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一带地处浙、闽、赣、皖四省辐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区位优势显而易见。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地域环境对历史上的地方治理也带来了较大难度，“盖浙江为东南要地，而衢州又为浙江要地，在风尘无警之日，必藉大臣有经济才略威望素著者镇抚之，况值抢攘多故时，尤以得人是赖”。孔氏后裔寓居于衢之后，时刻牢记圣裔的特殊身份，谨遵祖训，并积极主动地融入当地社会之中，尤其是孔洙让爵之后以更平民化的心态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南宗族人通过积极有为的政治、教育活动，与当地官员和各望族一道，共同推动浙西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在浙西南地区任职的地方官员多有饱学之士，他们因地制宜、悉心安抚民众、化解社会矛盾，同时积极关注孔氏南宗的宗族事务及其发展，并与之一道，继承发扬儒学传统，培育造就人才，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文化演变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第一节孔氏南宗对浙西南社会文化影响的宏观考察
由于孔子的特殊身份和历史文化地位，其后裔的到来对当地社会来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大事，“近圣人之居”的殊遇使衢州士人莫不引以为豪，“东南阙里”的殊荣极大地丰富了衢州的人文内涵。孔氏南宗自觉融入浙西南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继承发展并积极践行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为当地士绅和民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浙西南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对浙西南社会文化影响的综合性与阶段性
（一）社会文化影响的综合性
孔氏南宗对浙西南的社会文化演进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影响，是其政治、教育以及宗族活动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宏观上考察，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孔氏南宗士人廉而爱民的风范，深得当地士人与百姓拥戴，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文明教化和社会进步。《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思想强调当政者要以身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当政者体恤民情，以仁德待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的尊重，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民关系经常出现不和谐的局面，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官民相得’仍然是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官民的联结与互动是中国社会演进的基本机制”。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孔氏南宗士人在政治活动中，始终注重教养，以身垂范，严于律己，关怀民生，体恤民情，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从而赢得了士人和百姓爱戴，有效协调了浙西南地区的官民关系，推动了社会文明和进步，尤其是对浙西南近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二，孔氏南宗士人在处理政事与个人言行方面都恪守儒家伦理规范，因而对浙西南地区民众起到了良好的教化示范作用。孔氏族人所拥有的“圣贤后裔”的特殊身份，令士人和民众仰慕，且产生与之交往接触的动机，此所谓“见圣孙如见圣祖”。正因为如此，孔氏族人担任地方官吏，对当地士人和民众无疑具有特殊的感召力。一方面，这是基于古代士人对孔氏后裔的尊重，“公卿大夫以及韦布之士遇孔子之后，莫不厚敬爱以相接，不敢众人视之”。孔氏南迁使得浙西南士人与民众能与圣人后裔结邻，这在他们看来是十分幸运的大事。另一方面，孔氏南宗士人相继在浙西南为官，政绩卓然，由是更提升了其在当地士人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所有这些，为浙西南社会注入了强大的凝聚力。长期以来，孔氏南宗秉承诗礼传家的传统，注重言传身教，涌现出不少名贤，“出士类增美士林，可作千秋冠冕”，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孔传、孔元龙、孔克准、孔思模、孔传锦等，不胜枚举。南宗族人在家则谨守礼义，为官则“谋其事”，无论是处理政事，还是处理个人言行，都恪守和践行儒家思想和伦理规范。
第三，孔氏南宗家庙作为具有符号意义的物化载体，对浙西南社会具有重要的凝聚力。浙西南地方官员重视孔氏南宗发展，将其作为推动浙西南地区文明教化的助推器。对于衢州的历任地方官员而言，孔氏南宗的意义自然是非同一般，因而倍加珍视。宋龙图阁学士赵汝腾盛赞菱湖家庙“有补世教之大”。明代大学士谢迁所撰的“家庙记”也说：“今皇上复有新庙之举，匪直吾道增辉，而继志述事莫此为大。唐君宣布德意，培植风教，诸君左右赞襄之美，皆可附书者，是奚敢以不敏辞？”无论是赵汝腾、谢迁还是其他古代贤人，由于孔子及其思想在他们和世人心目中有着特殊地位，因而认为孔氏南宗的发展能够起到推动文明教化的作用，南宗家庙作为其重要的物化载体，能够发挥重要的凝聚作用。正因如此，地方官员纷纷关注孔氏南宗的宗族事务，重视家庙的修葺、维护及正常运行。孔子第五十世孙孔拟曾对孔氏南渡后的情形作了如此描述：“自南渡后，蒙朝廷念孔氏子孙之无几，计口给田以赡之，乃于衢州拨赐田十顷，且俾春秋两时飨先圣于家庙，州郡差官行礼，较之乡邑十才其一。”尽管与乡邑相比差距较大，但南宋朝廷的赐田和州郡差官的行礼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朝廷对南宗族人的优渥，同时提升了其在当地民众中的地位，从而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与尊崇。宝祐元年（1253），衢州知州孙子秀奏立家庙，并于次年建成；元明时期，在王恺、胡濙、周木等人及其他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城南家庙先后完成三次修葺。弘治十八年（1505），衢州知府沈杰奏请授南宗嫡长孙以爵位，朝廷于1506年授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正德十五年（1520），唐凤仪、何天衢等上疏请求重建南宗家庙，于是就有了新桥街家庙，并在明清两朝屡经修葺。从中不难看出，浙西南地方官员对南宗族人及其家庙十分重视。
的确，作为具有特殊内涵和象征意义的孔氏家庙的存在与发展，无论对于南宗族人还是对于浙西南广大民众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凝聚作用。
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孔氏赐居于衢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衢州的人文环境，为衢州增添了丰富的人文内涵，这对于衢州民众而言，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及其活动，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衢去曲阜者数千里，一旦而得近圣人之居，此孟夫子所私自喜者，而衢之幸顾不大与”，“今圣裔之迁衢，岂非天心之眷顾耶？”由于孔氏之南迁，衢州士人得以“近圣人之居”，衢州因之成为神圣的“东南阙里”，“惟宣圣正宗越自鲁地，从宋南迁，赐居郡城，巍然庙祀，故衢虽列为一郡，实与阙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旧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谓善而已”。由此，南孔家庙与作为南孔圣地的衢州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竞相瞻仰的圣地，“数百年来，东南之士不克重趼，裹粮以登洙泗之堂者，俎豆羹墙于焉是寄”。南宋以来，朱熹、吕祖谦、张栻、刘基、胡翰、李遂、徐渭、李渔、朱彝尊、陈鹏年、刘国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文人，都曾先后来衢，并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不断丰富了衢州的地方文化。
（二）社会文化影响的阶段性
孔氏南迁以后，得到朝廷重视，先后袭封五位衍圣公，南宗族人也都忠心耿耿地报效于南宋朝廷。但从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让爵之后，孔氏南宗的处境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衣冠祭仪混同流俗”的景象。正德元年（1506），孔彦绳受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这是孔氏南宗再度袭封的开始。此后，孔氏南宗的情形不断得以改善。从中也不难看出，孔氏南宗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孔子家族全书·家事本末》中叙述孔氏南宗历史时所采用的标题——“南宗立世多坎坷”。正因为如此，孔氏南宗对浙西南地区社会文化演进的影响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影响具体呈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南宋时期，由于受到朝廷优待，南宗族人的政治和教育活动对该地区的影响较大。孔氏南宗在南宋时期享有诸多特权，恩例授官便是其中之一。南宗族人中虽然有正途出仕的，“而更多的南宗族人则因恩例授官出仕”。这一特权使南宗族人的不少人出仕为官，其中在浙西南地区任职的也不在少数。同时，由于朝廷的关注，孔氏南宗家学传承的物质基础得到基本保障。因此，孔氏南宗在这一时期名贤辈出，许多人在各地担任学官。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孔氏南宗的政治活动与教育活动异常活跃，出仕为官（政治活动）和担任学官（教育活动）对该地区的社会文化演进具有较为直接的影响。
第二，元代孔洙让爵以来至明朝初年，孔氏南宗失去了尊贵的社会地位。这一时期，南宗族人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致力于浙西南地区的儒学发展与文明教化。在孔洙让爵以后的200多年间，孔氏南宗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大不如以前，家庙破旧了，无力整修，祭田免税特权被废，族人中入仕做官的很少，做官的也只是做书院山长、儒学提举之类的学官”。有关研究曾就孔洙让爵前后孔氏南宗族人的从政比例和从教比例作过专门统计：宋代“从政比例高达92%以上，从教者比例不到8%”，“元代孔氏名贤从政比例明显下降，约占33%；从教比例明显上升，约占67%”，到了明代，“从政者除孔彦绳复爵之后的五位五经博士官外，尚有11人，占总数比例约为30%”。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了让爵前后孔氏南宗政治地位的显著变化。在此背景下，南宗族人更为坚定地走出孔氏府第，积极从事平民教育。
让爵以后，孔氏南宗生活困难，在衣冠、祭祀等方面以至于“混同流俗”。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南宗族人传承家学的优良传统。孔氏后裔秉承家学，精心研读典籍，继承发展了儒家思想，其中的孔思模、孔克准、孔克仁、孔克表、孔克英等，学识渊博，对经史的见解独到，同时注重实学。南宗族人胸怀明道弘道志向，积极从事平民教育，注重言传身教，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好学尚理之风，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第三，明清时期，孔氏南宗的教育活动以及宗族规制与礼仪，对浙西南地区的社会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崇儒重道的文化背景下，孔氏南宗得到明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弘治十八年（1505），郡守沈杰以在衢的派祀事不严，几同流俗，疏请以端友嫡长孙彦绳为五经博士，使主宗祀，釐典礼具祭器，于是家庙之制始备。迨我世祖章皇帝混一区宇，息焉论道，幸太学谒先师，曲阜、西安袭封如旧，典礼更有加焉”。这就为孔氏南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此以后，孔氏南宗家庙屡经修葺，祭祀活动也比以前更为隆重。正德十五年（1520），孔承美改建孔氏家塾，邹守益为南宗家塾作记，当时南宗家塾非常兴盛。在清代，刘成万、左宗棠、刘汝璆等官员以及其他士绅纷纷向南宗家塾捐献，加上官方的拨款，南宗族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南宗族学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南孔精英，他们博通经史，并且积极地走向民间从事教育活动，在推动当地教育文化发展的同时，促进了社会文化演进。
与此同时，孔氏南宗的宗族规制与礼仪也逐渐得以完善，通过制定族规、续编家谱、祭祀先祖等形式，传统的宗族活动井然有序地开展。尤其是五经博士所开展的“收族”活动，更彰显了孔氏家族以诗礼传家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孔氏南宗的宗族风范为当地各宗族树立了典范，南宗族人所体现的人文修养令浙西南士人肃然起敬。孔氏南宗以其独特而深厚的宗族文化，润泽着浙西南地区，对士风民俗的改善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
二、孔氏南宗文化传承所透射的文化辐射力
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作为圣人之后代，一言一行都需格外用心，只有这样，才能不辱圣裔之名，不负众人之望，正如宋濂所说：“其先愈大，人望之愈深，故为其后者愈不易也……贤者之家，其子孙虽远过于人，人必曰：‘是夫虽良，未若其祖也。’又曰：‘是夫虽良，于道有所未知也，于礼有所未习也。’一有遗失，则人群指而议之，以为不肖人矣，是不亦难矣乎？贤者尚然，而况为圣人之后乎？群圣人且不易，况吾夫子为纲常之极，礼乐之宗者，人之望之不尤深矣乎？”孔氏南宗族人深明其中的道理及文化内涵。孔克良在漳州路学正任期届满即将赴京前向林弼的告别，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孔氏后人的普遍心态，从中更折射出他们从教时兢兢业业、孜孜以求、身体力行的风范，“某籍得列学官，今当典教一郡，恒恐弗称，以负圣祖之教，先生幸有言，庶可规于鄙吝也”，既然承蒙“先圣余泽”，就不得“负圣祖之教”。
对于南宗族人而言，圣裔身份意味着一种不可回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南宗族人在教育活动中无不尽心尽责，有所建树，对改善当地士风、民风都具有积极意义。由于具有象征意义的孔氏南宗家庙的存在，孔氏南宗对于浙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儒学演进、文化进步以及民风民俗改善等方面的推动作用则更为显著，由此产生的文化辐射力也更为广泛、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