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政治十分黑暗。宋徽宗在位20来年，最宠信的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李彦一伙，这些人权势熏天，当时人称之为“六贼”。当然，除了这六名超级大贼之外，北宋朝廷还造就了如杨戬、高俅等这一类的次一流大贼，至于中等奸贼和小蟊贼那更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徽宗一朝，可以说是一个豺狼当道、群贼肆虐的时期。
“六贼”之首蔡京，前文我们已经约略作过介绍。通过童贯的中介，他爬上了宰相的高位，立即重用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变更法度，打击政敌。在蔡京的眼里，权力就是一切，为了追求更大的权力，为了巩固自己已获得的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友谊、亲情都可以抛之九霄云外。在他三次任相期间，箝制朝臣和排斥异己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为了权力引发的冲突，竟会使他视亲人如寇仇。早在神宗时，蔡京与他弟弟蔡卞同在朝廷任中书舍人，满朝大臣为之羡慕不已。蔡卞还乞请皇帝，允许他上朝时站班在其兄长之下，颇有敬上礼让之心（宋朝入官以先后为序，蔡卞任中书舍人要早于其兄，按规定站班应在蔡京之上）。等到徽宗拜蔡京为相后，这亲兄弟却渐渐反目成仇。原来，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一直认为他丈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绝对正确的。而这时，他哥哥打着绍述的旗号，所行与王安石变法大异其趣，已使他有些看不惯。加上他哥任京官比他迟，地位却在他之上，老是压他一头，使他不能当上宰相，心里就更不满了。因此，朝中商议大事，他时时故意跟哥哥唱反调。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宋徽宗想任命童贯担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蔡京一心迎合徽宗旨意，全力支持。蔡卞身为枢密院长官，却坚决反对，认为用宦官主持一方面的军事，肯定会误事。右丞张康国就以神宗用李宪的旧例为证，说明任用童贯也不为过。蔡卞却说：“神宗重用李宪，已经不是什么美事。好歹李宪还懂一点军事，童贯却对将略一窍不通，毫无所长。将来一旦用他，必会败坏边疆军事。”蔡京就在徽宗面前，马止反驳蔡卞观点，两兄弟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蔡京言辞锋利，不时还夹杂些冷嘲热讽，这使蔡卞实在难以忍受，便愤而提出要辞官回乡。最后，宋徽宗仍按自己的想法任命了童贯，把蔡卞降职，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出知河南府。
蔡氏兄弟争权，很快就在朝野传为笑谈。但蔡京却不知羞耻，为了贪恋权位，进一步又上演了父子倾轧的丑剧。蔡京的长子叫蔡攸，字居安。他早年对端王恭敬异常，获得了端王的好感。赵佶即位后，他迅速受到宠用。蔡京首次罢相前，宋徽宗先把蔡京的死党刘、刘焕等贬出京城，并暗中授意御史中丞王安中上章弹劾蔡京，为罢免他作准备。蔡攸这时在宫中管奏章文籍，因而提前获知此事。他马上跑到徽宗跟前，磕头如小鸡啄米一般，替他父亲苦苦哀求，缓解了徽宗的不满情绪。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蔡京的三个儿子蔡、蔡攸和蔡及蔡攸的儿子蔡行都在朝廷任大学士。蔡攸更加衔开府仪同三司，他妻子宋氏时常出入后宫，如走平地；他儿子蔡行领殿中监，宠信的程度不亚于其父。随着蔡攸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与其父的权力冲突也越来越明显。一些奸诈浮薄小人，见有机可乘，便从中故意离间。因而，父子之间权势冲突加剧，相互倾轧之事不时发生。他们各立门户，在朝廷内外拉帮结派，相互攻击，亲父子逐渐变成了仇人。宋徽宗曾给蔡攸赏赐了一座宅院，平常也没啥用场。到这时，蔡攸就干脆搬出去，与父亲分居另住。有一天，蔡京正在家里跟客人谈话，蔡攸突然前来拜谒父亲。蔡京就让客人暂时在侧房避一会儿。蔡攸一进屋，就拿起父亲的手，装作诊脉的样子，然后说：“父亲大人脉势舒缓，是不是身体不适啊？”蔡京说：“没有啊！”蔡攸立即接上去，说：“没有就好！宫里现在正有公事，儿子告辞！”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那位客人透过门缝，看见了这一切，就问蔡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令郎那是什么意思？”蔡京回答说：“先生真的看不出来吗？这小子是盼我有病好罢我的官啊！”过了几天，宋徽宗果然令蔡京致仕（退休）了。
后来，北宋联金攻辽，企图收复燕云旧地。大军出发时，蔡京给蔡攸写诗饯行，字里行间，故意暗暗流露出不赞成此举的意思，目的就是预作后路，万一北伐失败，他便可以用此诗为证替自己开脱，却全然不顾这首诗对他儿子的前程会有什么影响。因此，旧史对蔡京就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说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为了权力，在皇帝面前专门找别人的过错，加以攻击，借此来显示自己的正确。只要一听说皇上要罢免他，他就急匆匆入宫见皇上，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万般哀求，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廉耻二字。他的亲人之间，相互见利忘义，为了争权夺利，竟弄得兄弟、父子反目成仇。
就是这样一个无耻小人，却长期控制着北宋的朝廷大权，他的六个儿子、四个孙子同时担任执政和从官，至于其亲朋好友、徒子徒孙也是个个声势煊赫，享尽了荣华富贵。最令人奇怪的是，蔡京在徽宗一朝，竟然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崇宁元年七月，蔡京初次任相，胡作非为了一番后，至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罢相，免为中太一宫使，仍留住京城。到次年正月，蔡京在幕后稍作活动，便二次任相，到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又罢相，仍为太一宫使。太学生陈朝老、大臣石公弼、洪彦升、毛注等纷纷上书，指陈蔡京种种罪状，要求徽宗予以严惩，并逐其离京，但徽宗却不加理睬。后来，实在由于上书攻击蔡京的人太多，徽宗为了平息众愤，只好将蔡京贬至杭州，但过了一年多一点，蔡京就又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从杭州召到京城，徽宗亲自在内苑太清楼设宴款待。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五月，令蔡京三日一次，到都堂议事；直至六年四月，仍令蔡京三天朝见一次，正公相位，总治三省之事。后来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徽宗下诏令蔡京致仕，但朝朔望。这中间，王曾任相数年，到六年（公元1124年）底，徽宗又令蔡京领三省事。这时的蔡京已四次柄政，年老昏花，不能实际理事，一切全由儿子蔡代为处理。整个徽宗时期，蔡京屡罢屡起，“权势震赫，举朝结舌”，从而成为“六贼”中的头号大贼。
王字将明，是开封祥符人。虽然他长得风姿卓美，目睛如金，又能言善辩，但却以善佞而著称。蔡京致仕后，他曾继任宰相。徽宗由于宠信他，便在昭德坊赐他房宅，左邻就是已故门下侍郎许将的家院。王曾象孝敬老子一样地服侍宦官梁师成，称梁为恩府先生，便仗着梁师成的势焰，逼夺许家的房产，大白天就派了一帮恶奴，把许家的人全都赶出了家门，满京城的人都为之愤愤不平，却又奈何他不得。宦官梁师成更是权势熏天，他掌管御书号令，徽宗喜欢用“御笔”发布命令，梁师成便专门收买了一批擅长书法的小官吏，让他们模仿宋徽宗的字体，借以假传诏旨，反正朝廷衙门中也分辨不出真伪来。由于他有这样的本领，王便父事他，蔡京父子也要处处讨好他，京城里人人都称他是“隐相”，执朝、侍从等高官，出于他门下的多得不可胜记。朱因他父亲朱冲的缘故，得到蔡京的特殊照顾。童贯收复湟、鄯、廓诸州时，蔡京关照童贯，让把朱氏父子的姓名也写在军籍中，作为有功人员上报朝廷，从而得到美官。嗣后，朱一心一意主持苏杭应奉局，竭力为宋徽宗搜罗奇花异石，特别受到徽宗的宠爱。凡对朱奉承的人，想做什么高官都能如愿，不讨好他的人，很快就会被罢官，因此，东南一带刺史、郡守，十有八九都出自他门下，被当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另一位宦官李彦也不甘落后，他在北方的汝州设局，大肆敲诈勒索，搜括民田，人称他为朝廷“结怨于西北”。
“六贼”当中，仅宦官就占了一半，童贯厕身其间，又成为“六贼”中的宦官之首。这帮奸臣，相互勾结，势力在朝廷内外盘根错节，一般正直的官员几乎就无法扳倒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这伙人又竭力在各个方面投徽宗之所好，助纣为虐。宋徽宗对道教神仙方术感兴趣，蔡京就为他到处引荐方士。有一次祭天时，宋徽宗突然装神弄鬼，说他好象看到了天上有楼台殿阁。蔡攸正在旁边，就煞有介事地说他也看到离地几十丈的云端确实有楼台殿阁，而且还有道流童子隐约出现。徽宗好道教，便讽劝道院上章册奉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蔡攸就说有什么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大肆奉迎。为了讨好徽宗，他们一个个丑态百出。王、蔡攸等人，在陪伴徽宗赴宴时，自己却身着短衫窄，脸上涂脂抹彩，弄得花花绿绿的，就好象市井娼妓和唱戏耍杂的一样，口里也说的是粗俗不堪入耳的淫词浪语，徽宗却听得津津有味。
宋徽宗和“六贼”为了粉饰太平，以掩盖他们那种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便挖空了心思，引经据典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寻找美丽的借口。蔡京把《易经》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两句话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口号，宣称宋朝的礼乐制度和宫室规模，都与宋徽宗君德之隆盛及国家之富强不相匹配，必须广建宫室，重修礼乐。蔡京又鼓动徽宗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奉。”蔡攸也劝说皇上：“人主应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多少，岂能让它白白流逝？陛下又何必徒自劳苦呢？”宋徽宗本来就是个贪玩的昏君，对此当然乐于接受。从此，宋王朝便大兴土木，制礼作乐。首先仿照夏周制度，用22万斤铜，铸造了显示皇权浩大的九鼎，又兴建有九座大殿的九成宫，用来安放九鼎。接着下令从各地搜刮大木料，每天役使万余名工匠，兴建祭祀用的明堂。凡是能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事，无不一一兴办。
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蔡京怂勇徽宗修建延福宫。为了完成此事，蔡京就把童贯、杨戬、贾详、何、蓝从熙五个大宦官召集起来，暗示他们大内宫殿窄小。这五人一点就通，联袂入宫请求皇上用延福旧名重建新宫。自从童贯当年南下苏杭置局以来，江南的牙、角、犀、玉、金、银、竹、藤等就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京城。崇宁四年（1105年）十一月，朱开始主管苏、杭应奉局，大肆搜刮东南奇花异石，通过运河和汴河，用船送入京城，称为“花石纲”。经过十年的榨取，首都的大宦官们已是个个富埒王侯，因而，童贯等五人便自请分任工役。他们在大内北拱宸门外拉开架势，互相竞争着显示自己的侈丽高广，又各为制度，互不重复。到八月，新延福宫修成，号称“延福五位”。新延福宫东西配大内，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其间殿阁亭台相望。又凿池为海，疏泉为湖，还修筑了许多鹤庄、鹿砦、文禽、奇兽、孔翠诸栅，豢养着各种珍禽奇兽。名木嘉花及怪石堆砌而成的假山，更是不计其数，其幽胜宛若天成，不象是人间尘境。不久，又在京城东北部兴建更大更奢华的“艮岳”，直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方成。
艮岳又名万岁山，周围十几里，最高一峰90步，峰顶有凉亭，称为介亭。然后分东、南二岭，直接南山。在峰峦起伏间，亭台楼榭比比皆是，下设平地，池沼洲渚遍布，堂阁轩馆星罗棋布，花石竹木，鸟虫鱼兽随处可见。修成后，宋徽宗专门写了篇《艮岳记》以记其胜。随后，童贯等群阉兴筑不已，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台楼观不可称纪。“六贼”们仍觉意犹未足，最让他们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士木虽极宏丽，但各地上贡的珍禽却不能驯化。恰好，这时开封城内有一个姓薛的老头，平常以养犬弄鸟耍猴为生。他听到一点风声后，便到童贯府上毛遂自荐，愿在艮岳林泉圃间驯鸟。童贯喜出望外，满口答应。这位薛翁就天天让人集舆卫鸣跸，顶张黄盖，模仿天子巡游其间。然后用大盆盛上肉炙粱米，散放地上，自己学鸟叫招引百鸟来集。过了一个多月后，艮岳一带珍禽四集，不用薛翁假装鸟鸣也能自由飞翔，立在鞭梢扇子上也不怕人。于是，薛翁自己命名其住所为来仪所，招致四方养鸟驯犬之徒来协助自己，并让朝廷设官员专门管理。有一天，徽宗游艮岳，突然听到百禽聚鸣，声音清脆悦耳，抬头一看，见几万只飞禽上下翱翔。薛翁这时跪在道边，高声奏道：“陛下，万岁山瑞禽迎驾！”徽宗大喜，立即赏给薛翁官做，又赐给他大批金银财物。在朝廷大兴土木的同时，朱、李彦等人千方百计搜刮到的花石竹木，也有不少落在“六贼”及其党羽手中，他们无不在京城为自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宅院，所用材料当然绝不是他们自己掏腰包买的。
童贯握兵权20年，权倾一时，其家门前天天车水马龙，奔走谋求一官半职者辐辏成市。一时间，其狐群狗党“趋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门”，他的仆役几百人都一个个成了高官显宦，甚至于胥吏、门客中都有升任节度使的。他与蔡京等人紧紧勾结在一起，公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当时民谣讽刺说：“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童贯由于权势太大，便常常狂妄自为，不遵朝廷法度。宋夏议和后，西夏使臣上表归顺，临走时，童贯给他送了一份北宋的誓诏，夏使坚不接受，童贯就强迫他带上，夏使不敢硬顶到底，只好带到边境线上，扔到路上完事。此举使北宋国体受辱，却完全是由童贯的骄横态度一手造成的。按照北宋的制度规定，近边生产、生活水平较高的熟羌不能授任为汉官，但对童贯来说却是一纸空文，他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哪个也阻止不了。因此，他喜欢的熟羌往往被授予汉官，甚至有的都当上了节度使。
“六贼”一伙无法无天，并不是没有人反对他们，只是他们一手遮天，反抗者往往被碰得头破血流。童贯位极人臣，权高震主，便有人上书弹劾其罪过，朝廷为此曾派方劭专门前去调查。不料，方劭一出国门，童贯就得到了消息。他先派人把方劭的一言一行都侦察得清清楚楚，然后恶人先告状，秘密上奏徽宗，反而给方劭罗织了一大堆罪名。结果，方劭反被治罪，流放到外地病死，由此可见童贯打击政敌手段之狡猾。童贯在打击政敌方面有许多惯用伎俩，在同伙相互倾轧时也有许多诡秘的招术。童贯后来镇压方腊起义时，曾取消了苏杭应奉局，为此而得罪了宰相王。王就在皇上跟前说：“方腊作乱是由于茶盐法逼使的缘故，而童贯却听信奸人之言，把过错都归到陛下身上。”徽宗一听大怒，便对童贯顿生不满。宫内太监把这一事告诉童贯后，童贯决定治治王，便展开活动，设法让徽宗再次起用蔡京为相，以此剥夺王的权力。王一见童贯动了真格的，也非常惧怕，就又折简通诚于童贯。这时徽宗令童贯领兵伐辽，王就极力促成其事，童贯出发前，王更当面讨好童贯说：“太师如果北行，王愿尽死力以效犬马之劳！”连当朝宰相都如此怕童贯，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位“媪相”的权势到底有多大了！
宋徽宗和“六贼”一伙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推了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这时，民间广泛流传着的歌谣说：“打破筒（筒指童贯），泼了菜（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这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反抗烈火就要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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