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着聆听，一种多少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回忆起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夏日，我从蒙特博士那里得到诊断书后迈出屋子来到室外的阳光下，午后三四点的阳光温暖了我的脸颊。令我最为记忆犹新的是，我感到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身体中被抽离，留下了一个中空的躯壳。此刻我坐在这里，听多宾斯博士侃侃而谈，望着舒勒一头栽在书本里，一个人轻声细语地念念有词。我没有去看朱莉，因为我知道她正试图控制住自己，而我的关注会令她情感决堤。这一刻多么像2003年的那个令人难受的白天。那天，我们被冷不丁地逮了个正着，因为我们对问题所在毫不知情。这一次我们是被突然袭击了，因为我们一直都愚蠢地低估了这个怪兽，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我们已经面对了那些坏消息，多宾斯博士等着告诉我们的当然会是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感到似乎在宇宙的某一处，一个潜伏着的可恶的家伙正在嘲笑我们。
“呃，你们回家后需要做的一件事是找一个儿科心理医生，对舒勒的认知能力作一次正式细致的诊断。在我看来，除了略微发育滞后的肌肉协调性，她正常的大脑尺寸、相对正常的语调和运动能力都是进一步成长的良好征兆。我没有发现其他异常。由于她现在年龄太小，我还无法断定她整体的发育情况。但是，她正常的大脑尺寸、正常的语调、相对正常的运动能力以及除语言外其他领域的成长势头在我看来都预示着她会继续进步。我猜她最终会成为边缘区或被称为‘学习迟缓者’领域的人群，这类人的智商在70～80之间，或者也有可能成为轻度弱智人群，智商在55～70之间。”
我们当然毫不含混地听到了那个“r”打头的单词（弱智在英文中是retardation）。“那是什么意思？”朱莉问，“她将依然可以独立生活，难道不是吗？耶鲁的医生对我们保证过。”
“他们怎么可以信口雌黄？”他说，表情带着一点儿愠怒。“我们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你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她有可能今后一直需要你们照顾。”
我望着朱莉的脸，她正在消化博士的一席话。我突然意识到那天我们在康涅狄格得到诊断书后，在她说的所有话中，我听到她重复最多的一句是，蒙特博士说了舒勒有一天会独立生活，找到一份工作的。
但从现在看来，我不得不就事论事地承认多宾斯博士不掉以轻心的态度可能是正确的。回顾往事，一年前我们在同蒙特博士会面时情绪是多么激动，我们像亡命徒一样拽住一些预示着契机的只言片语，我现在可以看到很有可能蒙特博士仅仅是在设想舒勒有一天会生活自理。但我们在悲伤和震惊中死死地拽住了这个可能性。多宾斯说的对，没有人可以像那样妄下定论。我们的思维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会得出主观臆断的结论。
我们原先梦想着舒勒可以上大学，获得成功。而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高估了她的能力，她能找到一份工作，独立生活就已经够好了。那时，这样的话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出于某种原因，朱莉死死地抓住了这最后一根稻草。她想，无论情况变得有多糟糕，至少舒勒有一天可以独立生活，自食其力。现在我感到即便是这个希望也从她的怀抱中被掘走了。
“呃，我还是有一些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很关心如果再要一个孩子，它患相同病症的可能性有多高。我也清楚起先他们告知你们第二个孩子患上先天双侧外围裂周区综合征的概率是25%。那时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已有的研究之上的。外围多小脑回的病因依然在研究之中，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出生前感染病毒这样的外部原因造成的，但这样的情况十分少见。我意识到有充分证据证明外围裂周区多小脑回是一项遗传性疾病。几年前得出的原始数据显示，患者以后的兄妹染上此病的概率是10%。我更为新近的数据显示这一概率可能会更低，或许是在5%以内，但这些依然不是精确的数据。患病的概率甚至可能更低，但我没有充足的数据打包票。我确实认为如果你们再想要孩子，这样的可能性大概是你们更容易接受的。”
“对，这太棒了。”我平静地说道。就算不去看朱莉的表情，我也知道我们不打算再要一个孩子。突然间我们陷入了茫然，我们该拿这个已有的孩子怎么办。
我们接下来的芝加哥之旅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一片。我们三个人都为今后的基因研究，特别是一个被称为对比染色体杂交的研究进行了血液样本抽样。我对这一研究毫无所知，并且我突然意识到我并没多在乎。又一串医学术语一旦经过翻译只会让我们的内心又一次受到伤害。朱莉第一个接受抽样，这样舒勒就不用担心自己会有什么问题。随后，舒勒也接受了血液抽样。我最后一个接受抽样，这时舒勒的眼泪已干。我猜这样的话当她看到我也遭受同样的痛苦时，她会暗自窃喜一会儿。
我们在楼下等着艾琳开车接我们，为防着凉，朱莉带着舒勒待在大厅里。而我站在户外。刺骨的寒风使我的面部僵硬，但这却是我此时需要的。我不想有任何知觉。
艾琳安排我们参观了谢德水族馆和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舒勒在那儿玩得欢快无比。我们穿梭在人工大蓄水池和恐龙骨架中，蓄水池中居住着光怪陆离的海洋怪兽，这些正是舒勒想要看到的。她冲着恐龙王苏龇牙咧嘴地吼叫，看到鲸鱼时高兴地尖叫。我们寡言少语地跟在她后头。
那个夜晚，艾琳做了一桌菜，邀请了几位朋友。我们认识杰萨明和杰夫已有多年，有一年夏季他们途经新英格兰时，在康涅狄格和我们共度了几日。这一次我们十分期盼见到他们，因为自从我们上次相见后，他们有了一个宝宝。朱莉整晚都在郑重其事地哄着小凯蒂。她的脸上依然流露着苦乐参半的表情，因为太复杂而无法令人读懂。至于我为何无法读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喝醉了。
海蒂是我在网上认识的又一个人，坦白地说，我对她并不熟悉。她博客中的大多数内容是有关减肥的，而这一话题并不是我热衷追随的。海蒂是一家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她十分周到地为舒勒带了几本书。不知怎的，在发生的所有事中，我唯独忘了那几本书。直到几天后我们回到得克萨斯时我才重新记起。
进餐时，我一直在关注海蒂和她看舒勒的眼神。我不确定该如何去诠释它，每次舒勒用只有她才懂的语言大声嚷嚷，或是一头扎进自己的世界中时，海蒂看舒勒的眼神就令我费解。舒勒依然是往常那个热爱交际、没有自我意识的小女孩。可能只是因为我喝酒了，我无法琢磨出海蒂看舒勒的眼神。这眼神并非恼怒，并不完全是。它是一种置之度外的观测，想象一下你望着窗棂上一只怪异的臭虫时的眼神。
随后我突然想到，她望着舒勒，仿佛舒勒有什么不对劲似的。她之所以看舒勒，是想让疑问自然而然地水落石出。
我想这时我完全明白了。海蒂很想对舒勒和我的家庭表示同情，但她依然会对我们失常的女儿抱有好奇和反感。这是等待着我们的未来。舒勒在成长，她越长大，遭受的痛苦在常人看来就越奇怪。还是一个小女孩的舒勒显得独一无二、超凡脱俗，她无声的世界有点儿怪异，有点儿迷人。但那一天将会到来，那时她将只会是一个不健全的孩子，世人不再会对她有任何怜悯。
而我们也无能为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那天深夜，我们替舒勒换上睡衣，随后聚集到艾琳的客厅里。我们闷声不吭，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试着将这一天发生的事在我们的头脑中整理出思路。朱莉和舒勒坐在睡椅上，我瘫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而艾琳则席地而坐。舒勒意识到艾琳坐在地上后，抱起枕头和被单来到她旁边。舒勒将被单细心地披盖在两个人身上，随后蜷缩到艾琳旁边，示意让她靠近自己。
我望着艾琳的脸，这时舒勒正一本正经地试图跟她对话，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感同身受的悲伤。艾琳理解无法听懂舒勒说话的沮丧，我想她感到了其中反映出的所有不公。之后，她告诉我她那时意识到我和朱莉一起抚养舒勒的生活有多么水深火热。她也理解了为何我们对待上帝的情感如此复杂。
那晚宾客散去后，艾琳回到卧室休息。我和朱莉坐在睡椅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望着窗外雪花飘落，试图谈论我俩对这整桩事的感受，但事情过于庞杂，来得又太突然。我试着告诉她我感到有多无助，但不知怎的我开始痛哭。我痛哭流涕；朱莉搂着我，一句话都不说。我泪流不止。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无法入睡，无法阻止我的思绪像出轨的列车一样通向毁灭。但我思考得最多的还是上帝。
我想到上帝，想到上帝与舒勒的怪兽之间的关系时，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特别是无法理解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感到不得不安慰我们的话语。我不介意这样的分享，当然也不介意人们说他们在为我们祈祷。我理解这是他们表达关怀最真诚的方式，我也总为他们的这一行为深深感动，真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某种虚情假意的屈尊或是冷冰冰的装腔作势，而是我意识到有人像那样从心底祈祷时，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一定被释放到宇宙中，注入到舒勒身上。
但说句实话，我也为替舒勒祈祷这一行为感到大惑不解。我想有很多种方式看待上帝在舒勒的人生中扮演的角色，但没有一种能让人感到特别宽慰。如果说上帝在让这个世界运转起来后，就退居其后，不愿也无法修缮他设计中的瑕疵，那祈祷还有什么意义？即使我们接受上帝确实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和命运这样一个假设，他一手操纵的还有更为黑暗的可能。
是上帝给予了舒勒她的怪兽吗？如果确实如此，他对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做出这样的事用意何在？如果上帝不是罪魁祸首，谁又是呢？命运？恶魔？他们真同上帝有着天壤之别吗？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基督教那位万能的上帝，那么他们也势必可以望着我的眼睛，告诉我，对，就是上帝对她做的。
“上帝有能力帮助她，”他们曾对我说，“只要我们相信他的存在，并且奋力祷告。”好吧，这意味着什么？这同恳求一个校园暴徒不再打你有何不同？或者说请求一个行凶抢劫犯不要偷你的钱包或伤害你？恳求上帝去帮助那个他一开始就伤害到的小女孩跟同恐怖主义者讨价还价有什么区别？在更正自己的错误之前需要他人以悲伤作为代价，这是一个怎样至上无边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