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生这个名字是根据她的声音推测的，因为我有个叔叔叫冬生，此刻，他正在大洋彼岸，可能在某个富商的鸡尾酒会上（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他是在那个年代逃荒偷渡过去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关于秋生的一切，甚至连我老爸也不知道。
其实秋生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我祖母的死似乎同他没有多少关系。我当县委书记的爸爸虽然很忌讳这样谈到祖母的死，但我还是毫不羞愧地写下了这一行文字：我祖母是吃饭胀死的。在那一天里，她至少吃了十六碗饭，祖母在那一天吃完了她一生中最丰富的食物。祖母像个孩子，她说：“给我一碗饭。我要吃饭。”每一碗饭端上来，她都会以令我吃惊的速度吞下去。后来不给吃饭了，她就吃一切能抓到手的东西：棉絮、纸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吃东西的人，相信以后也不会看见。那一天我一家人都在同祖母搏斗，争夺的目标其实就是我们每天享用、极其平常的东西——大米饭。
最后一碗饭是我端给祖母的，那时她已处于回光返照的时刻，她很安宁地吃完了那碗饭。吃完后她像孩子一样，用手擦擦嘴巴，满足地笑了。
这时祖母脸上又出现了那种表情，我小时候很多次在月光中看到的那种表情，这时我听见她说：“又是春天了吧？今年好，不用出去了，不然又要麻烦村长开路条。”
后来，她就死了。祖母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食欲都非常旺盛，以至于到现在，我的体重还不能降下来，当然我也没有做过多的努力，我觉得这样挺好。
后来我时常想起祖母临死的那个晚上，有月光的时候，我总是竖起耳朵，想听到祖母临死前对我说的那句话，说完那句话她就死了。说那话时她已经没有力气，但我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说完那句话她就很满足地去了。
对了，我差一点儿就忘记写了，我祖母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胀死比饿死好”。
无疑祖母很喜欢并且熟悉这种月光。我小时候经常陪她坐在这种月光下。祖母不识字，她不会给我讲关于月亮的种种传说和故事，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坐着。
许树峥
◆文／佚名
很小的时候，许树峥住在我家隔壁。他很瘦，皮肤很黑，心地善良，常常受外婆指派照看我。我从小就很调皮，常常躲到隔壁煤场的煤堆后面，让他找不着。他有时候没辙了，就站在煤场中间一把把抹头上的汗。煤屑粘在手上，一抹，就是愈加黑的一道。我偷偷探出头，很放肆地笑，他听到了，回转过身，也跟着我笑。他笑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白色的牙齿。
从那以后，我就常常站在煤场的各种犄角旮旯听他喊：“陆小童出来啊，我们回家去看《黑猫警长》。”然后我“咯咯”地笑着说：“许树峥，我怎么看不到你的牙？”他听到我这样喊，不但不生气，反而咧了嘴笑。
1984年，那时候流行吃五分钱一根的蛋奶冰棒。每天，许树峥都从外婆那里小心地接过一角钱，又很小心地放进口袋。外婆说：“这个，给小童买支冰糕，剩下五分钱你可以自由支配。”外婆知道许树峥喜欢和隔壁男孩儿们比赛弹玻璃球，所以总是给他留五分钱“赌博”用。可是外婆不知道，我总是有办法每次都从许树峥那里搞到两支冰棒，一边吃一边擎着冲着太阳看——阳光下，冰棒的边缘可以发出彩虹一样的光芒。
许树峥近视，每次看书都要认真地戴上眼镜，手里一定会握一支笔，仔细地写写画画。可是我总是在他戴上眼镜拿起笔时，搬个小板凳很快乐地跑到他跟前，大声喊：“这次有什么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他抬头看看我，又没辙了，知道要摆脱我基本没有可能，就一板一眼地掏出小册子，给我讲《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若干年后，我给学生讲外国文学，说起《天方夜谭》时突然想起了他，想起他那样认真地告诉我：“小童你知道吗？它还叫《一千零一夜》，因为这个故事讲了一千零一个晚上！”一百余人的大教室里，我突然间就声音哽咽了。
后来我长大了，读初中。外国语中学的封闭式教学管理很是让人崩溃，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我睡八人一间的宿舍，夏天没有风扇。冬天暖气微弱，早晨五点半起床跑操，老师一吹小哨子，我们就忙不迭地四散奔逃到能冻死人的水龙头前面排队洗脸……我把这些讲给他听，他很久没说话。又过了很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一毛钱的钢镚儿，很羞涩地对我说：“这是你外婆给我的，我没花，你拿去买冰棒吃啊。”
再后来高考，那阵子我神经兮兮，向全世界昭告考不上大学我就去死。我妈吓坏了，外婆也吓坏了，每天鞍前马后围着我转，唯恐我一想不开就去寻短见。只有许树峥敢拿了他北大的毕业证在我眼前晃：“陆小童，打小我就看出你不是一般的笨，你看北大有什么了不起，我都不想考！后来听说那里有几个老师比较有趣才去的。高考啊，嘿，真是没劲。”
我平生最恨人对我用激将法，令人憎恨的许树峥，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北大的毕业生。我于是头悬梁锥刺股、卧薪尝胆，半年后考取了山东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许树峥得意扬扬：“不错嘛小鬼，虽然比起我来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啦。”我抱着印有报喜鸟的信封，狠狠瞪他。可是目光碰到他的那一瞬间却突然融化，因为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真心的喜悦。那一瞬间，突然很想、很想说爱他。
然而，还是生生咽了下去。
大二那年，我有了男朋友，带回家给父母看，许树峥探头探脑。男朋友走后他开始感伤我总有一天要离开他，而我知道他不喜欢那个男孩儿，可是我沉浸在甜蜜和幸福里无法自拔。
大三暑假，他忽然把脖子上的两个连在一起的小疤给我看，并对我说：“小童，你看这个像不像葫芦娃？”
他边笑边说，我边看边笑。我不知道，那是淋巴癌。
尽管许树峥住院后所有人都说他得的是淋巴炎，我还是很担心，跑去医院看他。他隔着那么厚的玻璃，笑着冲我招手。我突然间泪流满面，突然间肯定：我是那么的爱他，舍不得他。我希望，他的笑，在我可以触摸得到的地方，真实灿烂地盛开。
我给他买了大捧勿忘我，浓烈的紫郁积着，夹着我送他的卡片。过了几天，我在学校里上课，突然有同学塞给我一封信，打开，是他的笔迹：小童，好好学习，不要担心我，我很好，很快乐，有人伺候着，不用自己买菜做饭，真是开心。我在课堂上笑出声，突然间心里大石落地。
后来我开始准备考研，听说许树峥的治疗很见成效，不久就要出院。我决心要送他好大好大的一份礼物——北大艺术学研究生的通知单。我希望，到他曾经读书的地方生活。我没有告诉他，那个曾经说爱我的男孩儿已经明白了告诉我：“陆小童，我不会留在这个城市。”他要去远方实现梦想，而我是他前进路上的偶然，我也没有告诉许树峥，我因为失恋昏天黑地哭了几天，我现在才记起，其实他很早就暗示过这个男孩儿和我不合适。
中间去探望他的次数不多，每次去了他都很兴奋。手忙脚乱翻东西给我吃，打开柜子展示他为我藏下的芒果：“很贵啊，我知道你肯定喜欢吃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不喜欢，留给你。”他翻出来，却失望地看见芒果放久了，烂了。他咂咂嘴，很伤心地嘟哝：“放了没多久的，最多两个礼拜……”
我的心一颤，原来自己两个礼拜没来看过他。泪水，就那么一点点漫上我的眼，差一点点逼回去。
我在心里发誓，等我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我要大声告诉他我爱他。尽管，以前，我总觉得说这句话真是矫情。
这期间他知道了我在忙考研，虽然不知道我考哪里，还是托人给我捎话：“我很好，不要担心，好好复习，人生没有几回搏，有机会要把握，不要急着来看我，拿到通知书再来我会更开心。”于是我更加奋发地复习，成绩一天比一天好，探望许树峥的次数却越来越少。
直到一个夜晚，我被妈从睡梦中唤醒。一路拖到医院。当我看到那白布的一瞬间，我彻底清醒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许树峥，他躺在白单子的下面，安静地、安静地，没有一点儿呼吸！
外婆边哭边说：“他直到死，都在喊你的名字，他真的想你啊。他看着你长大的，他最喜欢的孩子就是你，他到死，最想见的也是你……”
我终于紧紧地扑到他的怀里，拥抱着他瘦弱的身板，撕心裂肺喊出声：“外公……”
是的，许树峥，是我的外公，把我从小带大的外公，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皮肤很黑，心地善良，喜欢和男孩儿们打弹子，养了一只猫，取名叫“雷欧”——他始终记得，我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森林大帝》，那里面的主人公，是一只白色的小狮子，名字叫雷欧。他引导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和我讨论庄子、老聃，和我谈关于爱情的话题，还有我总是直呼他的名字他都不生气。我一直、一直都知道他爱我，可是他知道我也深爱着他吗？
我抱着印有报喜鸟的信封，狠狠瞪他。可是目光碰到他的那一瞬间却突然融化，因为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真心的喜悦。那一瞬间，突然很想、很想说爱他。
废品里的秘密
◆文／佚名
我参加工作离开农村后，在家务农的二弟默默地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任务。为了弥补尽孝的亏欠，我要求承担二老的全部生活费用。尽管二弟生活过得清苦紧巴，仍坚持与我平摊。为此，我心中常常感到不安。
一天，二弟进城来，赶上我收拾房间，一大堆废旧报纸无处存放准备扔掉，二弟连忙制止：“送到废品站能卖钱呢。”在妻子的帮助下，他找来辆三轮车将废旧报纸拉走了。二弟回来后，将卖报纸的50元钱要交给妻子，妻子佯做怒状予以拒绝。争执半天他才涨红着脸将钱装了起来。我在一旁灵机一动，心中暗喜凑上前说：
“单位旧报纸多着呢，改天弄回来你拉去卖吧，卖的钱归你。”二弟听了脸上堆起了灿烂的笑容。
从那以后，二弟每次进城来就将我积攒的废旧报纸、纸箱、饮料盒什么的拉到废品站变卖，每次都能卖100多元钱。时间一长，积攒废品的难度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那天，妻子下班回家，身后跟着一名蹬三轮车的民工，车上装了满满的一车废品。民工将废品卸完走后，妻子得意地说：“怎么样，你的难题我给你解决了。”原来她见我为废品的事犯愁，便以高出收购价的价格从废品站买回了一三轮车废品。望着贤惠、善良的妻子，我心底涌起一股热流。隔天二弟进城来了，见墙角码放着一大堆废品，他兴奋得满脸通红，自言自语地嘟囔：“这月的养老费不用再发愁了。”从那以后，我们每月都从废品站买回一三轮车废品存放到家里，等着二弟来拉走卖钱，这种“曲线送钱”的方法持续了半年。
那天我又去废品站买废品，不料遭到了废品站业主的拒绝。无奈只好忍痛再次提高购买价格。一听这话业主火了：“不卖就是不卖，你还有完没完。”晚上二弟来电话说明天来城里。放下电话，我急得团团转。第二天一早二弟来了，进门后没等我张口说话，他抢过话头：“今天来是告诉你不要再替我积攒废品了，废品站已经停业了。”妻子拿出我的一套旧衣服，悄悄地往口袋里塞了200元钱，临走时塞到二弟怀里，二弟迟疑了一下，最后含泪接过了那套旧衣服。几天后，废品站的业主找上门来了。进屋入座后掏出200元钱放到茶几上，我问他这是何意？他叹声气说：“前些天，你弟弟来我这里卖废品，我帮他卸车时发现废品打包带面熟，随口说了句：‘这不是从我这里买走的废品吗？’他听了这话愣了半天。在我的追问下，他跟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唉！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事。你们都是好人，我也要当君子。我算了一下账，半年来你们从我这里高价买废品多掏了200元钱，这钱我得还给你们。”面对如此厚道的“商人”我还能说些什么呢？送走了客人回到屋里，见妻子捧着那200元钱已泣不成声……从那以后，我们每月都从废品站买回一三轮车废品存放到家里，等着二弟来拉走卖钱，这种“曲线送钱”的方法持续了半年。
阿婆谣
◆文／佚名
在我们侗寨，有一首很单调的歌——《阿婆谣》。歌词只是两句极简单的问答：“太阳歇得么？歇得。阿婆歇得么？歇不得，歇不得。”
我小时候，阿婆把我背在竹篓里，在灶头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把她头上包着的黑色丝帕扯下来，用小手指戳着那个大大的发髻，问阿婆：“怎么歇不得哩？”阿婆边舀米汤边回答说：“阿婆要带枫妹子长大，枫妹子长大了，还有弟弟。”
等阿婆的竹篓换上我弟弟时，她的牙已经全掉了，花白的头发仍盘成一个大大的髻，由于她用茶油洗头，所以头发仍很光亮，只是她的背已经弓得像水牯牛的角了，我常常担心弟弟从竹篓里掉出来。
我念初中的时候，妈妈去广州打工了，父亲跟着一个江湖医生走街串巷去了，阿婆的眼睛暗下去了很多。两个姑母虽然离娘家很近，但一年也难得来走动几次。每次我在阿婆面前愤愤地说她们没有孝心时，阿婆总是说两个姑母都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每家都有自己的事，她不怪她们。阿婆已经年近八旬，雨雪风霜，四季交替，让她对人对事都看得很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