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内有“八虎”为伥，外有狐群狗党，俨然皇帝自居。武宗上朝时，刘瑾站在他的右方。群臣拜完君主，还要向他站的方向深深作揖，连眼都不敢向上翻。所以当时人称明武宗是“坐的皇帝”，称刘瑾为“立地皇帝”。于是，他在狐群狗党的怂恿下，又玩起了变更制度的把戏。
刘瑾把变更制度美其名曰“变法”。据《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所变法度，吏部有24条，户部有30条，兵部18条，工部13条。
刘瑾一伙首先改变吏部的官吏考选、升迁制度。打破了对官吏的定期考察，准许吏部不定期考核，这样就为其狐群狗党擅自任免、进退官吏开了方便之门。在举人、监生选官时，随意增减名额。因满刺加使臣亚刘原籍是江西人，他阴谋叛乱被凌迟处死，刘瑾就说江西人多系奸佞之徒，从此不许江西人做京官。焦芳与江西籍的彭华、李裕、尹直等人不和，就勾结刘瑾把江西省乡试名额减少50名，又随意增加陕西乡试名额100名，河南乡试名额95名，以此拉拢刘瑾和焦芳的同乡士人。前大学士、顾命大臣谢迁是浙江余姚人，因曾联名上疏要除掉“八虎”得罪了刘瑾。他死后，刘瑾下令：“不许给余姚人授京官。”
刘瑾甚至公开干涉会试。正德三年，大学士王鏊、尚书梁储主持会试，刘瑾写白条子，要求把他条子上50人全部录取。主考官觉得为难，刘瑾又特别为这次会试增加了50个名额。这50人中就有刘宇之子刘仁和焦芳之子焦黄中。
正德二年，刘瑾下令裁革各衙门官员数百人。但各地镇守太监、总兵、巡抚、副参将、游击将军等官职，只要是出自刘瑾门下，不论贪污、年老、多病，或政绩如何一概留用。都指挥使以下官员，只要刘瑾写个“委×××为×官”字样的白条子，兵部就立即照办，不敢再奏。在刘瑾的操纵下，吏部还放任各抚按官可以自行任命州县正职官员。
在户部方面，尤其以差官查盘钱粮为害最为酷烈。刘瑾知道各地郡县府库在钱粮方面有舞弊现象，于是将过去三年一查盘制度，改为不定期和经常派官员外出查盘钱粮，将查出财物装进自己的腰包。
正德二年（1507）三月，派官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十一月，又派人查盘天下粮食储备情况。正德三年（1508）五月，派官员查核各边地每年例银；七月又派人查盘两淮盐运司的收支情况。正德四年（1509），三月派直隶巡抚罗查盘万全、大宁二都司及其下属卫所军库器械；十二月，派人查盘两直隶及各省钱粮等等。刘瑾只听取查盘官员回来的汇报，一旦发现有粮质粗糙和霉烂变质的，立即下令将所在地方的巡抚、管粮郎中逮捕下狱，并勒令这些官吏加倍赔偿。于是，都御史周南等5人，布政司以下孙禄等10人被关进监狱；同时追逼补缴边防军粮，以致刘宪等人死在狱中。又如宦官韦霖查盘广东库藏，回奏刘瑾说库中所藏应解送京师之物多霉烂；又说梧州贮盐利军的赏银60万两还没有及时运到京师。于是，刘瑾下令逮捕原两广总督、现任都御史潘蕃和前总督刘大夏，以及前左布政使沈锐等899人，并全部罚他们运米到边库。这些受罚的官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失职造成的损失大小，而是在于他们过去是否得罪过刘瑾。如刘大夏，过去曾根据孝宗遗诏，上奏一次罢免宦官683人，又曾揭发过刘瑾的走狗——刘宇的罪行，因此，这一次不仅被抄了家，而且是70多岁的老人还被发配充军。
刘瑾还下令将天下府库中存留的钱粮，全部解送到京师，结果使郡县积储为之一空。而这些解到京师的财富一半都落入刘瑾的私人腰包。
刘瑾还插手盐法。正德四年九月，他奏请武宗免征天下户口食盐；令巡盐御史去亲自执行，严禁私自贩盐夹带。当时，太监杨镇以宫廷名义携带长芦盐去南京兑换银两购买丝织品，却又买私盐混装在一起，并在沿途向地方官要挟贿赂，结果被内厂告发。刘瑾派人在查核盐税时，杖打了巡盐御史王润，逮捕了前盐运使宁举、杨奇等人。杨奇被致死后，把他的孙女也卖掉了。然而，刘瑾本人却以购海鲜为名，夹带私盐，被长芦巡盐御史涂祯拒绝。刘瑾向涂祯索贿，涂祯却空手而去。刘瑾大怒，将他打了三十大棍，然后发配去了肃州。
在查核宫内贮藏银朱、乌梅、黄丹、百药煎之类的甲字库房时，刘瑾把尚书王佐以下173人分别降职或流放。
刘瑾还创行罚米法，他借罚米法惩治曾经得罪过自己的官员，让被贬职的官员把米运到边疆仓库，以充军粮。结果前任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前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弼，御史张津、陈顺、乔恕、聂贤、曹来旬等数十人，全都因此而倾家荡产。对已死去之人，刘瑾还下令逮捕他的妻子儿女。
在变更制度中，刘瑾还闹出了许多笑话。如招募六七岁的孩童为勇士，实在是荒唐之极。还有选派两广、南直隶（今江苏）、浙江等省一级的官员不用邻省人，漕运都御史不用江南人等，确实让人看不透这其中的鬼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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