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良
寿积明，原名棨，字戟门，后改积明，是我绍近代金融界中声名卓着的重要人物。他从1919年进入中国银行当练习生开始，到1969年绍兴人民银行副行长任内逝世，终身从事银行工作，先后达50年之久，为我绍的金融事业和经济发展做过许多有益的事，受到工商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寿积明出生在绍兴城内一个旧知识分子的书香门第。祖父寿镜吾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因无意于仕进，在他的故居“三味书屋”设馆授徒。鲁迅幼时就在他的门下攻读古文近5年之久。父亲寿洙邻先生曾在清末全国优贡会考中获朝考一等第一名。后来先后在东北、山东及北京等地的行政部门做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寿积明自幼留居在其祖父身边，受到镜吾先生的亲自教诲，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了谦虚谨慎、彬彬有礼的作风。后来虽然在银行业中身居要职，所结交的多是工商巨子和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但他始终清廉自守，保持了敦厚、朴实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做生意首先要有商业道德，应以信实为本，不能唯利是图，尤其反对那些花言巧语、蒙骗欺诈的恶劣行为。这种高尚的思想和风格是同他幼时受镜吾先生庭训的影响分不开的。
解放前的绍兴中国银行是银钱业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信誉最佳的金融机构，虽然也属于国家银行的范畴，但同时也有公私合资的成分。在中央、交通、农业和中国四大银行中，大致上也有一些业务分工：中央银行主管发行和国库；交通银行侧重于实业；农业银行侧重于农贷；中国银行因为在国内外的分支机构最多，所以其业务以国际、国内的汇兑为主，被称为国际汇兑银行。实际上这四家银行都单独发行钞票，各自经营以存货和汇款为主要内容的各项银行业务而不受限制。中国银行绍兴支行由杭州分行管辖，其人事、行政和业务都受省分行的直接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制约。他们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其所订的《会计内规》堪称是旧银行会计核算方法的范本。
绍兴中国银行从1914年建立到1949年绍兴解放的30多年中，对地方上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对工商业的发展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如对萧绍长途汽车公司、大明电气公司、便民火柴厂等企业单位发放贷款大力支持，给当时绍兴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大有裨益。抗战胜利以后，绍兴的银钱业迅速发展，先后计有银行11家、钱庄30多家，每天票据流通多至三四千张。中国银行担负了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的任务，并对缺单行庄予以拆借支持。否则，就会倒闭停业，使居民的储蓄存款无法提取。中国银行的这种做法，对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来说是很有好处的。当时作为中行经理的寿积明，对此也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在旧社会的工商业活动中，寿积明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人，但他在金融生涯中有所作为和成就，靠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和个人的勤奋努力。
在银行业务方面他可称得上是“三考”出身，从练习生、办事员到襄理、经理，一步一个脚印。特别是在战乱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权力强势，尽力维护银行业务秩序，在我绍金融界中是有口皆碑的。
抗战时，在绍兴沦陷以前，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职员倪永芳来绍任支行经理之职，但他平时总是在上海的时间为多，而绍行的业务实际上已由寿积明（当时他是营业专员）负责处理。杭州、萧山相继沦陷以后，绍兴形势十分险恶，银行不得不随时探视敌人动态而转移地址。每到一地，他们都做好存汇款的支付工作以应群众的急需，每次行动寿积明都是主持人和实际操作者。
1941年4月17日凌晨，由于政府部门情报失实，绍兴县城突告沦陷，中国银行整装待发的船只，停泊在水澄桥河沿的行门口，未及启程就受到日军的袭击，银行职工一死一伤，行员张处约的一个儿子因想乘船逃离也惨遭杀害。
当时，寿积明也在船上，闻变后急忙入水躲避，这时天还没亮，因而未被发现，得以幸免于难，但银行的账据库存已被抢劫一空。等日军离去以后，寿积明会同倪经理等一起到美国人邬福安牧师主持的国际救济会（地址柔遯弄内）避难。那时，美日尚未开战，那里是绍兴城内唯一比较安全的地方。
后来，他们设法去了上海，寿积明再从上海转入内地。当时我省的杭、嘉、湖一带早已沦陷，各家银行的省分行及从沦陷区撤退的行处都集中在永康办公，寿积明就在那里负责处理绍兴支行的善后工作。经请示上级作出了对存款户凭“证”付款的决定，这一做法切实保障了存款人的利益，并使他们得到了很多的方便。因为所有银行都有“账凭簿据”的规定，必须按照账册上的记载方可付款，凭“证”支付这实际上是颇负风险的权宜之计。后来永康等地又相继沦陷，他们又得不辗转迁移，寿积明始终坚守岗位，随时进退，先后到过龙泉、庆元和缙云等地。这段时间经常躲避空袭，并随时做好应变准备，生活是极不安定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银行回到绍兴营业，寿积明由襄理升为经理（行长）。地位变了，可他的思想和作风不变，待人接物依然是那样的礼让谦和，对全体员工一视同仁。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中行的行风一直较为端正。
那时，银行职员一般都有闲时聚赌的陋习，而中行却从未发现在行内公开聚赌的现象。复业后的银行业务，当然仍以存、贷和汇兑为主，但因币值不稳，社会不安，工作上也常会遇到诸多的困难和麻烦。如按照中国银行总行的规定，对任何机关和部队都不贷款，但当时各报社经常向银行强借，经拒绝后他们就以不支持党报的罪名相威胁。寿积明在处理中不畏强势，不予理会，使他们只好一次次作罢。临绍兴解放前四天，中国银行遭到县自卫队数十人的武装包围，一名姓侯的队长入内，声称部队缺饷，胁迫银行将库存现金交出，否则他们将自行动手。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寿积明等不为暴力所屈服，始终坚持拒付，终于在商会的劝阻下得以解围。在成立银行公会的问题上，同当时的地方政府也是有斗争的。县政府想控制所有的银行，督促成立银行公会，并提出社会科长董起凡任公会秘书。各行闻讯后迅速抢先成立了银行公会，公推寿积明为理事长，聘请非政界人士池仲彦为秘书，这也是深合民意的一件事。
1949年5月7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解放了绍兴城。在此之前，寿积明和他的同事们审时度势，已经有了迎接解放的思想准备。到解放时虽然未能照常开门营业，但职员全部到行待命，听候安排，为中国银行回归人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准备工作。嗣后，寿积明主动将绍兴中行的全部现金、实物、账册、单据和档案资料完整无讹地移交给军管会。全行员工经过短期的学习班后，除个别自愿离去者外，均由人民政府作为干部、职工予以留用。不久，中国银行就以绍兴办事处的名义复业。是年6月，又将中国银行绍兴办事处改成为人民银行上大路分理处，任命寿积明为中心支行业务科长兼上大路分理处主任。寿积明以旧银行经理的身份参加工作，由于思想开明、作风正派、工作积极，受到组织上的重视和信任。1952年，因绍兴专员公署撤销，中心支行改为支行，他又被任命为副行长，这在旧银行高级职员中是比较少见的。他在人民银行任职期间，以其多年从事金融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在吸收公私存款，开展银行业务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像寿积明这样的人当然被造反派列为打击对象，也曾受到过几次批斗，但是按他平时的待人态度和政治表现，也实在没有重大的错误和辫子可抓，因此造反派对他没有十分过火的行为，始终是靠边站并接受审查，直至1969年寿积明因患肠癌而逝世于都昌坊口的寿氏故宅，终年71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绍兴人民银行曾为他举行过一次追悼会，民革的陈惟于同志等也到会参加。
寿积明是一位爱国爱乡的民主人士。他在1953年成立民革绍兴支部时就参加了组织，后来在民革绍兴第三次和第四次党员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委（主委是钱叔亮）。他和朱仲华、金汤侯、张爱白等人一起，利用社会联系面广的优势，经常走访有代表性的各界人士，动员他们参加政治学习。当时，有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作为民革的联系人士参加活动，使他们对新社会的认识有所提高。他还为发展民革党员物色对象，他所引进的人多为单位中的业务骨干，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加入民革以后都能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各自发挥个人特长，有的提供咨询服务，有的撰写文史资料和宣传稿，各尽所能，作出贡献。寿积明还多次被选为绍兴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曾被选为绍兴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这在民主人士中是不多的。
解放初期，在绍兴筹备建立鲁迅纪念馆的时候，寿积明主动将他的祖传家产三味书屋献给国家。根据原纪念馆负责人张能耿的介绍，寿积明不但捐献了三味书屋的书房，还包括里面的匾额和松鹿图等重要文物。他找出了鲁迅在那里读书时坐过的课桌椅，1953年6月9日又捐赠了寿镜吾先生的手抄本15册。
现在三味书屋已成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组成部分，这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文物景点对外开放以来，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为我绍的旅游增色不少。寿积明的捐赠之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作者简介
王保良（1919-），浙江绍兴人。绍兴市民革成员。寿积明的同事。因抗战爆发中止大学学业，考入中国银行。在安徽屯溪和浙江绍兴的中国银行服务至绍兴解放，后转入绍兴人民银行工作，直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