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南征的明军攻下大理，平定云南全境。次年，南征大军班师，太祖留其义子沐英统兵镇守云南。沐英死后追封黔宁王，其后代从此世守云南，与明王朝相始终。全国统一之后，明太祖整顿地方官制，全国划设十三个布政使司。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由都指挥使司和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军民州、土州、土县等，统管军民之政。
麓川位于云南的西南端，与缅甸接壤，其辖境相当于今云南省瑞丽县及畹町镇等地。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在此设置军民宣慰使司，任命土蛮首领思伦发担任其职。宣慰使既是武职又是边疆土官最高职衔。为了安定麓川地区，明政府赏赐思伦发朝服冠带、织金交椅等物以示荣宠。但由于鞭长莫及，思伦发时服时叛，反复无常。思伦发死后，其长子思行发袭承父职。思行发死后，思伦发的次子思任发继任。思任发比其父兄更为狡猾，经常不给明朝廷纳贡，还不断侵犯附近其他边寨，抢掠财物人口。正统二年（1437），思任发公然反叛明朝。到正统五年（1440）时，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晟，都指挥方瑛等才将思任发的叛乱平息。思任发致书英宗皇帝，表示愿意谢罪进贡。
在如何处理麓川土司反叛这一民族事务上，正统初年的阁臣杨士奇等人不主张武力征讨。英国公张辅则认为思任发父子六十余年来，叛服无常，多次扰动军队征讨，应当予以严惩。这时，王振已经开始专权用事，为所欲为地处理一些军政大事。思任发上书表示甘愿臣服，这本是处理善后的问题，但毫无主见的英宗却让大臣们讨论此事。
兵部侍郎何文渊上疏认为麓川地处边远且狭小地区，不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而应以政治影响使该地区归顺臣服。首辅阁臣杨士奇、侍讲学士刘球赞同何文渊的意见。刘球还进一步分析整个边疆防务形势，指出北方“瓦刺终为边患”，应将边防重点放在西北地区。
然而，专擅威福的王振，却企图“示威荒服”，主张用兵。兵部尚书王骥等人不敢得罪王振，附合其一意孤行，说道：“麓川土司背负皇恩，怙恶不改，应当选将练兵，以昭天讨。”王振听后非常满意，于是麓川之役开始大规模兴起。
正统六年（1441）正月，王振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太监曹吉祥为监军，调发川、贵、湖广等地兵马15万众，分为三路，浩浩荡荡地直奔国境最西南的弹丸之地麓川。思任发见明军来势凶猛，压境而进，便利用错综复杂的地形之便，带领部众在龙川江设障相拒。王骥督军进攻，被阻于暗道、树排之前。几天后，大风骤起，王骥下令纵火焚烧龙川江，思任发的蛮众溃败。接着，思任发又组织人马，绕道袭击明军后背，但明军早有准备，思任发几次冲击都未奏效，只好退守寨中。明军副总指挥方瑛率兵猛攻敌寨，思任发排出象阵，被明军以箭矢击退。适值西风再起，王骥命再用火攻，大军发起环形攻势。蛮众阵脚大乱，被杀伤无数，思任发带着两个儿子仓惶逃入缅甸。明军凯旋班师，朝廷一片欢呼之声。王振大为高兴。蒋贵因功晋封定西侯，王骥封为靖远伯。
明军从麓川全部撤离之后，思任发父子从缅甸又杀回麓川，重占这一地区。王振得到报告后，气急败坏，复命蒋贵、王骥再次南征，务必平定西南一隅之地。这二人唯王振之命是从，调发大军50万，分路而进。明军与思任发的叛众激战一昼夜，思任发再次败逃缅甸境内。缅甸政府早已通过使臣得到明军方面的引渡要求，便派人把思任发及其随从30余人，押送交给云南地方官府。王振下令将思任发斩首，把人头装函送到京城。这时已是正统十一年（1446）了，明军虽然得胜奏捷，但动用数十万大军征讨边陲一隅，扰动天下，耗费甚为巨大，为征南大军转送粮饷物资，征用民夫无数，实在是得不偿失。“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全是由王振一人的意向所定。在征讨战争中，督军的王骥等人又乘机营私，让民夫为他们运送缯，与西南地区的土司们相交易，牟取厚利。为了邀功请赏，甚至捕杀当地渔户充作叛逆蛮众，给百姓带来无由之灾。
思任发虽然兵败被杀，但麓川地区并没有真正平服。王骥大军退走后，当地部落又拥立思任发少子思禄继续称乱。王骥深知麓川地形不利大军征讨，蛮部亦难完全剿灭，便与思禄签约，让其统领当地各部夷众，以金沙江为界，相誓永不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