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处于表层越是蕴藏深刻，越是表现变形越是折射本质。舆论现象作为历史学的对象，其史实价值远不止如前所述的“表面文章”。被誉为现代舆论学创始人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舆论不是一种表面东西，而是人类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为现实环境，一为“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后者则是人类意识或体验到的主观世界。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人类试图直接得到现实的真实图景根本是不可能的，它如此巨大复杂，稍纵即逝，难以捉摸，使得人们对它的直接观察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人类比其他动物的优越在于他创造了种种方法，可以把复杂的现实环境重新建构成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使我们依赖媒介而生活，未经报道过的似乎就是不存在的，人们经历的环境只是通过媒介简单化之后的虚拟环境，最重要的是人类并没止步于虚拟的环境，他们基于这种环境有所期待、有所行动，这些行动不仅有其自身的真实，而且产生了真实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环境创造了新的真实。
舆论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虚拟的环境，它帮助人们用更简单的模式来掌握世界的概貌，但它也常常“欺骗”人们误以为这就是他们所生活的真实的环境。可能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出舆论是社会的表象与皮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舆论所建构的生活图景与价值体系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生活环境，他们与舆论的虚拟环境合为一体，既是舆论的对象，也是舆论的参与者。他们好比蜜蜂，而舆论则是蜂蜜，既是他们的食品又是他们的分泌物。更重要的是，舆论是他们的蜂巢，他们生活在其中，亦真亦假，亦实亦虚。
事实上，许多前辈先贤已经意识到舆论对社会的重要性，其中最着名的代表是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哈贝马斯用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即社会交往模式，而公众舆论能否形成、怎样形成以及由谁来主导，是公共领域能否建构的关键和标志。
其实，舆论概念从诞生起，就被学者赋予了崇高的地位。1762年，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其经典名着《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舆论”这一概念（法文原词opinino publique），并把舆论提高到比法律更高的地位。“舆论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
哈贝马斯和卢梭等人的理论揭示了舆论与推动社会历史进程更深层的力量紧密相关，舆论可以是也应该是解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对象和解释工具。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台湾舆论研究虽然是浪花式的台湾研究，但它仍可能触及台湾研究的河床，舆论的表层性和假象性不是台湾舆论研究的障碍，反而恰恰是破解台湾问题的一把钥匙。
舆论的表层性让我们更加关注台湾舆论表象背后的东西。我们发现台湾的舆论并不等于台湾的民意。在表面上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其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在操纵，更重要的即便是各种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表面上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在说话，实际上背后仍然有制约和规定着的土壤，这个土壤最直接的就是政治文化。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政治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在台湾舆论里谁能说话、怎么说话以及用什么方式说话，台湾政治文化对台湾舆论的投射，必将在台湾舆论上打上烙印、留下痕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台湾舆论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反映着与其相对应的政治文化，甚至直接成为政治文化的符号。因此，表面上是台湾舆论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台湾政治文化在暗潮涌动。于是，透过台湾舆论的表面浪花，我们可以触及台湾政治文化的河床。而台湾的政治文化是台湾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滋生的土壤，也是台湾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赖以维系的纽带，它与台湾的其他文化一起互动成为虽然缓慢却长远地影响甚至决定台湾历史走向的基础性力量。因此，将台湾舆论研究引向深入，就能够从台湾舆论的表象，进入深层次的台湾政治文化，并通过台湾舆论的变化，发现台湾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
反过来，台湾的政治文化也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湾舆论的假象。譬如，当民进党某个政治人物挑起省籍议题，马上有学者指出他的放话是“操弄”，这对于决策者迅速提出对策和对于大众迅速做出舆论反应是很有助益的。但对于认识和解决台湾问题，仅仅指出舆论的“操弄”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要求更深入地回答为什么这种“操弄”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为什么它会屡屡奏效？为什么这么多民众这么愿意被操弄？为什么即使有人指出这是“操弄”，这么多民众还是不肯相信自己被操弄甚至即使明白却仍然愿打愿挨？特别是到底是谁操弄了谁？是政客操弄民众，还是民众操弄政客？如果不是政客操弄民众，如何解释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同样是这一批民众，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认同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但反过来，如果不是民众操弄政客，为什么政治人物一旦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就会被某些民众无情地抛弃？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民进党的领导人只要脱离这个党就会被该党的支持者所唾弃？如何解释民进党中的有些清醒人士明明不敢认同民进党的某些做法却不敢大声批评，即使敢辞去“立法委员”也不敢辞去民进党党籍？如何解释民进党一进行初选，其候选人就开始一个比一个更“独”？到底谁是玩偶？谁是过客？谁是台前？谁是幕后？谁是演员？谁是观众？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如果仅就舆论谈舆论，就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只有将台湾舆论引入政治文化的视角，从台湾舆论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着眼，人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是这个人物、这个地点、在这种场合会说出这样的话，即使他的话是一种操弄，但操弄者本身也被操纵，它仍然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所左右，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民众，他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政治文化土壤。他可以有自己的个性甚至自主性，甚至可以在某个瞬间某个局部某种程度背离政治文化的引力，更极端的是：他还可能反作用于政治文化，但无论如何他不是在一个政治文化的真空中，也不是在一个别的政治文化的空间中思考和行动，他不是木偶，但身上仍然系着政治文化千丝万缕的线。他说什么话、这些话有没有听众、这些话能不能产生舆论效应、这个舆论能产生什么作用，都与政治文化有关。为什么这个时期有的舆论议题开始沉默，而有的舆论议题开始大声？只有从政治文化的变迁，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舆论特点的表层性和假象性，都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政治文化。台湾的政治文化是台湾舆论研究的分析工具，也是台湾舆论研究的目的旨归。这样，以台湾舆论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本书，就以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
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本节拟从本研究的学科背景、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等三个面向进行学术史回顾。
一、学科背景
本书是关于光复以来台湾舆论议题演变与政治文化变迁的研究，其学科背景有二：一为历史学，一为舆论学。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历久弥新的学科。本研究受“新史学”的影响较大，特别是总体史学、长时段理论、即时史学以及历史人类学对本书的启发堪称深远。
舆论学是一门年轻而崭露头角的学科，李普曼的两个世界理论、诺尔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特别是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shaw）的议题设置理论对本书有直接的启迪。
历史学以其古老的渊源与开放的前沿使之与诸多学科的结合相得益彰，这不仅为历史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发现了新的方法，创造了新的分析工具，也为相关学科开启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建构了新的研究模式。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经济史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社会经济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硕果累累。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学与舆论学的结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历史舆论学连作为一个“概念”都未有人提起，更遑论对该学科的建设与探索。
故本研究的学科背景存在着一大空白，即历史舆论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尚未建立。
二、研究领域
本书的研究领域有二：一是台湾政治文化研究，二是台湾舆论研究。现试分别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作简要回顾。
1.台湾政治文化研究领域
台湾政治的研究汗牛充栋，其中与本书间接相关的台湾政治变迁的研究也着述颇丰，其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胡佛，《政治变迁与民主化》；廖达琪，《台湾地方政治变迁初探：民国82年与90年地方菁英背景及观点之比较》；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彭怀恩，《认识台湾——台湾政治变迁五十年》；王振寰，《谁统治台湾：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与权力结构》；朱云汉，《中产阶级与台湾民主化》；吴文程，《台湾的民主转型——从权威性的党国体系到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彭怀恩，《台湾政治发展》；郭正亮，《民进党转型之痛》；施正锋，《台湾政治建构》；丹尼·罗伊（Denny Roy），《台湾政治史》。
将台湾政治研究深入到台湾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着述则相对不多。岛内的代表人物及专着有：胡佛，《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江炳伦，《政治文化导论：理论与个案研究》；彭怀恩，《台湾政治文化的剖析》；彭怀恩，《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台湾政治心理倾向》；石之瑜，《政治文化与政治人格》。大陆方面代表人物及专着有：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刘国深，《台湾政治概论》。论文方面，较有影响的是：黄光国，《“依侍主义”与“党派主义”：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黄秀端，《台湾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民主化》；黄秀端，《政治文化：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北京大学李振广的博士论文《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还有一些论述涉及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比如政治情感、政治认知与政治评价，尽管其理论框架不一定采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对本研究仍有助益。比如游清鑫，《二十一世纪台湾选民的政党认同，政党形象的探索》；游清鑫、萧怡清，《台湾民众政党认同的持续与变迁》；吴乃德，《面包与爱情：初探台湾民众民族认同的变动》；庄英章，《族群互动，文化认同与“历史性”：客家研究的发展脉络》；杨芙宜，《国家认同的分歧或共识？台湾民主化后的国家认同转变》；刘义周，《民众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发展趋势》；卢建荣，《分裂的国族认同，1975-1997》；石之瑜，《当代台湾的中国意识：对集体认同的反思》；张茂桂等，《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戴国煇，《台湾结与中国结》；许胜懋，《通婚家庭子女之台湾人/中国人认同（1992-2001年）》；孙同文，《台湾国族认同和危机》；陈陆辉、周应龙，《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持续与变迁》；陈义彦、陈陆辉《模棱两可的态度还是不确定的未来：台湾民众统独观的解析》；吴乃德，《认同冲突和政治信任：现阶段台湾族群政治的核心难题》；黄国昌，《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
前人对台湾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缺乏将台湾舆论的研究引入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政治文化属于心理层面，这些心理层面需要表现形式，而舆论就是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舆论作为政治文化的表征，可以最生动最直观地反映政治文化的内涵及其变迁。但迄今为止，从台湾舆论演变切入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系统性研究仍属空白。
故台湾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即缺乏将台湾政治文化研究深入到台湾舆论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