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
好日子不长，这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沈阳事变”。第二天中午，还未下课，听到这个消息，人们一齐拥到图书馆。有人站在桌子上，读着这条消息：日本鬼子炮轰北大营、兵工厂……不等说完，人们跳起脚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自此以后，天天报纸上的头条消息都是中日战争。东北军请示国民政府，蒋介石不准抵抗，等待国联调查团来华。再一个说法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先剿共，后抗日，人们都不服气。
于是，学生会请求开军事课。学校当局请了一个当过师长的人讲军事课，成立了学生军，开始军事训练，准备开赴前线抗日。
每天下午课毕，同学们三三两两，携带着传单、粉笔，到工厂、农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有一个礼拜日，臧伯平同志带着我和千里，到城北宣传。走到一个地方，青灰抹墙，我以为是个煤厂，我们买了烤红薯，把传单贴在大树上，千里站在门口，出来一个人给一张。我伸头一看，不是煤厂，里头挂个大牌子，是保定第六中学，我拍了他一下，回头就跑。千里一边跑着问：“跑什么？跑什么？”我说：“叫人家逮住了呢？”千里说：“还不叫抗日吗？”抗日救亡运动走上高潮，千里开始写诗。
一九三二年，春节以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了祖国的大片土地，更激起青年们的热情。志存中学涌起了学潮，驱逐镇压抗日的校长张澍。
有一天，学生会派出二十多个人到南关码头，检查日货，我也参加了。路上有人告诉我，要借此开展码头工人工作。校长张云鹤也亲自参加了。我们把船工和码头工人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大道理。有人从日本田中奏折谈到灭亡朝鲜琉球，谈到灭亡满蒙，灭亡华北……自此以后，南关码头工人开始动起来。
南大桥飞行集会和西郊飞行集会，我也参加了。
保定学联在南关开了保定学生抗日救亡誓师大会，保定各校学生参加，高呼口号，此起彼伏。第六中学的一个国文教员做长篇演讲说：“……同学们呀，日本鬼子要灭我们的祖国，灭我们的种呀！我们每个人要准备一把小刀子呀！割断日本鬼子的喉头呀！……”抗日救国的形势，高涨起来。
有三个高级班的同学，到第六中学去写标语，被逮捕送到公安局。我们列队到公安局门口游行请愿，高呼口号，要求释放抗日青年，校长张云鹤出面把三个同学要出来。后来，又有两个低级班同学到东关兵营做士兵工作被捕了。有一天，日本特务来校逮捕张明，张校长一面和特务打着交道，张明同志越墙逃走。我莫名其妙，光天化日之下，如何来了日本特务？可能因为他是朝鲜人。
正在抗日救国的高潮中，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介绍王致民入团，介绍史纪勋加入社联。这时，我的病越来越重，每天下午发冷发烧，身上有雪花形红点，显然瘦了，头发脱落，也细了。我给我三哥写了信，他到保定接我回去。陈建民给我开了关系信，并带回一包传单。
刚到家里，一个人住在小东院里，读书、养病。我骑着车子，到城里乡村师范，找到马永龄，交了关系信和传单。他带我到城墙上散步，一边走着，一边谈着，这就算是接上团的关系了。他未给我编小组，单线领导。
胃病显然是重了，消化不良，吃什么拉什么。我二哥领我到北宗村，请齐麟年表舅看了看，吃了几服药，也不见功效。这种病一直闹了十几年，解放以后才好了。现在才知道是伤寒。我母亲的病是肺气管扩张和糖尿病。
不几天曹牖民来找我，说：“学校说要有兵乱，提前放假。”他们都回来了。
消息陆续传来：河北省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师范。不久，《保定日报》宣布了第二师范的三十名共产主义思想犯、五十名嫌疑犯。嫌疑犯中有我的名字。保定安上了蒋介石驻保定行营，要大力镇压抗日救亡运动。
继续来的消息是：反动军警包围第二师范，形势危急，保属特委号召募捐，帮助二师同学。我和曹牖民到处奔走募捐，送到县里去。二师同学在危难中，笔者写到此处，我的心还在颤抖。此后，长时间听不到消息。
听说蒋东嵎回来了，我急忙走到西百尺村，去找他打听消息。据说当局一宣布解散第二师范，留校代表团即搬回学校，派交通队下乡，或写信召同学们返校护校。只回去了五六十人，即被反动军警包围，断绝米面柴草的供给。吃完了米面，又吃了打死的几十条看家狗，挖食了荷塘的藕。又武装购进十袋面（西下关街有一个小米面铺)，吃完了十袋面，又通过士兵关系派出一个人去购进一车面。在一个黎明，反动军警即开始进攻，蒋东嵎藏在储藏室里，直到黄昏时分，他偷偷地越墙逃出，才回来了。一边谈着，两人相对而泣。
八月，有人击毙县马快队长张福奎，全县人民拍手称快。此事我写在《播火记》和《烽烟图》中。
该年九月，发生了高蠡暴动。我们那一片村未得到通知，我和曹牖民、刘金田、张金锡、马绍光都未得参加。
暴动的地点：宋洛曙在孙、宋、杨、马庄一带，刘双四在北新庄、大杨庄、万安一带，杨万林在荆丘、玉田一带，王弢在高阳南北辛庄、河西村、边渡口一带。此外还有博野、安新等地，离得远，消息听不到了。
红军到处，开仓济贫，打死地主，收缴枪支。当时只知河北红军司令员是湘农。政治委员贾振丰、政治部主任鲁夫是二师同学。白军骑兵十七旅，击溃红军于南北辛庄之间。白军逮住红军了，用刀砍，用铡刀铡，把人头挂在树上，挂在城门上，严重地镇压了农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其用意也就可知了。
听到这些消息，我一个人跑到高粱地里大哭一场。
高蠡暴动过去以后，我到县里跑了好几趟，打听马永龄，打听不到消息。后来听说他参加了高蠡暴动。以后，又听说他被捕了，但不知详情。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
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含着一生的辛酸向敌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