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
◆文／佚名
我的奶奶是大前年去世的，活了八十多岁。奶奶病重的时候，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回故乡看她老人家。当奶奶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哭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哭过之后，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仿佛清楚地看见了奶奶，看见她瘦小的身躯，她的一头白发，她永远微笑的慈祥的面容……奶奶一辈子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为了我，为了我们。就说我吧，这条命就是奶奶救下来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还乡团”杀气腾腾地来到我们家乡，抓“抗属”，杀干部，连孩子也不肯放过。母亲去微山湖找我们的队伍去了。奶奶带着两岁的我和不足周岁的弟弟，东躲西藏，吃没得吃，住没处住，日子怎么过呀！隆冬腊月，奶奶抱着我们小兄弟俩，坐在冰冷的破屋里，把讨来的煎饼一口一口地嚼烂，喂我一口，喂弟弟一口。小弟弟不肯吃，又饿又冻，哭个不停。奶奶一边一个紧搂着我和小弟，用她的体温暖着我们，她自己也瑟缩发抖。那天夜里，小弟断了气。奶奶便更紧地把我裹在衣襟里，同时想把小弟冰凉的小身子暖过来……她要保住活着的孙子，又要救活死了的孙子！以后，我懂事的时候，就常听奶奶说：“生生把你小弟弟冻死了，饿死了！”说着泪流不止。哪能怨奶奶呢？没有奶奶，我能活下来吗？我懂。
从那以后，奶奶时刻不离地抱着我，领着我。奶奶的脚裹得很小，但她领着我走过了那黎明前最黑暗、最寒冷的路。奶奶是坚强的。到后来才知道，正是在那段岁月里，她最心爱的儿子——我的二叔牺牲了，我的十几岁的三叔被反动派抓去了。敌人抓三叔的时候，奶奶抱着我追赶着，一路斥骂那些匪徒，引得四村八庄的乡亲们都来向匪徒要人，吓得他们朝天放枪。不久，我的爷爷也被反动派抓去，折磨了很久，最后含恨而死。在那兵荒马乱、家破人亡的日子里，奶奶保护着我，哺育着我，坚强地挺了下来，熬了过来。奶奶的心是最软的，可那时候她从未哭过。谁又知道她吞下了多少悲愤的眼泪呢！
大军南下的时候，奶奶带着我，日夜在村口看我们队伍向前方进发。她常常看花了眼，指着队伍对我说：“那个，骑高头大马的，就是你爹！”再一看，却不是。她就撩起衣襟擦眼泪。解放了。家乡的人们都劝奶奶：“该跟你儿子进城享福去了！”奶奶总是摇摇头。她不愿离开这洒着自己亲人鲜血的故土，也不愿丢下我。
一些老人们都说奶奶“憨”、“没福气”。老人们说：“这江山可有您的份啊！”“那年鬼子进村，把你绑在石磨上，刺刀压着脖子，您可连眼皮也没眨！”“您儿子可当大官了，他知道您受的那些苦吗？”奶奶听了，什么也不说，只是微笑着。那是多么美好、多么慈祥和宽厚的笑容啊！
奶奶是勤劳的，我从来不记得她有闲着的时候。解放初期，军属的土地是由政府负责找人“代耕”的。可奶奶总不让人家帮我们干活。她成天在地里劳动。有一次，她去锄地，我去给她送水，见锄过的地上留下奶奶一排排窄小的、深深的脚印。我心疼极了，跑去抱住奶奶，再也不让她锄了。奶奶却说：“好孩子，庄稼人哪能不锄地？不种地还能长粮食？”这样朴素的道理，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由奶奶手把手地教会了锄地。
60年代初，我来北京上大学。奶奶年纪大了，不能种庄稼了，也来北京住在姑姑家。姑姑和姑父都是工人，奶奶和他们相处得很好。进了城，她老人家还是闲不住，家里的活总是抢着干。我就读的人民大学离姑姑家很近，有空就跑去看奶奶。奶奶总要给我下面条，削萝卜吃，还给我洗衣服、补袜子。姑姑笑着说：“您把他惯坏了！”奶奶也笑着说：“哪是惯他呢？我是教他呀！”真的，我后来就学会自己洗衣服、补袜子了。
奶奶永远都是宽容的、慈爱的。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南方某省城来京开会，来看了奶奶一次，一会儿就坐小汽车走了。奶奶一直看到小汽车没影了，回来后忽然又懊悔又担心地说：“看看，也没给他做点吃的，饿着他了吧？”我第一次跟奶奶发火了：“他是什么人物？能饿着吗？连一块饼干也没给您带哪！”奶奶也是第一次嗔怪地说我：“瞎说什么？他是你爹！”
“文化大革命”时，在家乡当生产队长的三叔也成了“走资派”，挨了批斗，逃到北京避难来了。奶奶说：“你到这里，一个村子谁管？走，我跟你回去！”说走就走，谁也劝不了。后来听说，奶奶回去后，坐在大门口纳鞋底，“造反派”们谁也不敢揪三叔。一个愣小子硬要冲进我们家，被他爷爷劈头盖脸狠揍了一顿，还是奶奶拉开的。村里的“造反派”怎么也闹腾不起来。后来三叔又带着大家抓起生产来了。
奶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进城来。她晚年在家乡，能干的活都干，能吃的苦都吃，从不向在外边当干部的儿孙要钱。在我们故乡鲁西南平原的黄土地上，奶奶走完了她一生的路。奶奶，我永远忘不了，您锄地时在故乡的土地上踩下的那一串串深深的脚印……在我们故乡鲁西南平原的黄土地上，奶奶走完了她一生的路。奶奶，我永远忘不了，您锄地时在故乡的土地上踩下的那一串串深深的脚印……
弟弟
◆文／佚名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儿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力。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脚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儿。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力。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我的嫂子
◆文／佚名
我妈在床上病了四年，在1958年我刚满五岁的那一天，耗尽了最后一点精神，死了。现在我只记得好多人抬着棺材上山的情形。因为农村人很穷，不知道、也照不起照片，到现在我只知道我妈的名字，可记不起我妈的样子。
我妈死后，除了年幼的姐姐，家里再没有女人。我的衣服破了，是我父亲深夜在煤油灯下蹩手蹩脚地缝补，我穿的布鞋是父亲用他满是老茧的手躲在房后一针一线做的。那时都很穷，所有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也吃不饱肚子，家里除了劳动工具以外，其他凡是钢铁的东西都砸碎交到公社炼钢铁了，做饭用的锅自然也没有了。大人们在生产队里吃大食堂，孩子们则关在一个叫“幼儿园”的院子里，浑身脏兮兮的，饿着肚子唱《社会主义好》。晚上回到家再困都不睡，盼着半夜大人带回从牙齿缝中省下的一点饭吃。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山上能吃的野菜和树皮都吃光了，好多人浮肿，孩子们的脸也像黄菜叶一样。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得个个孩子都是枯瘦的腿支撑着鼓鼓的肚子，干瘦的脖子撑着大大的脑袋，无神而呆滞的眼睛只有见着吃的东西才会发光。
嫂子到我家那年，我已上小学二年级，那时她才19岁，是个毕业时间不长的中学生。嫂子人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皮肤、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大而有神的眼睛、匀称而丰满的身材，是当地少有的漂亮人。我大哥人长得并不好，小名叫“寡子”。我怎么都不理解嫂子为啥要嫁给长得很一般、个子又不高的大哥。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家里除了有点粮食，其他一贫如洗。社员们早已不在生产队里吃食堂了，家家户户冒起了炊烟。家里有了女人，也就有了生活的气息。饭有人做，家有人理，也有了，客人往采。
嫂子到我家后，开始我还有些腼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熟了，我除了上学外，基本都和嫂子待在家里。家里有个是是非非，我总是站在嫂子一边；大哥有时和嫂子闹意见，我总是为嫂子抱不平。也许是恋母吧，没事时我总喜欢依偎在嫂子的怀里，成天有说不完的家常话。嫂子走个人家，总是带着我；如果别人给点好吃的，嫂子自己舍不得吃，总是悄悄地留给我；有时放学回家不见了嫂子，就到她可能去的人家找。那时我大哥在生产队里当会计，晚上不回家时，我就从堂屋我爹的床上偷偷地摸到我嫂子房子，钻到她的被窝里。大哥如果回来了，嫂子就把他撵到装粮食的长板柜上睡。
后来我在距离我家30里的地方上中学，每个星期六放学后，为了挣三四毛钱积攒学费，就要空着肚子给供销社挑货物。每当我饿得咽长气断、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嫂子撂下家里的活来接我，那真是像见了救星一样，其他挑货的同学都很羡慕我。
我嫂子待人很好。上上下下路过我家门前的熟人，她都要招呼进屋喝茶；遇到吃饭的时候，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招呼别人；我家那几棵桃子和李子熟了，她总是把好的分送给邻居；门前那棵皂角树的皂角，谁摘她都愿意；过年杀猪，也要把亲朋和邻里请来吃“泡汤肉”。时间长了，方圆一二十里都知道我嫂子的为人。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里，嫂子一直牵挂着我。我有个三病两痛，只要嫂子知道了，她都要让我大哥或者牛娃子带着上好的特产来看我。我只要有空就喜欢回家看嫂子，成家后春节大部分也是回嫂子家过的。算起来我嫂子今年62岁了，除了腿患严重的风湿病走路不方便外，身体还算硬朗。
我也是好几十岁的人了，嫂子对我还跟儿时一样，该疼就疼我，该骂就骂我。我也很敬重嫂子，她说得不对我也不顶嘴，因为在我心中，嫂子和我妈是一样的。
我嫂子待人很好。我家那几棵桃子和李子熟了，她总是把好的分送给邻居；门前那棵皂角树的皂角，谁摘她都愿意；过年杀猪，也要把亲朋和邻里请来吃“泡汤肉”。
祖母的月光
◆文／佚名
我祖母去世那天是农历正月十五，我记得那天的月色很好，虽然清冷，但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丽和圣洁，以至于后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祖母在这一天去世是她精心挑选的。
无疑祖母很喜欢并且熟悉这种月光。我小时候经常陪她坐在这种月光下。祖母不识字，她不会给我讲关于月亮的种种传说和故事，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坐着。偶尔，祖母嘴里哼出一段说不出名目的曲调来，和着冷月、微风。她的脸非常动人，岁月的艰辛似被月光洗去，只留下一份恬静、一份安详。我之所以后来一心想当摄影家同祖母在月光下的形象有着很大关系，因为每想到那个时刻，文字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不厌其烦地描述这段文字，是由于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看见祖母那熟悉的表情后，祖母就死了。她很从容地说完那句话就死了。从那以后，每到有月光的夜晚我就竖起耳朵，我总认为会听见祖母的声音。当然，祖母只是在临死前才清醒过来，在那一天的其余时间里，她大都处在一种癫狂的状态中。
在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坐在祖母的床头。祖母在那一天最主要的事情是吃饭，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谈到。夜晚来临，祖母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看到了月光，她的眼神马上变了，瞪得溜圆，一脸惊慌，这种表情只有在一些极其恐怖的电影中才能看到。我顺着祖母的视线，却什么也发现不了，只是一片月光。祖母这时极力想向后挪动身子，她说：“一地死人，一地死人……”后来她又哭：“秋生，秋生，妈妈没有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