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体系主要由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和家塾教构成。孔氏南宗除发挥族学的示范作用之外，自觉地走出孔氏府第，通过担任各级学官、各地书院山长等途径，积极参与官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全方位地从事教育活动，推动了浙西南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从而促进了浙西南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浙江的书院在全国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第一，从数量上来看，“书院最多的是江南一带，如江西、浙江、湖南一带，从地域上看恰好是处于长江流域。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大部分时间里，江西的书院都是最多的，其次是浙江”。第二，从影响力上来看，浙江聚集了当时不少著名书院，其中浙西南一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各个时期均不乏影响较大者。南宋以来，孔氏南宗积极参与书院教育，以内涵深厚的教育思想、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以及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书院发展，培养造就了大量人才，“南宋时全国较著名的书院有22所，衢州就有柯山、清献2所书院（当时浙江共有6所书院）。元时，浙江有书院近40所，在较著名的10所书院中，衢州独占3所，即柯山、清献、明正等书院。明朝，浙江著名的书院有15所，其中有衢州柯山书院及江山逸平书院。至清朝，衢州书院发展到30多所”。
南宋以来，徐、王、孔、叶为衢州望族，家族间互通婚姻，交往频繁。孔氏南宗与徐氏、王氏、叶氏等望族一道，大力发展族学教育，培育了不少人才。浙西南地区因之涌现出不少较有影响的世家大族，以衢州为例，“地居两浙上游，山川奇秀，发为人文……其世家相承，如徐、刘、郑、叶、江、毛、祝、马、王、吴、余、赵诸姓”。就当地文明教化而言，众多世家大族各具特色的宗族文化无疑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这些世家大族不但关注自身的族学发展，而且以各种形式纷纷参与到社会教育活动之中，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江山县大陈镇的汪氏便是其中的典型。清同治十一年（1872），汪膏组织成立萃文会，并举办萃文义塾（又称环山试馆），培养文化人才。其后，汪乃恕、汪志恭两代进一步加以发展，成效显著，“自同治至民国，80年间，大陈汪氏文化较为普及，并且有很多人才，实在是当地群众尊师重教及其祖孙三代倡导奖励教育的结果”。
书院的繁荣为浙西南地区营造了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衢州地区因之人才辈出，较著名的学者有江介、邹补之、王宏、方豪、王玑、周任、周积、徐霈、叶秉敬、徐应秋、徐日久等。与之相联系，衢州的科举也十分昌盛：“衢为大郡，在东南号称多士，每三岁来试于有司者，无虑四千余人。”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衢州全府共有进士283人，其中在乾隆年间还涌现了林天滮和黄瑞二位状元。至于各类贡生，人数更多。包括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例贡等在内，合计有2934人。第二节孔氏南宗教育活动与浙西南儒学演进的互动性
浙西南地区崇儒之风一直较盛，宋代以后则尤为明显，“吾衢地介偏陬，溯汉迄唐，人材索寞。宋元以后，名贤辈出，磊落英多”。衢州文化的发展之所以在宋元以后出现这一重大转折，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全面南移，一方面则是与伴随宋室南渡、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众多世家大族的到来密切相关。北宋灭亡以后，“衢州成为京畿。中原名士如过江之鲫，流寓衢州。孔子第四十八代孙、衍圣公孔端友，扈跸南渡，建家庙于衢州，其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南迁，而是传统儒学立根衢州之揭橥。这一时期先后迁衢的有复圣颜回的后代，唐陆贽的后裔，宋范仲淹的后裔；有赵鼎、魏矼、陈与义、邵知柔、叶义问等儒学传道者；有国医院使张信……
如众星拱月般地聚居在衢州”。众多世家大族的到来，为衢州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孔氏后裔的南迁，对儒学在浙西南的传播发展更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观孔氏南宗的教育活动，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点，即与其对儒学的传承演进紧密结合、互为促进。南宗族人从著述、师承、交游以及教育实践的各方面都充分说明：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与儒学的演变发展之间互为促进、共同发展，具体地说，时代的发展、儒学的演进，促使孔氏南宗不断丰富教育思想，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同时，南宗教育活动又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浙西南的传播和演进。婺州的吕祖谦、何基、王柏、许谦、宋濂等大儒的成就和地位无需多言。衢州、处州等地也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名儒，既推动了儒学的传承发展，又极大地丰富了浙东文化的内涵。在此以衢州儒学的演进为重点，就南宗教育活动对儒学在浙西南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作进一步分析。
一、孔氏南宗为浙西南儒学的发展构建了特殊平台
衢州“西连广信，蒙山之学在焉，东望永康，龙川之学在焉，而徽之考亭、婺之东莱皆近在咫尺”，如此独特有利的地理位置，为衢州士人与周边各学派代表人物的交流沟通构建了一个特殊平台。因此，以衢州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名师大儒，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由于拥有“仲尼家”和“东南阙里”的独特地位，衢州吸引了周边广大学者前来拜谒圣庙、开展讲学活动。这种互动式的交往，密切了南宗族人与当时名儒的关系，活跃了孔氏南宗的教育实践，丰富了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和内容，从而使南宗教育思想呈现出与时代发展和儒学演进而不断发展的鲜明特征。
吕祖谦为金华学派的开创者，吕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有学者认为，在朱、吕、陆三家之中，吕学在南宋前期对孔氏南宗族人的影响最大，南宗诸贤“始终倾向于调和朱陆之吕学”，在南渡之初重要人物孔传的影响下，衢州出现了一股“东莱热”，不少书院把“以吕学为本，奉朱子之教”作为办学宗旨，甚至达到了“上非此不教，下非此不学”的程度。南宋后期，朱学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在中国思想史上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主流思想，“南宋之末固是朱子之哲学世界。元代亦因许衡（1209—1281）之特崇朱子致使儒学超佛教道教而代之。皇庆二年（1313）遂诏令考试皆自朱子所定《四书》出题，而诠释亦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主。于是以后数百年之文官考试不出朱学之界限……明初中国，仍是朱家天下”。朱学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自然应归结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极力推崇，而朱熹本人及其门人、朱学代表人物的讲学等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就浙西南地区而言，孔氏南宗的教育活动对朱学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元代，新儒学的发展呈现出三条主线，即“许谦代表南方金华一线，许衡代表北方赵复一线，以及吴澄代表江西饶鲁一线”。其中，许衡在朱学发扬光大中的作用最大，“姚枢（1203—1280）得俘虏赵复，知为儒者……其后姚枢居辉州（今河南辉县）苏门。许衡至，尽录程朱传注以归。许衡以传布朱子之学为己任，而朱学独尊之势遂成”。衍圣公孔万春的弟弟孔万龄曾师从许衡，深受影响，因而“有声江浙”。
许谦和许衡并称为“南北二许”，又与何基、王柏、金履祥并称为“北山四先生”。“北山四先生”前后期的学术思想曾有过重大转型，他们在前期“曾受学于吕祖谦，婺学色彩较重”，后期，他们的“思想重心渐渐地转到了朱学之上，因其推广朱学有功，受到后世统治者的褒扬，列为理学正宗”，其中，许谦则在“把金华朱学推向了鼎盛时期”的过程具有特殊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本人也在浙西南地区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以衢州为例，朱熹曾多次拜访江山名贤徐存，在柯山书院、明正书院、开化听雨轩（后来的包山书院）等处讲学。朱学的其他重要人物也在此广泛传播朱子学说，如蔡久轩曾来衢讲学，金履祥的得意门生柳贯也于大德四年（1300）任江山教谕。金华名儒胡翰“从吴正传师道受经、吴立夫莱学古文词，又登白云之门，获闻考亭相传的绪”，明初任衢州府教授。朱熹及其他朱学代表人物在衢州地区的讲学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朱熹之学说在衢州的传播，促进了该地文化的发展，“昔文公朱夫子以事抵邑，作新学、景行堂二记，其后久轩蔡先生衣绣使浙，又以文公之学召诸生开讲席，大抵皆所以明圣贤之道，以教后学也。自是，邑之文风大振，称多士矣”。
二、从相互间的交游看名儒心中的孔氏南宗
孔氏南宗士人与当时影响重大的朱学代表人物具有密切的师友、交游关系。南宋时期的孔元龙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孔元龙曾师从真德秀。真德秀，人称西山先生，是对朱学传承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所谓“先生晚出，独立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真德秀在当时就负有盛名，被人誉为“正学大宗”，“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西山之望，直继晦翁，然晚节何其委蛇也”。孔元龙是真德秀众多学生中，影响最大的代表之一，《西山真氏学案表》中的“西山门人”部分就载有孔元龙小传：“孔元龙，字季凯，衢州人，先圣五十世孙也。尚志笃学，从西山游。主余干簿，后为柯山精舍山长……赠太子少师。所著有《柯山讲义》《论语集说》《鲁樵斐稿》《奏议丛壁》等书。”万斯同所著《儒林宗派》中的朱子学派，也在真德秀门下著录了孔元龙之名。孔元龙的学问和著述深得真德秀的好评，真德秀对孔元龙、从龙兄弟所辑的《洙泗言学》极为推崇，因此亲自为之作序，并将其与张南轩的《洙泗言仁》相提并论。
南宗族人和许谦的交游也甚为密切。孔涛曾请许谦为孔道辅击蛇笏题诗，许谦欣然写道：“君家爱甘棠，什袭传八世。岂惟子孙珍，观者咸起畏。勿徒宝此传，肖德惟尚志。”诗中不仅盛称南宗后裔对家传珍宝的爱惜，而且表达了众人对珍宝的敬重之情，从中折射出对孔氏南宗的崇敬之情，诗中同时表达了以物寄志的殷切希望。许谦对孔洙之子孔楷的学识和为人十分赏识，甚至“以女妻之”。
元明时期，孔氏南宗族人与黄溍、宋濂等金华学者名儒也有着深入交往。黄溍也应孔涛之请作《击蛇笏赞》，后又亲自为孔涛撰写了墓志铭，对孔涛的家世、学术、文章、仕途、行事、轶事等作了详细记述，而且对孔涛的学术、才干以及品行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情谊之深厚于中可见，诚如黄溍所说：“予缔交于君最久，且亲自谓知君莫予若。”孔克仁曾与宋濂一起作为明太祖的侍臣，两人自然有着较多的交往，宋濂曾为孔克仁作《孔氏谱系后题》。孔瀛和宋濂也有密切交往，堪称知音，宋濂的每次来访，都让孔瀛十分感动，“吾见子殆欲忘食也”。孔瀛去世后，宋濂十分悲痛，“哭之恸”，并亲自撰写《故检校孔君权厝志》以寄托思念之情。宋濂年少时曾在金华山中聆听孔克英的讲学，深受影响。孔克英去世后，宋濂撰写了《丹阳书院山长克英璜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浮沉下游，竟不能少展所学而殁”，“诚有不可窥测者矣”。孔克英儿子孔希仁赴山东曲阜谒庙会族时，宋濂亲自为其送行，并撰写了《送永康孔教谕士安往曲阜谒庙序》，以志勉励。序文一方面表达了孔子后裔因圣裔的特殊身份而必须担当的特殊责任和使命，此所谓“为贤者之子孙难矣，未若为圣人之子孙尤难”，“一有遗失，则人群指而议之，以为不肖人矣”。另一方面对孔希仁振兴家学、担任教谕的业绩予以充分肯定，称其“有名于时”、“可谓贤矣”。
“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孔氏南宗族人与“得朱子之学髓”的金华学者之间的密切而深入的交游，使他们在思想和学术上产生了共鸣和振荡，同时结合孔元龙与真德秀的师承、孔思俊创建大同书院等活动，可见从南宋后期到明朝初年的较长时间内，尊崇朱学、传播朱学是孔氏南宗继承和发展儒学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色。
孔氏南宗族人和王学人物也多有往来，邹守益曾应孔说、孔彦继、孔彦才、孔彦统等人的邀请，为孔氏南宗家塾作记；王阳明本人则亲自为孔氏南宗管理的万松书院作记。刘蕺山作为王学的重要代表，成就突出，“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孔自洙深受刘蕺山影响，也深得刘蕺山器重，“先生见其趣识卓越，早以伟器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