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关中非常宁静，没有兵乱，也没有地震和天旱。渭水依然穿过平原，它的泥沙有的沉淀，有的流逝，流逝的便进入黄河了。农民在渭水两岸耕作着，种麦的时候，他们种麦，收谷的时候，他们收谷，沉默的男人后面尾随着温顺的妻子和儿女。骊山依然秀丽，四面八方的人，从潼关过来的，从散关过来的，从武关过来的，从萧关过来的，多半攀登了骊山，洗浴了温泉。骊山并不雄奇，但它的华清池却舒服，唐玄宗和杨贵妃曾经在这里共度春宵，水泡着杨贵妃的凝脂，泡得她娇软无力。华清池的水仍是滑的，四面八方的人多半要洗浴一下，女士们和先生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华清池，脸腮又红又润，纤手悠悠地拢着头发，阳光之下，那些头发作诱惑的闪烁。1992年，关中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这一年，我走遍了关中，从桃花开的时候，到雪花飘的时候，我一直在十三个王朝留下的帝陵之间穿行。那垒垒坟冢，散布在渭水两岸的土地上。我不是流放似的走遍关中的，我像蜜蜂一样，飞出蜂房，在野外采花，然后飞回蜂房。我的蜂房在西安，我从这里出发，步入唐朝，步入汉朝，步入秦朝，步入周朝。我当然看了半坡人和蓝田人，他们是关中的先民。在人类的故园徘徊，把思想投放到逝去的岁月，可以开阔胸怀，消除个人的愤怒和忧愁。一九九二年，我走遍了关中。
在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眺望关中，我感觉不到多少时代的潮流，孩子是在院子戏闹，老人是在门口聊天，汽车围着钟楼旋转和拥挤，偶尔，田野有一声两声秦腔，声音吼得撕裂了空气，其中弥漫着压抑而获得发泄的快感，不过缺乏生气。如果这里溅起了一朵浪花，也是远方的潮流的折射。潮流在远方，潮流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和广州，潮流在华盛顿，或者在慕尼黑和莫斯科，西安只是一个古都，它的周围堆满了历史的瓦砾。从安全考虑，西安充当了中国一个战略重镇的角色，它可以控制其他辽阔的疆土。这个重镇的天空是灰色的，天空下面的土地是黄色的，它已经没有领先的那种风度了。曾经将关中映照得辉煌灿烂的是唐朝，它的国都长安城就建立在这里。唐朝终于衰败了，那是由人民的反抗引起的，人民的生活过于贫穷，他们就要起义。一个起义的首领朱温，是非常骁勇的，但他却投降了唐政府，这出于其野心。他果然挟持唐昭宗离开了长安城，并要营建洛阳。起义的人往往有巨大的破坏欲望，朱温就藐视长安城的重要，强迫拆除这里的建筑，把木头扔进渭水，通过黄河浮运而去，他随之迁徙了这里的居民，长安城便变成了一片废墟。公元907年，他的野心从胸膛跳出，自己称帝，宣告了唐朝的结束。长安城在关中的消失，使这里一片黯然，严重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离开了关中，时代的潮流不在这里涌动了。一旦丧失了国都的地位，它就显出一种苍凉，而且这种地位的丧失，似乎是注定的和永远的。一九九二年，我在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为它惋惜，不过，我知道那是无可奈何的。
唐朝依赖关中，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鼎盛时代，中国人，谁不景仰唐朝！那时候，长安城居住的人口超过百万，它的城区可以将千年之后的西安包容其中。唐朝的科学技术，似乎没有多少成就。在天文方面，出了一个和尚一行，他制造的仪器，能够测量日影的长度和北极的高度。在医学方面，孙思邈的贡献在于他收集了众多的药方。唐朝的伟大，表现在它的开放和宽容。我总是感觉，唐朝人生活得自由自在，轻松活泼。唐朝制定了刑法，然而它似乎没有惊心动魄的严刑峻法，对于犯罪而处死的人非常少，在某年，全国竟不足三十名。妇女是解放的，她们的衣服，上身是衫，下身是裙，为了便于活动，裙子都很宽大。她们可以参加击球运动，可以骑马和下棋。社会对妇女推崇的美是丰满，妇女便将领口压了下来，露出自己明亮的肌肤。我想，唐朝的妇女一定是快乐的，在唐朝，没有什么束缚妇女的戒律。文人纷纷涌入长安城，他们希望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并做官效力国家。考试录取人才，是高明于以关系的亲疏进行所谓的人才选拔的。以自己之见，以集团之见，将英雄排斥于用武之地，是对民族的犯罪，这种鸡肠狗肚的作法，天地难容。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是重视人才的，尤其是唐太宗，他要尚书封德彝推荐人才，封德彝报告没有，唐太宗竟勃然作色，怒斥这是对时代的诬蔑。
文人拿着自己的诗歌在长安城朗诵，除了唐朝，中国没有一个时代出现了群星似的诗人和作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最先登场，之后是陈子昂，接着是孟浩然、王维、李白和杜甫，接着是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在散文方面，韩愈和柳宗元提倡清新质朴的风格，随之形成了一种古文运动。文人与文人之间的敬重是感动人的，他们的友谊，我常常向往。贺知章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李白与杜甫，相会而倾心，相隔而怀念。文人的心灵相当自由，喜怒哀乐，纵情挥洒。白居易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作诗发表，竟没有人检查和干涉，我如何不惊叹，如何不羡慕！在唐朝，佛教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融化，它已经不是生硬的印度佛教了。当然，唐政府对佛教的态度不是统一的，唐政府打击过佛教势力，甚至拆除过佛教寺院，然而，佛教与道教终于能够平起平坐，齐头并进。如果执意要铲除佛教，实际上是容易的，统治阶级对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意图处理。佛教得以盛行，显然是一种吸收，缺少恢宏的气魄，是不能接纳它的。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的时候，长安城一片欢腾，唐太宗还接见了他。武则天登基，是以佛教之光炫目的，是僧人给她制造舆论，所以她极力倡导佛教并抬高之。儒术认为天命不可违抗，但佛教却断言人有因果报应，这就扩展了人的精神，为各界所欢迎。佛教使中国的建筑和雕刻得以发展，西安大雁塔，敦煌莫高窟，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唐玄宗反对佛教，但他却喜欢胡乐胡舞，而且并没有对其他地域的文化做一概排斥。
唐朝的舞有健舞，有软舞，健舞快速，软舞柔慢，这都让我想入非非。书法艺术在唐朝当然是一个高峰，欧阳询和颜真卿，怀素和柳公权，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普通人的生活怎样呢，贫富对立，似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都会发生。酒肉发臭，路有死骨，这是安史之乱的结果。安史之乱，宏观考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必然，而微观考虑，则是权力阶层腐败和争斗的下场。所有的权力阶层，都有腐败和争斗，如果没有，那么它便是共产主义了，然而，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造。唐玄宗拥有的是泱泱大国，他陶醉于江山的巩固，沉溺于美人的温柔，竟没有洞察安禄山是有野心的，这是他的粗疏。不过，唐玄宗拥有的确实是泱泱大国，在长安城，文人随便到酒肆豪饮，一般百姓，也习尚踏青，而且喜欢斗鸡、赛马和养鸟。一九九二年，我走在关中的一些小路，我周围的田野已经收割了麦子，阳光照着稀落的杨树，风吹着夏天的云。我走在关中的一些小路思索，我问自己是不是夸张了长安城的生活，是不是美化了一个封建帝国。我感觉那个帝国确实有一种开放和宽容的精神，它基本上没有剿杀文化。在中国，随之出现的其他封建帝国：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对人的思想都进行着防范，文字狱，言论罪，比比皆是，在它们文化的广场上，闪烁着狰狞和阴暗的目光。这些封建帝国的君主，缺乏一种自信和襟怀，在他们的时代，当然就创造不了一种辉煌和灿烂。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政府的态度，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萎靡。
唐朝的鼎盛，招引了日本的使者，他们纷纷到长安城来学习，著名的有阿倍仲麻吕。唐朝与朝鲜的交往是友好的，商人交换着各自的特产。波斯人频频在中国经营，他们带走中国的瓷器和丝绸，送来波斯的宝石和香料。阿拉伯与唐朝在冲突过程之中俘获了一些唐朝的士兵，从而在这些士兵那里得到了造纸术，随之传到了欧洲国家。阿拉伯的统一，归于伊斯兰教，它的先知为穆罕默德，诞生于麦加。穆罕默德的传教是艰苦的，他出走麦加又回到麦加，才确立了伊斯兰教，这一年是公元630年。这一年，唐太宗正致力于他的贞观之治。关于欧洲，它仍处于僧侣的统治之下，理智停滞，迷信盛行，人过着病态的禁欲生活，并日夜向上帝祈祷，以逃避想象之中的地狱的折磨。直到唐宪宗称帝之时，那个赫赫有名的查理，才跪在教堂接受教皇的加冕，成为法兰克国王，并开始奖励文化，使这里有了微弱的明亮，它仿佛是给一个黑屋打开了透光的洞口，可惜它不久就关了。
唐朝的统一，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之上。隋朝是短命的，然而，它结束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和混乱，对于中华民族，它的作用是为一个饱满生命的孵化提供了合适的窝。一九九二年，我从秦岭走到鄂尔多斯台地，从西府走到韩城，我想凭感觉，从关中人的相貌发现民族融合的痕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在北方，凶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曾经入主关中，而众多的汉人，则从关中和广阔的中原迁徙到长江之南。少数民族多半自萧关而来，汉人常常经过武关，到关中来讨伐他们。公元354年，桓温便率军进攻在关中为主的氐人，然而他们坚壁清野，桓温被迫退出。居于关中的王猛，为桓温分析了一次形势，他一边口出良言，一边手摸虱子，桓温以为奇，但王猛后来却做了氐人的宰相，帮助氐人治理长安城。民族之间的压迫和战争，使这片土地血腥弥漫，怨恨汹涌。在一段时间，长安城的居民不足百户，尸骨纵横，杂草丛生，猛禽飞于天空，野兽游于地面，一种原始和野蛮的生活仿佛要回归关中。公元416年，将军刘裕从氐人手里收复长安城，要返回南方谋事，关中汉人恐怕氐人卷土重来，竟哭着挽留刘裕。但民族之间的融合却艰难地发展着，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羡慕儒术，重要的是，通婚在悄悄进行，其结果必然培育新的生命。关中人属于北方人，然而，他们的身材不是高大而是适中，动作不是灵活而是强硬，他们的脸盘是扁圆的，胡须是丰茂的，眼睛是细长的，他们拙于辞令，易于发怒，他们带着匈奴人和鲜卑人的影子，这些匈奴人、鲜卑人，或者羯人和氐人，都化在汉人的肉体和灵魂之中了。我在扶风县、陇县，在旬邑县、彬县，在蒲城县、华县，在这些地方的乡村，我看到农民总是无声无息地干活，妇女的腮是红的，腰是粗的。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岐山的一家旅馆，风挟着秦腔穿窗而入，我难以安眠。我默默地想：关中人的保守和忠厚是源远流长的，它发生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为逃避兵祸，迁徙于长江之南的汉人，以上层社会为主，他们带去了北方先进的技术，文明的习惯，使那里得以开发，可自己却沉溺在铺张和声色之中。隋文帝的士兵，就是在一口枯井抓着陈后主的，而陪他左右的则是两个多情的女子。尽管社会动荡，不过毕竟，华佗在行医，曹操在吟诗，王羲之挥毫作书，祖冲之演算数学，阮籍和嵇康在清谈。在北方，情歌和牧歌，会飘荡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帐篷。
在中国分裂和混乱的时候，罗马文明度过了它的光荣岁月，这是在公元5世纪。这个阶段还在欧洲确立了基督教，它对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罗马帝国，曾经对基督教迫害了二百年之久。基督教的活动，在于它将谦让与爱，作为主要道德，这首先为孤立无援的穷人接受了。奥古斯丁是这个阶段主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年轻时代沉溺于声色，竟难以自拔，甚至订婚之后，仍拒绝不了一个情妇的勾引，经过上下求索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之剧，要在末日审判并宣告结束，一部分人进天堂，一部分人入地狱，这都由上帝决定。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对罗马的入侵，是这个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它使我想到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对汉人进犯，并作比较。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我从平凉回到西安，我作的笔记是这样的：罗马人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是野蛮民族，但野蛮民族却终于占领了罗马人的地盘，汉人称匈奴人、鲜卑人、羯人和氐人是野蛮民族，但野蛮民族却终于使汉人转移到长江之南去了。遭武力征服，这对罗马人和汉人是相似的，然而，结果相反，这就是：在中国，汉人用它的文明同化了野蛮民族，在欧洲，野蛮民族把罗马文明变成了废墟，并使欧洲处于恐怖的僧侣统治之下。我不知道是汉人的文化伟大还是罗马的文明脆弱，这是一个疑惑。
刘邦在关中建都，是娄敬的建议，不过娄敬是一个戍卒，尽管有其道理，刘邦仍很犹豫，他便征求张良的意见，刘邦很清楚，张良是智慧之人，没有张良，也许就没有汉朝。张良认为，关中属于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可以通过渭水，补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回旋，尤其是关中四关，能够临制诸侯，进利于攻，退利于守。一九九二年，我几乎走遍了渭水两岸的所有县城和乡镇，我感觉不到一点天府之国的印象。渭水已经肮脏，其他河流干涸的干涸，断裂的断裂。土地是黄的，飞尘落向稀疏的杨树和槐树。树一般都长在村子，大地几乎是赤裸的，夏天，我走在穿过田野的小路，我感觉空气沉闷而酷热。
刘邦在关中建都是公元前206年，那时候的关中是什么样子，我难以想象。我知道战争给这里的创伤是巨大的，它使拉皇帝乘坐的龙辇的马，竟挑不出四匹是一色的，国相所坐的，也只能是牛拉的车。想象一下牛拉着国相视察工作，真是辛酸和滑稽。然而，汉朝终于成为那个时代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物产最丰的国家，这是汉武帝执政所形成的。那是汉人充满生机的时代，汉人的创造力和活动力简直发挥得淋漓尽致。二十岁的霍去病，率兵抗击匈奴，把匈奴赶得四处逃散，从是汉朝就不用将自己的女子嫁给匈奴以讨得安全了。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匈奴这样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张骞应汉政府的号召，寻找一个渺茫的国家，以联合他们打击匈奴，不料，这个国家已经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们没有参与战斗的想法了。张骞艰难地在西域度过了许多岁月，意外地开辟了一条丝绸之路，使汉朝通过这个途径，走向波斯、印度和欧洲。博学的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并希望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加强统治。董仲舒的理论是恐怖的，它巩固了一朝政权，可它却束缚了千年思想，很显然，它是对付人民的。司马迁理清了三皇五帝到汉朝的历史，岁月三千，是漫长的，它充满了多少人情物理，然而他终于理清了。没有宏大的抱负，司马迁是不能坚持这项工作的，而且他是受辱而著书。潇洒的司马相如，以他的文字才华，改变了阿娇的命运，阿娇离开孤寂的长门宫，消除了废弃之苦。苏武在北海放牧一群公羊，匈奴告诉他，公羊生了羊羔，才放他回到长安城。苏武作为汉朝使者拜见匈奴，但他们却扣留了苏武，他茹毛饮血，也没有投降。在一个时期，能够出现这样杰出的军事家、探险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外交家，这个时期当然是辉煌的，而且，由于这些杰出的人物，长安城才显得壮丽。苏武回到长安城的时候，八街九市站满了欢迎的人，苏武骨瘦如柴，手握使节，静静地走着，欢迎的人都哭了，甚至汉昭帝也落泪了，他为汉武帝有这样的大臣而感动。
可惜公元8年，王莽篡夺了政权。这是一个阴险的人，对权势者，他曲意逢迎，对竞争者，他巧妙诬告。问题是，由他执政，天怨之，人怒之，不久绿林军就起义了，他们捣毁了长安城。混乱之中，一个商人杀了王莽。权力终于落入刘邦后代刘秀之手。他以洛阳为国都，关中的风光便随之而去，只有子孙为先帝扫墓的时候，长安城才喧闹一阵。
在关中之外的罗马，这时候很是嚣张。希腊在多次改革之后，归于失败，纳入了罗马的版图。埃及属于罗马管辖，尼罗河三角洲，实际上成了罗马的粮仓。罗马人多次镇压犹太人的起义，尤其是公元70年，反抗剧烈，屠杀凶猛，神秘的耶路撒冷血流成河，那里竟没有地方竖立十字架。大约是在这个时候，犹太人成立了一些秘密教会以反抗罗马人，基督教便是直接或间接从这些秘密教会之中形成的，之后，耶稣诞生并死而复活。当然，罗马帝国的日子也不安宁，这主要是奴隶的起义。著名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公元前73年，领袖为斯巴达克。他是一位角斗士，在训练场以格杀其他奴隶或野兽为生。这很是危险，他便在逃跑之际发动了起义。起义队伍曾经发展到十二万人，浩浩荡荡，震撼了罗马。罗马的镇压是必然的，在斯巴达克阵亡之后，这种镇压进入高潮，结果是，六千多名起义战士成了俘虏，他们把这些战士钉在道路两旁的十字架上，从罗马出发，处处可以看到那些钉着战士的十字架。之后，恺撒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不过，独裁者从来就没有好的下场，公元前44年，反对恺撒的人杀了这个独裁者。印度在这时候一会儿分裂，一会儿统一，它的分崩离析，成了其他民族入侵的绝妙机会。
1992年，我到咸阳去了六次，两次在这里参观，四次经过这里往关中的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宁静的古都，大路两边种着梨树，花季，梨树如雪，千树万树都是白的。咸阳是秦朝的都城，秦始皇在这里结束了战国之乱，实现了统一。他命令全国十二万富豪迁居这里，以便控制。他在渭水两岸大肆建造宫殿，显示自己的威风和华贵。不过我在咸阳几乎没有看到秦朝的遗迹，生活一层一层地掩埋了秦朝的影响，没有谁会计算得出生活究竟是多少层了，然而农民在田野耕作，偶尔会挖出破碎的秦朝砖瓦。我用手敲击着这些砖瓦，希望从声音辨别那个时代的品质，可惜其声音沉闷如朽，腐败如锈，我是不能的。
秦国先前是落后而野蛮的，在春秋之际才发展起来，并渐渐从西部挤入关中。那时候，其他国家都鄙视它，没有哪个国家与它交往。秦国的富强，在于商鞅变法。变法的本质，是给社会注入活力，调动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变法之所以实现，是因为秦孝公的支持。商鞅是卫国人，怀才不遇，投奔秦国。为了取信于民，在变法内容颁布之前，商鞅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在栎阳宫门外竖起一根木杆，宣布谁将它从南门扛到北门，便奖谁五十金，方法简单而机智。一个人这么做了，商鞅便这么奖他了，从而秦国上下都知道商鞅是信义之人。商鞅颁布了变法的内容，它的实现，使秦国改变了面貌。到嬴政为王的时候，其他国家已经对秦国刮目相看了，然而，对这些嬴政是不满意的，他虎视眈眈地望着其他国家。他让李斯为丞相，远交近攻，一个一个地消灭对手。燕国是憎恨嬴政的，他们招揽英雄荆轲，要他渡过易水，潜入秦国，刺杀嬴政。荆轲在咸阳演出了人类最智慧、最壮烈、最美丽的戏中之戏，在嬴政展开地图的时候，他抓住卷在地图里面的匕首，刺向嬴政，由于激动，只刺破了嬴政的袖子。嬴政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暴怒地砍断了荆轲的腿，不过荆轲靠着柱子还投出了匕首，如果它击中了，那么嬴政必然丧命，遗憾他只戳烂一根柱子。这件事情之后，七年时间，秦国便独霸中国，嬴政做了始皇帝。
然而，秦始皇太残酷，太专断，在他的天下，人民仿佛罪犯，生活就是服役。秦朝是以秦始皇的威严实现安定的，秦始皇死了，秦朝便摇动起来。李斯和赵高很清楚这些，他们用车拉着秦始皇的尸体回到了咸阳，发丧之际，秦始皇已经腐烂。李斯和赵高可怜地以鱼腥混淆人臭，不过人臭了就是人臭了，秦始皇尸体的腐烂气味，在渭水两岸散发，谁都能感觉，首先是关中的狗号叫起来，狗向着咸阳狂吠。数年之后，农民起义反抗秦朝，他们都向关中进攻。刘邦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但项羽却杀了秦子婴，并烧了咸阳。那时候，关中一片惊慌。农民憎恨秦朝，然而也恐惧秦朝，希望推翻秦朝，只是不知道从南方过来的这些起义军队究竟如何。一九九二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在渭水桥头望着咸阳。小小的古都，满是高楼和绿树，人匆匆地穿过夕阳，为生活奔波，他们有声不过显得沉默，沉默不过显得有声。
我以为，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个阶段，是人类的关键时刻，在地球的许多地方，都产生了伟大的智者，这些人的思想现在依然影响着人类，这些智者的思想，是为人类摆脱痛苦或寻找出路，它们是滋润人类精神最早的源泉和最久的源泉。在中国，孔子想象着那个在镐京辛勤操劳的周公，为克已复礼四处游说，并谆谆告诫人类要相互热爱。老子也曾经悄悄进入关中，作慎重考虑之后，指出人类要清静无为，小国寡民。孙子是向人类宣传斗争的艺术，他的核心观点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希腊，苏格拉底经常在街头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人类首先是认识自己，美德即知识，但官方却认为他在宣传异端，以毒害青年为名，判他死刑。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指出了理念的重要和神秘，指出理念是永恒和独立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知识和一切存在的根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贡献在于为形式逻辑做了奠基，而且研究了辨证思维的基本形式。在希腊文明辉煌之际，出现了亚历山大大帝，他用武力征服了很多地方，从印度河到尼罗河的辽阔地区，都并入了希腊版图，可惜他染了疟疾，三十二岁便死了。由于他的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希腊随之土崩瓦解，但那些文明的碎片，却散落在各地，并闪着光芒。在印度，释迦牟尼经过苦苦探求，终于在一棵菩提树下顿悟，他指出，欲望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放弃欲望，便能获得满足和安定。在这数百年，人类的智者思索了众多深刻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它仍是一个谜，关键是，对这些问题，人类现在依然没有解决。一九九二年，我出入在关中的村庄、乡镇、城市、山川和田野，我反复问自己应该如何生活，我之问激荡着关中，但关中却没有回声。
周原在关中西部，周原背靠岐山，使它辽阔而富于气势。周人沿渭水迁徙，定居这里，壮大之后，又从这里出发，到京镐去发展。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继承周文王遗志，率兵伐纣，取得胜利。周朝制造的青铜器，形状奇崛，色调阴森，象征着贵族对天命的敬畏，对奴隶的欺压，礼只是贵族与贵族交往的一种行为规范。周朝几个世纪，在哲学、艺术、技术、农业和贸易方面，都丰富了中国的文明。周朝的衰落，是由周幽王为一个美女而戏弄诸侯引起的，其实，它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了。周朝的结束是渐缓的，这个过程，便是新的社会形态孕育的过程。新的社会形态，总是从旧的社会形态里面产生，从产生到完成，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并存很长的时间，身在其中，只朦胧地感受到生活对自己的推拉。新的生活在推，旧的生活在拉，当新的社会形态矗立世间的时候，几代人可能就消失了。一九九二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站在周原眺望，男人悠闲地给玉米施肥，女人懒散地带着孩子蹓跶，炊烟袅袅染着村子，天空一片湛蓝，只有一带晚霞是赤红的。都市的嘈杂和喧嚣，已经磨钝了我的灵魂，我感到周原的宁静对我俨然是一种治疗。然而，宁静之中包藏着弃遗的悲凉。鸡在草中啄食，暮霭催促着树上的麻雀，恰恰是这样的情景，才使我感到诧异。在周原，我感到的气息仿佛不是二十世纪的气息。
大约周人在渭水一带游移之际，犹太人正受埃及法老的奴役，幸亏出现了伟大的摩西，他率领犹太人逃出埃及。在西奈山上，摩西要犹太人信奉唯一的神——上帝，而且，就是对上帝的崇拜、敬畏和感激，使犹太人团结起来，克服着阻碍他们发展的艰难。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这些神秘的人的故乡究竟在哪里，仍是一个谜，不过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生活过。公元前四千年，这片土地便有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是由苏美尔民族创立的。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创立的文明，属于世间非常古老的文明，六千年之前，他们就崇拜太阳神了，雄伟的金字塔，是他们永恒的象征。印度文明，发端于公元前三千年，它的分布是广阔的，沿着印度河向阿拉伯海伸展。它实际上是一种城市文明，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古代印度人，已经有坚固的住宅，美妙的浴室。希腊文明的产生尽管晚了一些，但它的影响却是深刻的，雪莱曾经激动地说：我们全是希腊人的，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源都在希腊。半坡人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他们大约生活在六千年之前，其陶器是很有意思的。关中的中国人对照遥远的其他民族，我体验了一种心灵的张力和跨度。
一九九二年，我走遍了关中。我在十三个王朝留下的帝陵之间穿行，沿着渭水上下追溯，登了太白和华岳。到武关去，必须翻越秦岭，我坐的汽车在麻街突然发生故障，一股焦煳气息浓烈呛人，司机疾呼下车，乘客惊慌地拥在门口，你推我搡，我急中生智，从窗子跳出，双脚刚刚落地，汽油就燃了起来，竟将九人烧伤。在萧关，是没有食堂的。我饿了，只能到农家去寻找饭，然而农家几乎都有狗，其狗个个高大，凶猛，狗扑过来的时候，我便用提包防卫，我左右抡着提包，以防狗将我扑倒。礼泉的尘土不是黄色而是白色，我坐着农民的三轮车勘察李世民的陪葬之墓，那里的尘土将我的头发、眉毛、脸腮和衣裤全染成了白色，我仿佛是从磨坊出来的，可憎的是那个驾驶三轮车的青年农民将我甩到荒山。暮色之中，他诡诈我的钱。这一年，我人生的运势降到了零点，我知道，那是运势连续递减的结果。我在楼观台所抽的签是下下，是那个签蹦到我面前的。瘦朗的道师为我解释的时候，声音冷静，目光疑惑。我站在雪中，任凭那疑惑的目光望着我，我镇定自若，我想，我已经处在低谷了，接着走，不管走到哪里，我的方向都是走出低谷的方向。楼观台的道师给我了一张黄纸，那便是我所抽的签的内容，我在黄纸的背面写道：人应将成败、贫富、生死置之度外而生活，并悠然地接受天所降临的祸福。
这一年，我带着我对世间的背叛和世间对我的背叛走遍了关中。西安，当然是我谋生和栖身的地方，但我在这里却没有感觉多少温暖，甚至我没有得到真实的理解。口头的理解那只是敷衍我。理解我，就给我以扶助。一九九二年，那是众多的艰难淤积的日子，我需要扶助，然而，没有人扶助我，连朋友也没有扶助我。这一年，我在西安呆得很少，我只是偶尔从西安某个房屋的窗口眺望关中。这是一片真正古老的土地，蓝田人走了，半坡人走了，周人、秦人、汉人、唐人，都走了。唐人离开这里之后，关中就没有恢复它的生机，它的资源、位置及其种种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使它不能胜任国都的责任，它担当不起。唐朝所出现的繁荣，使一个民族的文明达到高峰，它竭尽了这里的精华。关中已经衰弱至极，疲倦至极，这里的草木和庄稼，都是在挣扎着生长。终南仍是青的，它的泉依然在涌，不过我感觉，它们都不是原始意义的仙山与活水了。一九九二年，我从春天进入冬天，我最后是向宇宙之神请求，盼神给关中灌入新的力和孕育新的人。我在关中清冽的夜空之下祈祷！
第二篇 西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