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入宫之前也曾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官运，但久考无功。及至净身进入皇宫，二十多年还未显达，这使得他心中的贪欲因未实现而变得更加强烈。朱祁镇登基称帝之后，王振时来运转，欣喜异常。他所企求的，首先是权势地位，其次是金银财富，田园府宅。自从太皇太后张氏病故之后，王振便放手捞取钱财。他在皇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府第。又在住宅旁建造智化寺，刻石竖碑，为他自己祈福。京城内外有他的府宅好几处，都是宏丽宽敞，不亚于宫中建筑。
为了聚敛财物，王振公开地收取贿赂，卖官鬻爵。在王振恃宠弄权期间，他的门庭若市，昼夜不闭。那些阿谄逢迎者，争着向王振送礼行贿，以求升迁。那些畏惧王振威势的官僚，为了免受其害，也违心地登门送礼，以求消灾。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不忍榨取百姓血汗以奉权奸的，王振便寻找借口或诬陷罪名，予以整治。
各地官员凡进京朝见皇帝，必先拜见王振，纳财送礼。稍有怠慢，必遭祸殃。送礼者以百金为常，送千金者，王振心中高兴，就款待其人饱醉一顿。王振收取财贿，一向不问送贿者官位高低，行贿越多，王振越说其人政绩显著。因巴结行贿而升任兵部尚书的徐、工部侍郎王，竟公开声言自己给王振送礼，并代王振传言：凡是不愿送礼者，就是有意怠慢他。
江阴人徐颐，常熟人魏某，都是家富于财，也想谋个官职。徐颐以重金贿求于王振，便很快得到了中书舍人的职位。魏某走别的门路，化钱买来主事的职位。京城中人称徐、魏二人是“金中书”、“银主事”。
宣德年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的周忱，居官清正廉明。但他为避王振的气焰，在其新建私第完工后，不得不委曲求全，送上松江府织造的地毯。周忱没有开罪王振，得以在江南继续任职，政绩显著。
正统十一年（1446）3月，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入京朝见。官佐及友人劝于谦带上礼物，或者地方上的特产，以免招来不测之祸。于谦是永乐年间的进士，后经阁臣杨士奇举荐，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每到一地，轻骑简从，延访民间疾苦，兴利除害，深受百姓爱戴。“三杨”辅政时，对于谦非常器重信任，他所奏报之事，很快就予批准。于谦生性刚直不阿，不愿奴颜屈膝以事王振这个当道权阉。面对友人和下属的关切，于谦心中非常感激，他提笔赋诗道：“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将诗贴在中堂正厅，以明心迹。随后，他两袖清风进京，没有给王振送上财礼。王振早就忌恨于谦不阿从自己，便指派党徒李锡给于谦加上对皇上不满的罪名，将他关入大牢，问成死罪。消息传出之后，朝野一片哗然。河南和山西的官民闻讯，上万人赴京城请愿，请求无罪开释于谦。王振一看事情弄大了，怕惹出政局波动的麻烦，只好释放于谦，但仍罢免了他的巡抚之职。两省的官员气愤难平，再次赴京伏阙请愿，于谦才得以官复原职。王振以一己之私心，如此随意处分大臣，扰乱朝纲，足见其威权之盛，足见英宗朝政治黑暗腐败之程度。
王振自己直接收受臣民财礼贿赂之外，又驱使他的亲信党羽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他的走狗郭敬，是大同镇守太监，每年按主子的旨意，制造铜铁箭头送给塞外的蒙古瓦刺部，瓦刺则以良马回赠。
王振迷信佛教，于正统十三年（1448）重修庆寿寺，动用民役上万人，耗费资财数十万。重修的庆寿寺雄伟宏观，老百姓怨声载道，以歌谣“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痛骂此事。
早在正统五年（1440），王振还乱发度牒，佞佛敛财。所谓“度牒”是古代官府发给僧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凡俗人出家为僧，需由官府审查，合格后方才发给度牒。有度牒的僧人可以免除赋税劳役。王振在半年时间里，卖出度牒2万余份，弄得京城街头随处可见和尚、道士。这些游荡社会的寄生阶层，不事产业劳作，又不纳税服役，不仅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大量地空耗人力财物于虚妄的宗教活动。
王振擅权招贿，多方聚敛，在他死后被抄家时，竟发现有金银60余库，玉盘百面，高达六、七尺的珊瑚数十株，其余珍货宝物不可胜计。在京城和各地，王振还广占田地庄园，畜养马匹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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