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许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王女士这样的情况，医生们眼中似乎并没有病人，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分管的器官或组织，他们注重的只是数字化的白纸黑字的化验结果而不是我们的感受，在他们看来，机器更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于是，我们在进入医院的时候，面对的是各式各样功能不同的冷冰冰的机器，而医生则是埋头在机器后面，偶尔指着机器吐出来的纸片或图片指指点点，说这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行业术语。因此刘太医戏谑地称医院看病为用先进设备“测试机器”和“修理机器”。但身体不是机器，更不是让机器随意践踏的试验品，因为身体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机体，需要人性的关照。
医学，本来应该是一门时时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面对病人时，则显得平静而冷漠。这是医学发展到现在的悲哀，也是病人的悲哀，更是医生甚至人类的悲哀。
这种悲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机器时代的到来，冰冷时代的开始。医学的发展，技术的提高，科学家们制造出愈来愈精密、愈来愈先进的科学仪器，这些本来作为研究之用的仪器却广泛地应用到医疗诊断和临床治疗中。他们逐渐取代了医生们的位置，开始作为医院的主力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患者到来。这样，一方面提高了诊断的精确度，一方面也为医院带来不菲的收入，同时在发生医疗纠纷后还能为医院提供如山般的铁证。于是，医院变成了现代工厂，就诊过程处理得如流水线般 “行云流水”。
其次是医生目无全人。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向精致细微的方向发展，人们对身体的研究渐趋深入，从系统到器官，从器官到细胞，从细胞到DNA，研究的深入致使医生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医生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始终面对着自己的领域、有限的系统或具体的器官。这也使得他们的眼界越来越窄，从人体，到器官，最后可能只定位在某个毛细血管上。他们在看病时，就如同解牛的“庖丁”一样，目无全人，有的只是分属自己的器官或系统，对病人、对疾病，缺少一种全面整体的认识。
再次是人情味的丧失。从职业培训开始就一直依赖机器的检查结果来作为诊病医人的医生，在步入职业生涯后更要学会阅读纷至沓来的、机器提供的“指令”，他们心甘情愿地让出舞台，成为医疗中的幕后工作者，更多地开始与机器打交道，与机器处得久了，对数据图片太专注了，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而冷漠。
更何况，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如今相当多的医生已经不再是医生了，而成了医学技术专家、操作工、医学官员，以及精明能干的生意人。
古代的医学分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精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时，他有着朴素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整体观。医生面对的是整个病人，他可以对病人从上到下、从心理到生理全面地考虑。因为这样连续的情感交流，因为这种不加分割的生理心理治疗，“人情味”成了那时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调料。
现代医学无限开放式的发展，在取得了辉煌成绩的同时也慢慢偏离了最初的研究目的。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基础医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反倒没有病因那么重要；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重要。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于是，治人时代结束了，治病的时代来临了。正如一幅漫画中所描绘的那样：
医生们更多地沦为仪器的奴隶，成为医院这个大工厂中服务于仪器的操作工，他们机械地对前来就诊的病人挥舞着柳叶刀，然后把它送往下一流程，抬头喊道：“下一个。”
科学的目的是求“真”，医学也是科学，需要摒弃感情，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但是，当医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除了理性和冷静，更需要有温暖的人情。因为医学的最终成果并不体现在研究得多么深入，而是体现在能否救治病人、救治多少病人。作为医学实行者的医生，面对的也不是研究室里的动物或冰冷的尸体，而是和他们一样有生命、有感情的人。
病人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多一些温情，哪怕是一点点。
【他山之石】 美国医生的诊断
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医生与患者的持续交流时间平均为23秒。医生常常心不在焉，他们不会认真询问你的病史，不会注意到你所有的症状，因为症状并不总是符合医生预先设想的疾病的定义。在你还没说完自己的麻烦问题时，他们多半已经想出了治疗方案。他们从自己的医疗“烹调书”中挑出一种，一旦有了“食谱”，他们就不愿再听你啰唆了——还有好多病人要看呢。曾经在急诊室工作过的医生都知道，急诊室的医生例行公事地在30秒内就给出诊断。30秒！患者可能才刚刚开始诉说他的问题，但这毫无意义，因为医生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了——不管对与错。
小心医疗中看不见的陷阱
病人急功近利的心态让医疗行为有机可乘，医疗行为主体（未必是医生）可以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设备巧妙地为病人设置陷阱，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往里跳。
刘纯在《误治余论》中谈到：“有业医者，心存贪得之心，谓求富莫如治难。以取快一时之术，使沉屙顿起，病家旋即毙命。倘有族人索命，乃正色对曰：气数已尽矣。论之，咎与病家，急功近利使然。”意思是说，有的医生贪财，认为治疗疑难病能迅速富起来。他使用取快一时的方法，让病情迅速好转，可是病人很快就死了。如果家属来讲理，他就一本正经地说，病人的寿命就是如此。其实真正分析起来，根源还是在于病人的急于求成。
病人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让医疗行为有机可乘，医疗行为主体（未必是医生）可以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设备巧妙地为病人设置陷阱，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往里跳。
我们急功近利的首要表现就是平时不注意养生，等有病了就把自己全部交给医生，岂不知医生不仅没有救命的“杨柳枝”，还和普通人一样存在趋利心理。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面对金钱频频抛出的橄榄枝，他们也会“心向往之”。医疗机构的改革——经济效益不好的公立医疗机构大多以承包的形式归个人或集体运营，没有承包的公立医疗机构，绝大多数也已经打破大锅饭——医生的收入和经济效益挂钩，上下一心，也为医生提供了良好的隐蔽方式。
第一招：多做检查
刘太医指出，现在许多人迷信西医的CT扫描和血液检查。所以通过化验检查让病人掏钱，病人不会有任何疑义。何况医生告诉病人这个指标正常、那个指标合格时，病人还会很高兴呢！病人虽然都知道做个CT检查很贵，但经过医生对CT这种仪器的过分渲染，病人往往会对它产生一种神秘感。所以，当医生让牙疼患者做个CT时，病人也不会拒绝。即使有的病人感到医生对自己是“小病大做”，也是无可奈何。医生的理由很充足：“你想打官司吗？我是为你好。万一你的腮上长一个肿瘤呢？”
CT检查，暗藏玄机
通常CT“平扫”一次400多元，要是医生说看不清楚要打药，这一打，费用就变成了2000元，仅这种药就需要1000元。对于病变部位，病人当然更愿意让大夫看得清楚，打药就打药吧。但是，有时“平扫”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医生为了赚检查费，会告诉病人看不清楚，病灶很模糊，问病人是否愿意打药，舍不舍得花钱？你想想，哪个病人会拒绝呢？这种药确实那么贵，但是医药代表就在远处盯着医生，医生拿了人家的回扣，能说不用吗？所以只好拿病人垫底，倒霉的是病人。作为被检查者，你能说医生不该用药吗？如果有病人问医生，医生会说：我就是看不清楚呀！再说这也是医院的规定，医院规定看不清楚可以打药。你因为1000元跟医生打官司吗？不可能。“万一看不清楚，诊断错了呢？这是为你好。”医生有许多话来应付你。
第二招：多拉病人住院
比如煞有介事地告诫感冒发烧的病人怀疑患有脑膜炎或者血液病，病人大恐，乖乖入住，进入医院设置的彀中。当然，多拉一个病人，医生就可以多提一笔钱。这一招还可以和第一第三招结合着用，比如一位心脏有点憋闷的李某到某大医院看病，医院不问青红皂白地说要做电生理检查，一打听，多少钱，3万元。实际上这位病人就是有点早搏。医院还要他试验一种据说是治疗早搏的新药，医生明确告知，如果不试用，就没有病床。
第三招：药品、医疗器材回扣
“胃肠科：20支小返40（已给）4支大（未返），泌尿外科：5支小未返，内耳鼻喉：15支大返45（已给），××1000元整（已付）××300元（已付）××150元（已付）……”这是某药厂医药销售代表记录的医生开药品吃回扣的详细清单的冰山一角，满篇的账目记录了神外、消化内科、门诊甚至库房的回扣状况，涉及的医生包括院长、主任、一般临床医生、护士长等。
药品、医疗器材回扣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这些回扣成分无疑增加了药品和医疗器材成本，从而提升了药品和化验检查的价格。某位知情医生透露，他原来所在的医院开出的处方百分之八九十有回扣药，这些药中增加的成本——回扣钱最后都由患者“买单”，因此老百姓看一次病花个几百元就成了寻常事。
第四招：收受红包
过年过节时，长辈经常会赏给小辈些钱，这些钱用象征喜庆的红色的纸包着，意味着吉祥如意，因此称为红包。人们送红包往往是图个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