚不愿事变扩大，令关东军不得越出奉天省。关东军开到吉林边境，不敢前进。关东军只有两旅，兵力薄弱，乃请朝鲜总督出兵协助。日本政府令朝鲜军止于鸭绿江。其时日本总理为若槻礼次郎，外相为币原喜重郎，政府尚能控制军人，不愿事变扩大。惟愿商谈东三省中日悬案以抵制军人之藉口。闻东三省与日交涉悬案积至三百余件，固属奇闻。其中自不免有难商之案，我想未必尽属难商。如将可商之案，从速商结，只剩难商之案，即坚持不商，日本军人亦无从藉口，对日本亦理直气壮。而学良不此之图，一味躲避，岂是正办。
当事变未起之前，汪衮父驻使日本，闻币原外相曾有“若日军强取东三省，无异吞了一炸弹”之言。衮父与币原相处很好，遂与币原探询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真意。币原说：“少壮派军人的行动，我不赞成。惟闻东三省悬案积至三百余件，张学良一味推延，迄未解决，现托病躲在北京，总不见面。若贵国政府能将东省悬案从速商议，逐次解决，我亦可对少壮派军人交代，使他们无法藉口等语。”衮父得此言，即请假回国，见外交部部长，自告奋勇，愿当其冲。时外交部长为王儒堂（正廷)，听了衮父之言，反有轻视之意，说日本只是恫吓，未必能对东三省出于冒险行动。设若有此行动，我国尚有国联为后盾。衮父又说国联不可靠，日本军人亦决不听从国联。现在谈判，或可避免战祸，失此机会，后悔无及。两人言语冲突，衮父是性情中人，即说：“你们如此搅法，我敬谢不敏，将来你们总有后悔之日。”即当面辞职，儒堂亦未挽留。回到天津，见我即说：“王儒堂误国，他不听我言，将来必有后悔。”言时犹忿怒，我只劝慰。后政府派蒋雨岩（作宾日本士官出身)继任，币原仍以告衮父之言告蒋公使，雨岩即回国报告政府，他想走衮父路线，可惜时机已失，已赶不及。“九一八”事变即已掀起矣，失此机会，可为叹息。
“九一八”起事之初，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出院不久，曾派专车接在天津之颜惠庆、顾维钧、章士钊、陆宗舆、张国淦及余共八人到北平商讨此事（还有两人名忘了)。汪衮父在北平，被邀未到。颜骏人（惠庆)主张派要员到沈阳询问本庄司令，究竟目的何在，作初步试探，再定方针，报告政府，请示办理。顾少川（维钧)亦附和此说。余乃说报告中央是应有之义，但我以为最好作为地方事件。若能就地商结，然后报告政府，趁此日本政府尚有控制军人之力，亦无扩大之心。倘使日方提出条件，只要不损害领土主权，请示政府，可商即商，商务直速结，不宜拖延。如果能作地方事件交涉了结，是为最好的办法。学良听了只说了派员到奉天，亦得先请示中央，这是答复骏人的话。对我的话，没有答复，这明明不赞成我的意见。随即共进午膳而散。
我回津后，日本领事即来问我，对张副司令商谈有无结果。我说不过交换意见而已，谈不到结果。他说我们政府不主张扩大，现有控制军人能力。但少壮军人对政府不满，若使改组政府，事情即难说了。张副司令不要小看此事，关系很大，若能速了，两国之幸也。遂别去。
中江丑吉亦由平来津，他说：“北平报纸登载，你们跟张学良谈话，他对你口气很不满意，不知你跟他说了什么话？”我说：“我主张速了，且能作为地方交涉，从速了结更好。”他说：“近来北京报纸，很抨击亲日派。宋哲元演说，亦有决不听从亲日派的话，似有所指，你要小心。”我笑应之。他又说：“关东军的军人有与我中学同学者，他们看作我是浪人，不带色彩，可能无话不谈。我想去奉天跟他们谈谈到底他们要想做什么。”我说：“你肯去好极了，助以川资。”他说：“不必要。”遂别去。过了数日，中江回来告我说：“不得了，他们竟对我说，要把东北另成一国。若使政府阻挡，他们即自由行动，不惜弃掉国籍，学英国取得新大陆的办法。”他们说得到即做得到，我问：“本庄什么意见？”中江说：“还不是跟他们一样，只是做法稳重一点罢了。趁现在政府尚能控制军人时候，不速了结，将来必至不可收拾。他们不但把东北成为一国，还要将华北特殊化。”我问特殊化怎样做法，他说即是独立的前奏。我听了，不觉悚然于心。
其时张学良仍在北平，行所无事。以我所闻，只是自己行乐，称病不见日本人，每日要打无数的吗啡针，自然没有精神办事了。那时日本政府还想跟他谈结悬案，他总托病不见。后日政府特派一学良相熟的满铁某理事到北京，学良亦托病不见。有一日，某理事侦知学良在某妓院吃花酒，该理事即闯入妓院，众客都吃一惊。到底学良有主意，即起立与理事握手道歉，并说：“久已知道您来京好久，实因缠病在身，不能接见。今日朋友约我到此散散心，还是初次出门哩。”某理事即说：“我也知道少帅体弱多病。好极了，今天难得的机会，可以一谈。”学良笑道：“这种地方哪能谈公事，过日一定约谈。”某理事没法，只好告辞，从此又托病永不见面了。学良误国，即在此时已不能自辩，何必要待西安事变。
当“九一八”起事之初，日本重臣及政府都不主张事情扩大，而我国未能把握时机，殊为可惜。后若槻内阁下台，关东军遂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奉吉两省，进占齐齐哈尔。在嫩江口遇马占山军抵抗，马亦败北，日军气焰更张，以一部分军队沿长城南下攻热河。热河主席汤玉麟，亦不抵抗，正撤军出省。日军追击，半路遇到廿九军，遂展开遭遇战，彼此肉搏。廿九军惯用大刀队，日军最忌身首异处，颇受损失。在喜峰口激战甚久，日军遂止于热河。
迟延复迟延，才得了日本同意，国联调查团出发了。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以英国李顿为团长。中国政府对于调查团寄以极大的希望，派顾少川招待，陪同调查。后调查团发表报告，结论谓“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满意的办法。要根本解决，以东三省为自治区，施行高度自治权，由各国充当自治政府的顾问，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办法，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这是国际合作最适用于满洲的办法。”这报告中国果然大失所望，日本亦不赞成。中国政府希望得到公正的判断，适得其反。犹忆当年故友汪衮父曾向外长王儒堂力言国联调查团不可靠，日本亦决不肯听命于调查团，且愿回任当折冲之任，儒堂不听，衮父忿而辞职。由今思之，不能不说衮父有先见之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